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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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新的治疗法，使得绪兰有了第一种变化，这变化乃是身体上的。多年以来，因为长期焦虑，他的呼吸甚是微弱，似乎始终活在窒息的边缘。而现在，几乎突然之间，他的呼吸膈膜开始活动，他可以深深地吸气，他的肺可以吐纳那赋予人生命的空气：“我所有的肌肉曾僵化，似乎被钩子扣死了，但现在有一个钩子松开了，然后是另一个，这一切真是轻而易举。”他在他的身体中感知到一种类似心灵解放的快慰。那些身受哮喘、花粉热之苦的人知道自己的身体被外部环境隔离时的那种痛苦，而一当他们康复，那种狂喜又是何其真切。

在灵魂的层面，绝大部分人也身患类似哮喘的毛病，但却只是间歇性地、隐晦地觉得自己困于一种慢性窒息的状态之中。然而有一些人却很清楚，自己是不能呼吸者，于是，他们绝望地渴望着空气，当他们终于努力让空气灌满自己的肺部，他们感受到的又是何等不可言喻的幸福啊！

在他那古怪的职业生涯中，绪兰忽而感觉自己要被掐死，忽而又觉得自己重获呼吸，仿佛被锁于令人窒息的黑暗之中，忽而又被移至顶峰面朝太阳。他的肺反映了他的灵魂状态，当灵魂被堵塞，则呼吸被扼住而僵硬；当灵魂开放容纳，则呼吸翕张有力。紧绷、拉紧、变狭等词，及其反义词膨胀，在绪兰的文字中反复地轮流出现。这些词描绘出他的经历中最主要的事实，即他在紧张与释放这两个极致状态之间如何来回摇摆，即他如何在内心收缩之时丧失自我而在内心扩张之时则容纳更广大的生命。这种经验与曼恩·德·比朗在日记中详细描写的经验是一致的，这种经验也在乔治·赫伯特、亨利·沃恩的一些至美诗行中出现，这种经验，实在是一系列无与伦比的经历。

在绪兰的案例中，心理上的缓释作用有时会伴随一种非常特别的胸部扩张。有一次，他发现自己的皮马甲原本前面是用绳子系紧的，但是因为他陷于奔放的狂喜之中，不得不将马甲松开五六英寸。［当圣菲利普·内里年轻的时候，曾感到巨大的狂喜，以至于他的心脏永久扩张了，且撑断了两根肋骨。尽管如此（或者也正是因为如此），他活到高寿之年，直到死都在勤奋工作。］

绪兰常常意识到，在呼吸与灵魂之间，不仅有词源上的联系，而且还有实际的关系。他列出了四种呼吸，包括了魔鬼之呼吸、自然之呼吸、恩惠之呼吸，以及荣耀之呼吸。他向外界保证，这四种呼吸他都逐一体验过了。可惜他并未就此做详细论述，因此我们也就对他在“吐纳”领域的真实发现一无所知。

亏了巴斯蒂德神父的善良，绪兰重新找回了人类一员的感觉。可惜巴斯蒂德或许能为凡人仗义执言，却不能代替上帝发声——或者更确切地说，不能代替绪兰概念中那个他所珍爱的上帝。这病人确能再次呼吸，但是，他却仍然不能阅读、写作、吟诵弥撒、行走、进食，或者舒便且不带剧痛地脱衣。此等无能使绪兰坚持认为自己依然受着诅咒，由此带来恐惧、绝望。能使绪兰从这种情绪里分心的，也只有疼痛和疾病了。他的精神要感觉舒适一些，只能以身体感觉更加糟糕为代价。

绪兰的疯狂，其中最怪异的一点是他的心灵中有一部分从来都没有出过问题。虽然不能阅读、写字，也不能不带痛苦地做那些最为简单的动作，虽然他确定自己受了诅咒，并被自杀、渎神、不洁、异端的冲动所缠绕（他一度自信自己是一个加尔文派，而在另一些时候，他又信仰摩尼教，且照此教义行事），但在他漫长受苦的全过程中，绪兰文学创作的能力丝毫未受损伤。在他发疯的第一个十年中，他主要创作韵文。他会根据流行的音乐创作新的歌词，他将数不尽数的民谣和饮酒歌改编为基督教的颂歌。且举如下一首，这歌是关于亚维拉的德兰和热那亚的圣凯沙伦<a id="ch14-back" href="#ch14">⁽¹⁴⁾</a>，改自一首名为《圣人陶醉于爱》的民谣，调子则借用了《我碰到一个德国佬》。

瞥过去，看看那边有美妙处女世间稀见她名为德兰她面上荣光明亮显出她已然嗅见那合她心意之佳酿

她且对我把话讲：“瓶塞推下畅饮这酒同我一起歌唱：‘上帝，上帝，上帝我渴慕的上帝喂你赐人快乐其余世间事无非是烦恼。’”

