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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吉看看我，但我很快躲过了他的眼神。我的哥哥对遗传性有多少发言权呢？啊，对了，在他自己的孩子身上倒还可以——他自己的骨肉。可是对博呢？什么时候，人们才能承认，又能在多大程度上承认，他身上有些东西明显是从别人那里继承来的呢？从他留在非洲的亲生父母那里。还有反过来：赛吉又能在多大程度上与他的养子的行为划清界限呢？
“我什么也不怕，”赛吉说，“我只是很讨厌你这样粗鲁地对待一个人。我们才不要做这样的人。那个男人只不过是在做他的工作罢了。”
“是谁先开始用粗鲁的语气说话的？”芭比反问道，“嗯？是谁开始的？”她的声音变得更大了。我探了探四周，周围的桌子上已经朝我们转过来了好多脑袋。这当然是很有趣的事啦，一个与我们未来的首相同桌的女人提高了嗓门。
赛吉似乎也意识到了逼近的危险。他向桌子倾了倾身子，轻声说道：“芭比，求你了，我们现在先到这儿吧，下次再继续讨论。”
在每一场家庭纷争中——在斗争和战争中也一样——总会有一个时刻，双方或其中一方可能会让步，使情况不再继续恶化下去。眼下就是这样的时刻了。我迅速地想了一下，我最好该怎么做。作为家庭成员和用餐同伴，我们的角色早已被设定好了，该参与调解，说些安慰的话，让争吵的双方可以重新相互靠近。
可是，如果诚实一点，我真的有兴趣那样做吗？我们真的有兴趣那样做吗？我向克莱尔望去，在同一时刻她也望着我的眼睛。她的嘴角边挂着一丝外人看不出的微笑，不过确实是微笑，嘴角附近还有肉眼无法察觉出的抽搐。除了我，没有人知道这看不见的抽搐的含义了，而我知道它意味着什么：克莱尔也不觉得有任何插手的必要，跟我一样。我们不会做什么把这两个争吵的人分开，相反，我们会尽一切所能让其愈演愈烈，因为这才是此刻最适合我们做的事。
我向我的妻子眨眼示意，她也回眨了一下。
“芭比，求你了……”——不是赛吉说的，而是芭比自己。她在用一种夸张造作的语调学赛吉讲话，把他演得像个哭哭啼啼、吵着要冰激凌的孩子。他这会儿不该再这样哭闹呀，我想着，看着挂在鼻子上的冰激凌，他已经有冰激凌了呀。我差点笑出来，克莱尔一定看到了，所以向我摇摇头，又眨眨眼示意。现在别笑！她的眼神在说，不然会把一切都搞砸的，我们就会变成出气筒，争吵就会结束的。
“你简直是个胆小鬼！”芭比喊道，“在你妻子觉得这甜点恶心得无法形容的时候，你该为我撑腰，而不是只想着你自己的面子，想着别人会怎么看你，你的朋友会怎么说！托尼奥！托尼或者安东对他来说一定是太普通了，听上去太像花椰菜和豌豆汤了！”她把餐巾扔到桌上——太重了，因为它碰到了酒杯，酒杯翻倒了。“我再也不会来这儿吃饭了！”芭比说。她已经停止了喊叫，但她的声音仍旧可以传到四张桌子开外的地方。很多人的餐具从手上掉落了下来，更加抑制不住要往我们这边看，不过要想不看还真是不可能。“我要回家。”芭比说，现在已经轻一些了，几乎重新回到了正常的分贝值。
“芭比，”克莱尔说着向她伸出一只手，“亲爱的……”
克莱尔的时机掌握得堪称完美。出于赞赏，我向我的妻子笑了笑。红酒在桌子上漫开来，大部分都流向了赛吉。我的哥哥从椅子上站起来，开始我还以为，他是害怕红酒滴到他的裤子上，然而他向后推开椅子，站了起来。
“我也没有兴趣再这样闹下去了。”他说。
我们三个人都看着他。他把餐巾从腿上拿下来扔到桌上。我看到冰激凌已经开始融化，一条香草小溪已经沿着杯壁流了下去，到达了玻璃杯的底部。“我失陪一下，”他说，“出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他向我们的桌边跨了一步，然后又回来了。“很抱歉，”说着，先看看克莱尔，然后又转向我，“很遗憾事情发展成现在这样。我希望我们马上，等我回来的时候，就可以安安静静地讨论我们原本必须讨论的事。”
其实，我原本希望芭比又爆发起来，把什么东西砸向他的头，一边叫道：“好哇，你走哇！走哇！走了才好呢！”可是她什么也没说——老实说，还真让我有点遗憾。这本来该是个多完美的丑闻啊：一个著名的政客，垂头丧气地离开了餐厅，他的妻子还在后面大喊大叫，说他是个笨蛋、胆小鬼。这件事就算永远不会见报，也一定会像野火一样迅速蔓延开来，从一张嘴传到另一张嘴，然后几十个、上百个，谁知道，也许成千上万的潜在选民都会知道，这位政客就是赛吉·罗曼，这个跟你我一样的男人，也会有很普通的婚姻问题，像所有人一样，包括我们。
问题是，夫妻争吵是会让他失去选票呢，还是也许会给他带来新的选票呢？也许夫妻有争吵反而让他显得更加人性化，不幸福的婚姻会更加拉近他和选民的距离。我看向他的冰激凌，又一条小溪流到了杯底，并到达了桌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