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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一时,此一时。时机错过,外失友邦之热心,内失国人的欢心,不识时务,并非持重!”郑孝胥瞅着陈宝琛说。
“日本军部即使热心,可是日本内阁还无此意。事情不是儿戏,还请上头三思而定。”
“日本内阁不足道,日本军部有帷幄上奏之权。孝胥三思再思,如此而已!”
“我说的请皇上三思,不是请你三思!”
“三思!三思!等日本人把溥伟扶上去,我们为臣子的将陷上头于何地?”
“溥伟弄好弄坏,左不过还是个溥伟。上头出来只能成,不能败。倘若不成,更陷上头于何地?更何以对得起列宗列祖?”
“照你意见,一辈子等下去。眼看已经山穷水尽了!到了关外,又恢复了祖业,又不再愁生活,有什么对不起祖宗的?”
在郑孝胥的飞溅的唾星下,陈宝琛脸色苍白,颤巍巍地扶着桌子,尽力让上身接近对面的秃头顶,冷笑道:“你,有你的打算,你的热衷。你,有何成败,那是毫无价值可言……”
一言不发的袁大化,低头无话的铁良,以及由于身份够不上说话,只能在旁喘粗气的胡嗣瑗,觉着不能再沉默,于是出来打圆场。袁大化说些“从长计议”的话,意思透出是支持陈宝琛的,铁良嘟囔了几句,连意见都听不清楚。胡嗣瑗是想支持陈宝琛,可是说不明白。我在会上没有表示态度,但心里认为陈宝琛是“忠心可嘉,迂腐不堪”。
我觉得最好的办法,还是不要表示自己的想法,不透露自己的意图。对身边人如此,对社会上更要如此。在这里我要插叙一下,大约是土肥原会见后两三天,我接见高友唐的一段事。
那几天要求见我的人非常多,我认为全部加以拒绝的办法,只能证实报纸上的推测,那是对我更不利的,尤其是这个高友唐更不能不见。他以前也是张园的客人,张园把他看做遗老,因为他是清朝仕学馆出身,做过清朝的官,后来办过几种报纸,这时是国民党的监察院委员。他曾自动为我向南京要求过“岁费”(没有结果),我想他可能透点什么消息给我,所以接见了他。没想到他是给蒋介石来做说客。他说国民党政府给他来了电报,叫他转达,希望我不要到东北和日本人搅在一起,国民政府愿意恢复优待条件,每年照付优待费,或者一次付给我一笔整数也可以,请我提出数目。至于我住的地方,希望我到上海,或者出洋到外国也可以,或者由我提出除了东北和日本以外的任何地方。
我听了他的话,心里气上来了。我冷笑说:“国民政府早干什么去了?优待条件废了多少年,孙殿英渎犯了我的祖陵,连管也没有管,现在是怕我出来丢蒋介石他们的人吧,这才想起来优待。我这个人是不受什么优待的,我也不打算到哪儿去,你还是个大清的旧臣,也不必替他们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