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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这种统治下,境遇最惨的是一批童仆,这是我的“侍从武官长”张海鹏从长春的一个所谓慈善团体要来的孤儿,大约有十几个。他们的父母大都遭到了日本人的屠杀,把他们遗了下来,日本人怕这些后代记仇,便叫汉奸政权用慈善团体名义收养了他们,把他们完全改了姓名,进行奴化教育,同时又用奴役劳动摧残他们。这个慈善会的孤儿,在种种折磨下,很少有活得长的。这些孩子听说被送到我这里来的时候,有的还抱过很大希望,认为生活一定能比慈善会里好些,事实上不但没有什么改善,反而是更糟。他们在这里,被看做最低贱的人,任何人——包括男仆和女仆——都可以随便打他们,每天要干十五六个小时的活,白天干,晚上还要坐更守夜,吃的是最坏的高粱米,因为干活常误了饭,饭总是凉的,有时不管吃完没吃完,又被叫去干活,所以也总吃不饱。衣服是破烂不堪,成年不给他们洗澡,虱子会自动从破衣服里掉在地上。冬天因为又冷又饿,有的孩子在暖气管旁打扫,不知不觉地伏在暖气上睡着了,把皮肤烤焦了也不知道。挨打是比吃饭还容易的事,干活睡觉要挨打,扫地不干净要挨打,说话大声要挨打,被心里不高兴的男仆人(被称为随侍的)们碰上,也会打他们出气。为了处罚他们,负责管理他们的“随侍”还预备了禁闭室和设有木笼、铁链、电刑等刑具的刑室。这些被日本鬼子杀了父母的孤儿,在我的这个汉奸窝里的折磨下,长到十七八岁还是矮小得像个十岁的孩子。
有一次,一个专干打扫的童仆,因为经常吃不饱,饿得跑到我的厨房里拿点东西吃,也是挨了一顿打。
有一个叫孙博元的童仆,因为受不了这种家规的经常折磨,便想找机会逃走,其实他也是个孤儿,即使逃出去也无依无靠,但这也说明在伪宫里的生活实在是太难忍受了。他在逃跑时,不幸被抓住了,除了挨了一顿毒打之外,还被禁闭在空房子里,用铁链拴住了两腿。在这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折磨下,他苦苦哀求,立誓不逃之后,才把他放出来。当然,他的日子一点也没变好过,终于又跑了。禁卫森严的伪宫内府,是难于逃脱的,这可怜的孩子以为地下的暖气管道可以通到外面,便钻了进去,他在里面转来转去转了两天两夜也没找到出口,后来为了找一口水喝,被人发现抓住了。当我的随侍报告我这件事的时候,我便命令:“让他先吃点东西,然后再管教他!”可是这时他早被随侍管教得奄奄一息了。我一听说他快死了,又吓得个要命。我怕他死了变成冤鬼,来向我索命,便立刻命令把医生叫来。这时抢救也来不及了,这孩子终于在我的“家规”下,丧失了幼小的生命!
这件事发生后,我并没有受到良心的责备,由于害怕因果报应,我花了几天工夫在佛坛前磕头念经,超度亡魂,同时责令毒打他的随侍,在半年时间内,每天要用竹板打自己的手心,以示忏悔。好像这样措置之后,我便可以摆脱了一切干系。
我对使用的仆人的苛刻,到了后来,已经是到了神经过敏而又极无聊的地步。我经常像贼似的,防备厨司务买菜时赚我几角钱。我甚至于派人秘密跟踪,看他是怎么买的,或者向我的妹妹们调查:“你们吃的肉多少钱一斤?一只鸡多少钱可以买到?”有时候认为菜做得不好,或者发现有点什么脏东西,立刻口头发出谕旨:“罚他几块钱!”至于罚多少,是随心所欲,并无标准。有时因为做得好,也下旨赏钱,但总是罚的多赏的少。在物价飞涨时期,拿工资不多的佣人,自然禁不起这样罚,但是他们也有窍门,就是看我高兴的时候,可以哭穷,这叫做“求恩”。遇到这种时候,我常是有求必应,传旨给钱。我就是这样,对我的主子奴颜婢膝,谄媚讨好,对我的佣人则又凶残暴虐,苛刻刁难;我在自己屋子外面无权无力,只能在鬼子决定的法令上画可,我在自己屋子里面,则又作威作福,实行我自拟的“家规”。
我的迷信活动,第五章里已经说过,自幼在宫里受的神话鬼话教育,早在脑中生了根。比如,在天津时,我住的静园外面正对着一个大烟筒,我在自己的楼上设置了许多木刻的剑头符咒等,以便镇压大烟筒的不祥,因为它高于住楼,据说所在地又不知犯了什么风水忌讳,虽然我当时不完全明白这个镇物的用意,但是我却很放心地住进这个大楼,认为纵有什么不祥也给这个镇物给镇住了,我在这里可以居住平安。在天津时,社会上的一些鬼名堂,又让我发展了一步。比如我岳父荣源迷扶乩,总和我宣传这一套,我也信了。有一次,我也想弄一弄,于是他便拿来一套家伙——沙盘、乩笔等。我和他扶了半天,也不见动。荣源后来告诉我:在别处,还是灵的,据他请来的大仙说,那次因为是皇帝扶的,大仙不敢上来,又说那位大仙因为迟到,还受了“上级”(我忘了是玉皇大帝还是谁了)的“处分”。我也就信了,而且内心很得意。
我不但是一只狼,而且是一只带念珠的狼。我念佛、吃素,成天算卦拜神,迷信到了发狂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