还有一位热那亚人她的心也满装这佳酿显身而来，陪伴上帝

她亦满面红光呼喊着：“纯然佳酿味道芳香。”

这韵文气势甚弱，趣味粗粝，原因倒不在于绪兰身体的无力，而是他缺乏天赋。无论是清醒还是疯狂，他的诗都好不到哪里去。他那惊人的天赋其实在于他用散文清晰、穷形尽相地阐述某个主题的能力，而这正是病情发展到下半个阶段时他所做的事。他在脑中打好草稿，然后每晚向一名抄写员口述，以此方法，他在1651到1655年间，完成了他的伟大著作《心灵教义问答书》。这部专著，就其视野和内在价值而言，可以媲美他的同时代人、英国的奥古斯丁·贝克所写的《神圣智慧》一书。此书的十二开版本超过了一千页，但不管书有多厚，这本《心灵教义问答书》的可读性仍然很高。不错，表面上这书并不令人感兴趣，但这不是绪兰的错，因为他那种原本老式的亲切文风在当代的修订版中消失无踪，照十九世纪的编辑们常说的（算是无意识的讽刺），那是有“一只友好的手”对这本书动了手脚。幸运的是，这只友好的手到底不能破坏此书的本质优点，如简练（甚至在进行最微妙的分析时）、实事求是（甚至在处理神圣崇高的主题时）。

当绪兰在创作他的《心灵教义问答书》时，他没有办法借鉴参考书，或翻阅自己的手稿。尽管如此，本书仍然参考了众多著作，且引证非常恰当；文字的组织也格外令人钦佩，同样的主题反复回响，每次或从不同角度予以论述，或精巧地不断加深论述。在身体残疾的情况之下能创作如此一本书，所需要的是惊人的记忆力和非凡的专心。但是，虽然绪兰在创作过程中身心已经比过去有相当的改善，却仍旧被普遍看成一个疯子——这倒不是没有理由。

思路清晰、完全掌控自身的智力，却处于发疯之中，这必定是最糟糕的人生经验。绪兰的理性毫发不伤，却无助地旁观着自己的想象、情感、植物性神经系统合力施为，如罪恶的疯子一般，下定决心要毁灭他。归根结底，这是一场争夺战，作战的双方是那积极的自我和种种暗示的受害者。在争夺战中，绪兰既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竭尽全力处理实际问题；也作为一个咬文嚼字者，借助词语创造出丑陋的拟态真实——如此一来，他感到恐惧和绝望也就情有可原了。

绪兰的案例，不过是人类普遍困境的一种极端表现。话说“太初有道”<a id="ch15-back" href="#ch15">⁽¹⁵⁾</a>，就人类历史而言，这一描述完全正确。正是语言，使人从动物性中脱离，使人不再具有动物般的纯真和适应自然万物的本领，却陷于疯狂和恶行。词语，既不可或缺，也非常致命。有关世界的诸多命题被视为工作假设<a id="ch16-back" href="#ch16">⁽¹⁶⁾</a>，通过这一工具，人类才能逐渐理解这个世界。

它们被视为绝对真理，如同教义被人生吞活剥，如同偶像被人五体崇拜，这些有关世界的命题扭曲了我们的真实视野，引我们进入各种各样的不当行为之中。大灯国师<a id="ch17-back" href="#ch17">⁽¹⁷⁾</a>曾说：“为了诱引瞽者亲近菩提，佛祖金口一开，如同游戏一般，词语源源而下，此后天地之间，遂满是言语争执，好比荆棘遍布。”这种言语争执可不是独独局限于远东。如果说基督“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a id="ch18-back" href="#ch18">⁽¹⁸⁾</a>，那是因为他和他的追随者们别无选择，只能通过语言来传递他们的思考。就像其他的语言一样，基督教的语言有时候是不适当的，有时是过于以偏概全的，有时是不严密的，因此，也就总是容易被人从不同的角度去做解读。当它们被视为工作假设，作为有用的参照系，以此来组织、应对人生的诸种现实，那么，由此形成的种种命题，其价值也就存疑了。当这些命题被当作教义，等同于偶像，就会造成许多巨大的邪恶，诸如神学仇恨、宗教战争、教会帝国主义；同时也会造成一些微小的恐怖，比如发生在卢丹的那场可怕的狂欢，以及绪兰自我暗示出来的疯狂。

