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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两汉对外的交通
中国人是以闭关自守著闻的。世界打成一片，是近代西洋人的事业，然则中国人在这方面的能力，是不及西人了。闭关自守，是从政治言之，至于国民，则初未尝有此倾向。中国未能将世界打成一片，盖因前此未尝有近代的利器，又因其社会组织与今不同，所以彼此交通不能像现代这样密接。至于中国人活动的能力，确是非常之强的。如若不信，请看中国对外的交通。
中国对外的交通由来很早，但古代的情况如何，书缺有间，所以只得从两汉时代说起。两汉时代的对外交通，又当分为海陆两道。
亚洲中央的帕米尔高原是东西洋历史的界线，自此以东为东方人种活动的范围，自此以西为西方人种活动的范围，而天山和印度固斯山以北，地平形坦，实为两种人接触之地。当汉时，西方人种踪迹最东的是乌孙，与月氏俱居祁连山北。自此以西，今伊犁河流域为塞种。又其西为大宛。其西北为康居。大宛之西，妫水流域为大夏。又其西为安息。更西为条支。在亚洲之西北部的为奄蔡。自此以西，便是欧洲的罗马，当时所谓的大秦了。
汉通西域，是因月氏人引起的。汉初，月氏为匈奴所破，西走夺居塞种之地。后来乌孙又借兵匈奴，攻破月氏，于是月氏西南而走，击服大夏。汉武帝想和月氏共攻匈奴，便于公元前122年，遣张骞往使。是时河西未辟，骞取道匈奴，为其所留，久之，才逃到大宛。大宛为发译传导，经康居以至大月氏。但大月氏已得沃土，殊无报仇之心，张骞因此不得要领而归。然而中国和西域的交通，却自此开始了。当张骞在大夏时，曾见邛竹杖和蜀布，问从哪里来，大夏人说，是本国贾人，往市之身毒。于是张骞说：“大夏在中国的西南一万二千里，而身毒在大夏的东南数千里，该去蜀不远了。”乃遣使从蜀去寻觅身毒。北出的为氐、筰所拦，南出的为嶲、昆明所阻，目的没有达到。不过，传闻嶲、昆明之西千余里，有乘象之国，名曰滇越，“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这滇越，该是今缅甸之地。可见，中、印间陆路的交通，在汉代虽然阻塞，而商人和印度半岛，应是早有往还了。自汉通西域以后，亚洲诸国都有直接的交往。唯欧洲的大秦，则尚系得诸传闻。后汉时，班超既定西域，遣部将甘英往使。甘英到条支，临大海欲渡。安息西界船人对他说：“海水大，往来逢善风，三月乃得渡。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入海人皆赉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英乃不渡而还。公元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后汉书》说，这是大秦通中国之始。226年，又有大秦贾人来到交趾，交趾太守吴邈遂遣使送诣孙权，事见《梁书·诸夷传》。中、欧陆路相接，而其初通，却是走海道。“水性使人通，山性使人塞”，也由此可见一斑了。
海道的贸易，则盛于交广一带。西洋史上，说在汉代日南、交趾之地，是东西洋贸易的中枢。案《史记·货殖列传》说：“番禺为珠玑、玳瑁、果、布之凑。”番禺，便是现在广东的首府；珠玑等物，都是后来通商的商品。在广州的贸易，在当时也很发达了。《汉书·地理志》说：“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徐闻、合浦，都是现在广东的县，其余国名不可悉考。而黄支，或云即西印度的建志补罗。若然，则中、印的交通，在陆路虽然阻塞，而在海道，又久有使译往还了。又《山海经》一书，昔人视为荒唐之言，据近来的研究，则其中确实含有古代的外国地理。此书所载山川之名，皆及其所祀之神，大约是方士之书。其兼载海外诸国，则因当时方士都喜入海求神仙，所以有此记录。虽所记不太真确，然实非子虚乌有之谈。据近来的研究，《山海经》所载的扶桑，便是现在的库页岛，其他如三神山指日本，君子国指朝鲜，白民系在朝鲜境内的虾夷，黑齿则黑龙江以南的鱼皮鞑子。又有背明国，则在今堪察加半岛至白令海峡之间。果然则古代对东北，其航线所至，也不可谓之近了。
第五章
两汉的学术
不论什么事情，都有创业和守成的时代。创业时代，诸家并起，竞向前途，开辟新路径；到守成时代，就只是咀嚼，消化前人所已发明的东西了。两汉时代的学术，正是如此。
当战国时代，百家并起，而秦是用商鞅而强国，用李斯而得天下的。秦始皇又力主任法为治，这时候，法家之学，自然盛行。楚、汉纷争之时，纵横家颇为活跃。然而天下已定，其技即无所用之。不久，也就渐即消沉了。在汉初，最急切的要求，便是休养生息，黄老清静无为之学，当然要见重于时。所以虽有一个叔孙通，制朝仪，定法律，然而只是个庙堂上的事，至于政治主义，则自萧何、曹参，以至于文帝、景帝，都是一贯的。
但是在汉初，还有一个振兴教化、改良风俗的要求。这种要求，也是君臣上下同感其必要的。汉人教化的手段，一种是设立庠序，改善民间的风俗。一种便是改正朔、易服色等。前者始终未能实行，后者则未免迂而不切于务，而且行起来多所劳费。所以汉文帝等都谦让未遑。武帝是个好大喜功之主，什么兴辟雍、行巡守、封禅等，在他都是不惮劳费的。于是儒家之学，就于此时兴起了。
自秦人焚书以来，博士一官，在朝廷上，始终是学问家的根据地。武帝既听董仲舒的话，表彰六艺，罢黜百家。又听公孙弘的话专为通五经的博士置弟子。于是在教育、选举两途，儒家都占了优胜的位置。天下总是为学问而学问的人少，为利禄而学问的人多。于是“一经说至百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儒家之学遂臻于极盛了。
汉代儒家之学，后来又分为两派：便是所谓今古文，为学术界上聚讼的一个问题。所谓今古文者，今文便是秦以后通行的隶书，古文则指前此的篆书。古人学问，多由口耳相传，不必皆有书本。汉初经师，亦系如此。及其著之竹帛，自然即用当时通行的文字。这本是自然之理，无待于言，也不必别立名目的。然而后来，又有一派人，说前此经师所传的书有缺误。问其何以知之？他说：别有古书为据。古书自然是古字写的。人家称这一派为古文家，就称前此的经师为今文家。所以今文之名，是古文既兴之后才有的。话虽如此说，然而古文家自称多得到的书，现在都没有了。其所传的经，文字和今文家所传的，相异者极少，且多与意义无关。所以今古文的异同，实不在文字上而在经说上。所谓经说，则今文家大略相一致；而古文则诸家之中，自有违异的。大约今文家所守的是先师相传之说；古文家则由逐渐研究所得，所以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