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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进入药物管理局的保密数据库，查出荷尔蒙K试验对象的地址，还有药管局的内部通信情况。他们发布了暂停荷尔蒙K医疗试验的禁令，取消禁令之前不得再进行任何试验。中央情报局坚持要先抓住我，对我的潜在威胁进行评估。在此之前，不允许药管局采取任何行动。
药物管理局要求所有医院通过信使退回剩余的荷尔蒙K。我必须抢在这之前弄到一瓶。离我最近的病人在匹兹堡，于是我预订了一张第二天一早飞往匹兹堡的机票。我查看了匹兹堡地图，提出申请，要求宾夕法尼亚信使公司到匹兹堡市中心的一家投资公司取一个包裹。最后，我在一台超级计算机上登录使用了好几个小时的中央处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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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坐在一辆租来的小车里，小车停在一幢摩天大厦的转角处。我的外套口袋里装着一个小小的带键盘的集成电路板。朝信使将要到达的方向望去，只见街上一半行人都戴着白色的空气过滤面罩，不过能见度很好。
从两个十字路口之外驶来一辆新型家用面包车，车的侧面漆有“宾夕法尼亚信使公司”的字样。不是一辆戒备森严的押送车，看来药管局对我并不怎么担心。我钻出小车，向摩天大厦走去。面包车不久后到达，停在停车场，司机下了车。他一走进大厦，我就钻进了面包车。
面包车是直接从医院开来的。司机正在上楼前往第四十层，到那里的一家投资公司取一个包裹。至少要四分钟后才会返回。
车厢地板上焊着一个大型保险柜，带双层钢壳和钢门。门上贴有一块抛光面板，司机只要手掌靠着面板，保险柜便可以自动打开。面板侧面有一个接口，用于输入程序。
昨天晚上，我进入了卢卡斯防盗系统公司的服务数据库，这家公司向宾夕法尼亚信使公司出售掌纹锁。我在数据库里找到了一份加密文件，里面包含超越客户设置打开掌纹锁的密码。
我得承认，渗入计算机防火墙通常没什么美感可言，但在某些方面却间接涉及非常有趣的数学问题。譬如，连最常见的加密方法超级计算机也需要数年的时间才能解密。然而，在一次钻研数字理论期间，我发现了一种分解极大数字的奇妙技巧。配备这种诀窍，一台超级计算机在几小时内就可以破译这个密码。
我从衣袋里抽出电路板，用电线连接到接口上，输入一个十二位数，保险柜门旋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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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带着那瓶荷尔蒙K返回波士顿的时候，药管局已经对失窃案作出了反应：可以通过网络进入的计算机上的所有相关文件全部被删除——意料之中的事。
我带上那瓶荷尔蒙K和随身物品，驱车前往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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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奇怪，对我来说最快捷的弄钱方法居然是赌博。彩票赌马再简单不过了。我不愿惹人注目，只弄了一小笔钱，再投资到股市来维持生活。
我住在一套公寓里。这是我在纽约附近能找到的最便宜的公寓，配有数据网接口。我使用几个化名进行投资，并定期改变化名。我要在华尔街花一段时间，通过观察经纪人的身体语言来认准高回报的短期投资机会。每周我顶多去股市一次，因为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事物的内在规律在向我招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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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智商的发展，我对身体的控制力也在增强。有人以为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大脑虽然发展了，却付出了身体能力下降的代价。这是一个误解，调动身体其实是一种神经活动。虽然我的体力没有增加，但身体的协调能力却超过了常人；我的左右手甚至都变得同样灵活。此外，由于我可以高度集中注意力，我能有效地把握自己的身体循环功能，经过一番小小的练习，就能提高或者降低我的心跳和血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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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编了一个程序来匹配我的头像，同时，只要我的名字出现，这个程序就能够捕获；然后我将程序并入一个病毒，扫描数据网上的所有公共文件。中央情报局会让全国数据网在新闻简报中展示我的照片，宣布我为危险的在逃精神病人，再不然就是杀人犯。病毒将会用空白形象取代我的照片。我将一个类似的病毒输入药管局和中央情报局的计算机，搜寻下载到各地方警察局计算机上的我的照片。他们的程序员就算绞尽脑汁，也对这些病毒无可奈何。
不用说，谢伊和别的医生正在同中央情报局的心理学家们一道磋商，揣测我的行踪。我父母双亡，因此中央情报局会把注意力转向我的朋友们，询问我是否同他们接触过；特工们还会对他们严密监视，以防我和他们接触。特工们会说，实在抱歉，侵犯了你们的隐私，但事情实在紧急。