道德家们喋喋不休地议论着要控制激情，他们这么要求当然有其道理。然而不幸的是，绝大部分道德家并没有以同样的力度强调控制语言，并控制以语言为基础的理性。因激情所犯之罪，只会因一时热血冲动发生，而血液也仅仅是偶尔才会发热；可语言呢，永远伴随我们，而且语言（这当然是因为童年时成长环境所致）还充满了巨大的暗示的魔力，某种程度上它会为人的信仰符咒和魔法术做辩解。比激情之罪更危险的乃是因信了唯心论而犯的罪——这些罪因那神化的语言所怂恿、培植而生，且由这种语言为其进行美化。当这种罪孽进行预谋时，人的脉搏正常；当此等罪孽施行时，人的血液冰冷；而且这样的罪孽还能坚定地延续相当长的岁月。过去，由语言引致唯心论从而导致诸种罪孽的发生，这些罪孽主要体现在宗教领域；而现在，则主要体现在政治领域。现在的教义不再是形而上学的了，而是实证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唯一没有改变的，是人们对那些生吞活剥教义之辈的盲目崇拜和迷信，是人们系统性的疯狂行为，是人们残忍的暴行——凡此种种，确实是人们依了自己的信仰而做出来的。

从图书馆、书房转移至教堂、国会、会议厅，工作假设的理念或许能将人类从集体精神错乱、大规模屠杀和自杀的慢性冲动中解放出来。但人的根本问题却是生态学的：人类需要学会如何与宇宙相处，而这宇宙的所有维度——从物质的到精神的，人都要学会去对待。作为一个种族，我们不得不去寻觅良方，解决如此庞大且快速增长的人口在一个面积有限、资源不足的星球上舒服地生存的问题，而这个星球上的许多人还在浪费资源，这些资源将永远不能更新。作为个人，我们不得不努力去发现与宇宙精神建立和谐关系的办法，而我们通常习惯性地认为自己是与这样的宇宙精神相隔离的。当我们集中注意力于来自天国的恩赐和已知的万物，那么作为一个副产品，我们将发现与他人建立良好关系的办法。“你们要先求他的国，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a id="ch19-back" href="#ch19">⁽¹⁹⁾</a>然而，实际情况是，我们却首先执着地寻觅其他东西——一方面是源自自我中心的激情所产生的种种太过人性的利益，另一方面是对语言的盲目迷信。这就导致我们根本的生态学问题不能解决。聚焦于权力政治，使得社会不能提升它与这个星球的关系；聚焦于令人盲目崇拜的语言系统，使得个人不能提升自己与“原初真相”的关系。正因为首先寻觅其他东西，我们不仅将“原初真相”丢失了，而且也将“他的国”丢弃了，同时也抛弃了唯一能实现“他的国”的这个星球。

在绪兰的案例中，他所受教育中的要求他崇拜的某些理念如教条一般迫使他疯狂，在他的生命中制造了恐惧和绝望。幸运的是，也有其他一些理念，虽然很教条，却更具有鼓舞人心的力量。

1655年10月12日，波尔多学院（当时绪兰已经返回该学院）的一位神父到他的房子里，倾听他的忏悔，为他准备圣餐礼。这位病人所犯的唯一严重的罪行——根据他本人的自我指控，是他举止非常恶劣，上帝既然诅咒了他，他理应沉溺于所有的恶行之中。然而，实际上他却总在努力向善。1663年，他曾写下这么一段文字：“如果说一个基督徒在行善之时应当感觉踌躇，这话在读者看来似乎很荒谬，而现在我也觉得这荒谬。”在1655年，绪兰当时还觉得身为一个迷失的灵魂，全心向恶乃是他的责任。然而，虽然有这样的责任在，他却发现从道德上而言，要他做善事之外的其他事情，实在办不到。他还确信，自己犯了一项大罪，比预谋杀人还要严重，他便做了忏悔：“我活在此世，却不抱希望，而是视自己为受诅咒者。”接受告解的神父显然是一个善良敏感的人，对绪兰那倾向非凡事物的弱点很熟悉，他向忏悔者保证，虽然他本人一点也不倾向于灵感这类东西，但他却有一种强烈的印象——直接可以称作灵感，最终一切都将安稳变好，他说：“你将认识你的错误，你将能像别人一样思考、行动，你将在平静中离开这个世界。”这些话给绪兰留下至深的印象，从此，恐惧、痛苦的令人窒息的乌云开始飘离他。上帝并没有抛弃绪兰，希望仍然存在，这希望，既是在此世身心康复，也是在彼世获得拯救。

当他找到希望，便也恢复了健康。身体的种种禁锢和瘫痪逐一消退，首先恢复的是写字的能力。1657年的一天，在被逼远离纸笔长达十八年之后，他拿起一支笔，写下了三页有关灵修生活的思想文字。只是笔迹“甚是混乱，似乎都有点不像人类的字了”；但是这没有关系，真正重要的是他的手终于又能与他的思想合作了——即使还没有那么流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