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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检举认罪”一开始,我就担心着别人的检举。我一则怕别人(特别是侄子们)说了我所没交代过的事,另则怕他们说了我没做过的事。我生怕他们不负责任地乱用这个“手段”来表白他们自己,而同时,我自己却拿了这“手段”不负责任地对待别人。特别是对日本人,我更不管三七二十一,想起点什么便写什么。我自己想不起来,怕写得少而立不了“功”,怕被看做是不积极,我就注意偷听别人的谈话,想从中偷些材料,算做自己的东西。我们同屋的做过伪满经济大臣和文教大臣的老振,伪满的上将军区司令老佑,他俩常说日本人的事,有一次我索性坐在他们旁边,拿出本子来记,叫老振看出来了,问:“老溥,你记什么?”
“不记什么。”
“得啦,你把我们闲扯的闲话记去干什么?”
“随便写写,随便写写。”
我收起本子来,装作干别的事,却竖着耳朵继续注意着他们的谈话。
这天,赵讯问员问我:“你检举的这一条:在日本战犯古海忠之的策划下,日寇一年掠去六百万吨粮食,说得不具体,现在说说你的根据。”
我张口结舌了。我没办法具体,因为老振和老佑扯得本来就不具体。我对讯问员乱七八糟地解释了一顿。赵讯问员听了直摇头:“你的根据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