中央情报局不大可能对任何特工使用荷尔蒙K，以找出我的下落。具有超级智商的人太难控制了，我自己就是一个例子。不过我要密切注视其他病人，说不定政府会决定雇用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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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费吹灰之力就能看穿众生百相。漫步街头，我观察人们忙于各自的事情，虽然他们一言未发，但其心思昭然若揭。一对年轻的恋人慢悠悠地走过，其中之一醉心于爱情，另一个却只是勉强容忍对方。一个商人的眼里露出一丝忧虑的目光，那目光伴随着他，表明他害怕上司，开始怀疑他当天早些时候作出的决定是否正确。一个妇女披了一条高仿披风，与正品擦肩而过时，就露馅了。
通常，一个人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年纪更长、更为成熟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来。在我眼里，世人就好像在游乐场嬉戏的孩童。我被他们的认真劲逗乐了，回想起当年我也是如此，不免感到几分尴尬。他们的所作所为符合他们的身份，但我已经无法忍受加入他们的行列。我成人了，告别了孩童世界。我也会应付芸芸众生，无非是为了养活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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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我都可以获得通常需要数年才能完成的教育，组合日益扩大的知识形态。我以比任何人都更为广阔的视野审视人类知识丰富多彩的织锦；学者们从未意识到的锦绣中的空白，我可以填补，并在他们以为已经完整的地方增添新的内容。
自然科学的内在模式最为清晰。例如物理学，如果不把眼光局限在基本力上，而是扩展它的范围和意义，那么它便具有一种美丽的统一性。诸如“光学”或者“热力学”之类的分门别类只不过是紧身衣，阻碍物理学家看到学科间的无数纵横交错。即使抛开抽象的美感，单以应用而论，物理学中被忽视的领域也多得无以胜数，比如人造球面对称重力场，工程师本该早就能制造出来。
我虽然认识到这一点，自己却不会制造这样或者那样的装置。这需要定制许多零部件，制造起来既费力又耗时。再说，实际制造这种装置并不会给我带来什么特别的欣喜；我早已知道它定会运转，实际制造出来对我没有任何启发作用，不能借此发现新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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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尝试写一首长诗。完成一个篇章后，我就能够选择一种手法将各种艺术形式中的各种风格结合起来。我使用六种现代语言、四种古代语言，这些语言包含了人类文明的主要世界观，每一种语言都能提供异彩纷呈的诗情画意；数种不同的语言并列在一起饶有趣味。每一诗行都包括旧词新意：赋予旧词以另一种语言的词性变化，从而凸显出新意。整首诗完成后，可以看作《芬尼根守灵夜》与庞德的《诗篇》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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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情报局打断了我的创作；他们正在给我设下圈套。捕风捉影两个月后，他们终于承认采用常规方法是找不到我的行踪的，于是便诉诸非常手段。新闻报道说疯子杀人犯的一名女友被指控帮助和纵容杀人犯潜逃。她名叫康妮·皮瑞特，去年和该疯子有过一段交往。如果审判，她必然会被处以长期监禁。中央情报局的如意算盘是我不会对这种事听之任之，必定要策划营救，于是我便会暴露，束手就擒。
明天将举行康妮一案的预备听证会。他们会确保她获得保释，必要时通过一个保人，从而给我机会与她接触。然后，他们就会在她的住所周围布满便衣，守株待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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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开始在荧光屏上编辑第一个图像。这些数字照片远不能与全息图像相比，但也能满足我的需要。照片是昨天拍摄的，显示出康妮居住的公寓的外观、楼房正对面的大街以及附近的十字路口。我移动鼠标，在图像上的某些地方画上几个小小的十字细线：楼房斜对面的一扇窗户，没有灯光，但窗帘却是敞开的；楼房后面两个街区外的一台自动售货机。
我一共标出六个位置。这些地点就是昨天晚上康妮回家时他们埋伏的地点。他们有我在医院期间拍摄的录像，知道如何在来往的男人或者模糊不清的行人中间寻找我：就是那个中等步伐，走起路来精神抖擞的人。然而，他们的如意算盘打错了；只须拉长步伐，头略微上下移动，减少手臂的动作，再加上一身奇装异服，便足以让我在他们眼皮底下穿过那个地区。
我在一张照片的底部输入特工们用以联络的无线电台频率以及一个分析他们使用的不规则加密算法的方程式。制作完成后，我将这张照片发送给中央情报局长，明白无误地表达出弦外之音：除非他的便衣撤走，否则我就要他们的命。
