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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跟我们握完手转过身去的时候，那感伤的鼻子在颤动。我不知道是不是说了什么冒犯他的话。
“他有时候很多愁善感。”盖茨比解释道，“今天是他伤感的日子。他在纽约也是个人物——百老汇的老主顾。”
“那他是什么人，演员吗？”
“不是。”
“牙医？”
“你是说迈耶·沃尔夫山姆？不，他是个赌徒。”盖茨比犹豫了一下，然后轻描淡写地补充了一句：“他是一九一九年幕后操纵世界棒球联赛的那个人。”
“操纵世界棒球联赛？”我重复道。
这个说法让我感到震惊。当然，我记得一九一九年，世界棒球联赛被人非法操纵，但即使我想起过这件事，也只会觉得它是一件发生了的事，是一连串事件的必然结果。我从来没有想到是一个人愚弄了五千万人——像窃贼一样，凭一己之力就撬开了一个保险箱。
“他怎么会干那个？”过了一会儿我问。
“他只是看到了机会。”
“可他为什么没进监狱？”
“他们抓不着他，old sport。他是个精明的人。”
我坚持要埋单。当侍者找回零钱时，我在拥挤的餐厅另一头看见了汤姆·布坎南。
“跟我过去一下，”我说，“我要跟一个人打声招呼。”
汤姆一看见我们就跳了起来，迈开大步朝我们走来。
“你这些日子去哪儿了？”他热切地问道，“你没打电话来，黛西很生气呢。”
“布坎南先生，这是盖茨比先生。”
他们随意地握了握手，盖茨比脸上浮现出一种少见的紧张而尴尬的表情。
“你最近怎么样？”汤姆问我，“怎么跑这么远来吃饭。”
“我跟盖茨比先生来这儿吃午餐。”
我向盖茨比先生转过身去，可他已经不见了。
一九一七年十月的一天——那个下午，在广场酒店花园的茶室里，乔丹·贝克挺直身板坐在一把直靠背的椅子上，讲起了“那件事”——我正沿着路边从一个地方走向另一个地方，一只脚踩着人行道，另一只脚踩在草坪上。我更喜欢踩草坪，因为我穿了一双从英国买的鞋，鞋底的橡皮疙瘩会咬住柔软的地面。我身上穿了一条新的格子呢裙，风一吹，裙子就会轻轻扬起，而各家房门前的红、白、蓝三色旗也会随风伸展，不情愿地发出“啧——啧——啧——啧”的声音。
黛西·费伊家的旗子和草坪都是最大的。她只有十八岁，比我大两岁，是当时路易斯维尔所有年轻女孩中最受欢迎的一个。她穿一身白色衣服，开一辆白色小跑车，房间里的电话一天到晚响个不停，泰勒营的那些年轻军官都迫切地渴望当晚能有与她独处的荣幸。“无论如何，给我一个小时吧！”
那天早上我走到她家对面时，那辆白色跑车就停在路边，她跟一名我从未见过的中尉军官坐在车里。他们聊得全神贯注，直到我离她只有五英尺远，她才看见我。
“你好，乔丹，”她出其不意地叫道，“请你过来。”
她要跟我说话，令我备感荣幸，因为她是比我大的所有女孩中最让我敬慕的一个。她问我是不是要去红十字会做绷带。我说是的。那么，她问，我可不可以告诉他们，她那天去不了？黛西说话的时候，那位军官就一直看着她，每个女孩都会希望有人用这样的眼神注视着自己。这一幕对我来说太浪漫了，所以我一直都记得。他叫杰伊·盖茨比，从那以后我有四年没再见过他——甚至在长岛遇到他时，我都没有意识到是同一个人。
那是一九一七年。第二年，我自己也有了几个追求者，而且我开始打比赛，所以不常见到黛西。她交往的是一群稍大一点的人——如果她还同谁交往的话。流言飞语总是环绕在她周围——有人说一个冬天的晚上，她母亲发现她在收拾行李，准备去纽约跟一位要赴海外的军人道别。她被拦了下来，但却为此几个星期都没有跟家人说话。从那以后她再也不跟军人交往了，而只和城里一些平足近视，根本没资格参军的小青年待在一起。
第二年秋天，她又活跃起来，跟以前一样朝气蓬勃。停战之后，她参加了一次初进社交界的舞会。据说二月她跟一个新奥尔良来的人订了婚。六月，她嫁给了芝加哥的汤姆·布坎南，婚礼的奢华隆重是路易斯维尔前所未闻的。陪他来的一百多位客人包了四节车厢，又在摩尔巴赫酒店租了整层楼，婚礼前一天，他还送给她一串价值三十五万美元的珍珠项链。
我是伴娘。在喜宴之前半个小时，我走进她的房间，发现她躺在床上，穿着缀满花朵的裙子，像那个六月的夜晚一样美好——她烂醉如泥，一手拿着一瓶索泰尔纳酒，一手拿着一封信。
“恭喜我，”她喃喃说道，“从来没喝过酒，可是，噢，这酒可真好喝。”
“怎么了，黛西？”
我吓坏了，说真的，我从来没见过一个女孩那副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