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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裁可”了“劳动统制法”，实行所谓（公务员）“勤劳奉仕”“学生奉仕”和“全民皆劳制”（十八岁至五十岁），每年强征奴隶劳工五十万以上。一九四四年辽阳市的一次“防水事业”强征两千名青年中，其中就有一百七十人因过劳而死亡。
我“裁可”了“鸦片法”，据此各地设立专卖公署及十几个大制毒厂，据一九三七年统计，种烟面积四百六十二万一千亩，年产一千多万两，烟民登记的有八十一万余人。鸦片获利在一九四四年的收入是一点一四亿元，成为日本军费的一项重要来源。
最后，还有“日满华宣言”“日德意反共同盟协定”的参加，和德意日的“防共协定议定书”的签订……
在密约掩护下，由日本统治者直接犯下的滔天罪行还没有在这笔血腥账之内。
在那十四年间，“傀儡皇帝”曾经成了我的绰号。诚然，一切听从别人的摆布，这像是个傀儡的行径。但是，肯于听从，而且为了某种欲望而自以“听从”为得计，这正是“傀儡”的灵魂。
三月九日和我一起登场的，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傀儡。但同时又都具有灵魂，而且各有一套理论，作为以升官发财或复辟满清为目的的行动根据，各有具体的思想活动，使他甘愿听从摆布并自以为得计。这里面有于冲汉的“成者王侯败者寇”，袁金铠的“不甘寂寞”，赵欣伯的趁火打劫，郑垂的“通权达变”。臧式毅的话最有代表性：“中央既无抗日心理，区区如我又将如何……”
我和他们不完全相同。我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是为了复辟。后来我的目标由复辟降低到只求苟全性命，我的理论也与别人不同，因为我认为“我在，即大清在”，我即国家和大清，我自己就是国家的化身。我，是最高利益的代表，我爱自己的生命，就是爱“国”。为了保存我自己，我可以牺牲一切——除了我自己之外的一切。
所以，十四年的血雨腥风没有使我的灵魂感到不安，所以，我欠下祖国人民一笔不能偿还的血腥账，直接间接地造成祖国人民一千万人口的死亡和相当五百亿美金的财产的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