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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政府不知怎样感谢才好。过去我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不但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无限的灾难，我的姐姐和侄子……这无疑等于我参与杀死了他们。”
“你如果回国后，打算做什么？”记者问他。
“坚决反对侵略战争，为世界和平事业贡献我的余生。”荒川回答。
显然，这位记者不愿意再听下去，转身向外走去。
“记者的职责是真实报道，我希望你们回去后要真实地报道这里的情况。”荒川高声对记者嚷道，而后转身把母亲拉到我的面前，介绍说：“这位先生姓崔。”
“你们教育了我的孩子，比我这做母亲的还好，实在太谢谢了。”他的母亲用感激的目光上下打量着我，点头鞠躬，嘴里不停地叨念着最后这句话：“太谢谢了！太谢谢了！”
荒川给我解释说，刚才给他母亲讲述了他在中国所犯的严重罪行，无论根据什么法律也要判处死刑的，可是中国人民不但没处死他，还耐心地教育他认罪。又说那一次得了重病，生命有危险，管理所及时给他医治，使他恢复了健康。中国人民给了他生命，中国人民是他的再生父母。他母亲听了以后，遥向北京叩了头。
“中国人顶好，管理所先生顶好。”他的老母亲这时无拘束地笑了，感激地说。
“这是共产党和毛主席要我们这样做的。”我这样向她解释。她又操着生硬的中国话说：“共产党顶好，毛泽东顶好。”
这个“小白鸽”呢，也歪着脖用天真的敬慕的眼睛看我。
半个月以后的一天晚上，我们用汽车从宾馆把战犯家属接来看电影，看完电影已九点多钟了。我随着人群顺着走廊往外走。走廊上有稀疏的灯光，外边天空更显得墨一样的黑。借灯光望去，外头正下着小雨，微风拂柳梢，雨水轻轻地洗涤着园里的菜蔬，菜叶儿显得又大又绿。我默然预想着合作化高潮后的第一个丰收景象。
“崔先生看电影了？”听声音回头一看，原来是战犯荒川的母亲在唤我。还没有等我回答，她又接着说下去：“一幕一幕的杀人，太可怕了。我好像看见了我的儿子在中国杀人、放火的情形。这些战犯统统的刽子手，想不到的，太可恶了。”老人的心情是激愤的。随后她的声音又充满了感激：“中国政府，彻底地叫他们认识错误，是完全应该的。我相信我的儿子在你们的教育下，会变成诚实、正直的人，太感谢了。”
“小白鸽”走在她祖母的身后。我问她：“看懂电影没有？”
“爸爸是坏人。”她回答。说着低下了头。
我抚摩着她的柔软的头发说：“相信他吧，他是会改好的。”这是个很聪明很可爱的孩子。每逢见到我们时，便老远就喊“中国叔叔”，然后跑到我的身边，问这又问那。有一天她看见在监狱附近的空地上，一群小学生们在欢乐愉快地游戏，唱着《东方红》和《少先队员之歌》，有的小孩子的脖上还系着鲜艳的红领巾，她便把她那粉红色的纱巾系在脖子上，还非叫我教她唱歌不可。真没想到，在战犯家属们临别的晚会上，这孩子在台上唱了两支歌：一支是《东京——北京》，一支就是《东方红》……
我继续看下去：
“我的老母亲，已经向我们的亲人们作过好几次报告了。昨天，在一个院落里，居民们聚集三十人，一定要听一听关于中国的事情。母亲又给他们讲了两小时。
“我的小女儿也总是跟着她的奶奶去，遇到熟人就讲中国人如何好啦，士兵给她糖吃啦，又是和管理所中国叔叔一块唱歌一块跳舞啦。她还跟我说：‘还要到中国去，这回妈妈带我去吧！’我自己呢，也在积极地参加反对战争、保卫和平、促进中日友好的斗争。明日我就去参加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化的游行。我立誓要把和荣抚育成为一个为保卫和平而战的健全的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