要使中央情报局撤销对康妮的起诉，一劳永逸地遏制他们对我的干扰，我还得做更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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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识别出了一种模式，但这一次与理论无关，完全是平淡无奇的繁杂世事。数以千页的报告、备忘录、来往信件，每一页都是一幅点彩画中的一个彩色小点。我在这幅全景画前倒退一步，线条和边缘出现，产生图形。我浏览了数以兆计的信息，这些信息仅占我调查的这段时间里所有记载的极少部分，但也足够了。
我的发现平淡无奇，比侦探小说的情节简单多了。中央情报局长知道一伙恐怖分子阴谋炸毁华盛顿市的地铁系统，但为了获得国会授权采取极端手段打击那伙恐怖分子，他听任爆炸发生了。爆炸遇难者中包括一位国会议员的儿子。于是国会授权中央情报局长放手对付恐怖分子。虽然中央情报局的档案里没有直接陈述他的这些策划，但其含义清清楚楚。有关备忘录只是拐弯抹角地提及，这些计划漂浮在无伤大雅的文件形成的海洋中间，如果某个调查委员会审读全部档案，证据一定会被淹没在杂音里。然而，只要对那些暗藏玄机的备忘录作一番分析过滤，新闻界便一定会相信。
我列了一份备忘录的目录，寄给中央情报局长，并附上一张条子：你不惹我，我也不惹你。他会意识到他别无选择。
这个小小的插曲加深了我对世事的信念：如果我随时了解时事，任何地方策划的任何阴谋都逃不过我的眼睛。不过，我对这些统统不感兴趣，我要继续我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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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身体的控制力在继续增强。现在我可以在火炭上行走，可以将针刺进我的手臂，只要我愿意。然而，我对东方式面壁修炼的兴趣仅限于这种方法对肉体的控制方面。我可以达到冥想状态，但从中得到的愉悦远不能同从原始信息中拼缀出本质规律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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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正在设计一种新的语言。我已经达到了常规语言的极限，受这些语言的限制，我已经无法再取得什么进展了。它们无法表达我需要表达的概念，即使表达普通事物时也捉襟见肘。连表达话语都难以胜任，更谈不上用它们表达思想了。
现存的语言学理论没有用处；我重新评估了基本逻辑，以确定哪些语言元素适合我的语言。这种语言将兼容一切数学语言，这样一来，我所写的任何数学公式都具有对应的语言表达形式。不过，数学仅仅是这种语言的一个很小的组成部分，远非全部；和莱布尼茨不同，我认识到了数理逻辑的局限。这种语言还将包容我用以表达美学和认知理论的符号。这是一项耗时的浩大工程，一旦完成，将大大澄清我的思维。等我将自己的全部知识用这种语言译解一遍，我所寻求的种种模式就将清晰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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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工作暂时停顿下来。在研究出美学符号之前，我必须发明一套词汇，将我所能想象的一切情感完全表达出来。
我体会到许多超越常人的情感，发现常人的情感范围是多么狭窄。我不否认自己曾经经历过的爱与烦恼都是实实在在的，但现在我看清了它们的真实面目：和我目前体验到的相比，过去的情感就像小孩子的着迷与压抑，最多只是一点点皮毛而已。我现在的情感纷繁异呈，随着自我意识的增强，所有情感都复杂了许多个数量级。如果我要完成那首长诗，就必须充分描写这些情感。
当然，与我能够体验的情感相比，我实际体验到的不过是冰山一角。我的情感发展受制于周围人的智力水平，而且我与他们的交往十分有限。我不时想起孔子的“仁”这个概念：“仁慈”这个词远不足以表达“仁”的内涵，“仁”浓缩了人性的精华，只有通过与人接触才能获得，孤独者是无缘问津的。而我，虽然与人同在，处处都有人同在，却没有与任何人往来。按照我的智商，我可以成为一个完人，可是目前我仅仅是完人的一小部分。
我不会自怜自伤或者自大自傲；我自始至终都能够以完全客观的态度评价自己的心态。我清楚地知道自己拥有哪些情感资源，缺乏哪些情感资源，重视哪一种情感，蔑视哪一种情感。我没有什么可遗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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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创造的新语言成形了。它以事物的本质规律为导向，能够完美地承载我的思想，但却不适合于书写或者口说。无法以线形排列的字词把这种语言写下来，它的形式是无所不包的表意符号，只能整体吸收。这种表意符号比图画更微妙，能够表达上千个词都无法表达的意思。每个表意符号包含的信息愈多，它自身就愈复杂精微。我在怡然自得地构思一个庞大无比的表意符号，这个符号可以描述整个宇宙。
用印刷文本作为这种语言的载体太蹩脚、太呆板了。唯一可行的载体是录像或者全息图，可以显示时光流逝的图像。由于人的喉咙的音域有限，这种语言无法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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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思绪万千，头脑里充满古代和现代语言中的咒骂语。它们粗鲁地嘲弄我，使我想起我的理想语言中也应该有恶毒的词汇，以表达我的挫折感。
我无力完成我的人工智能语言，工程太浩大了，我目前的能力无法胜任。一连数个星期潜心研究，却一无所获。我独立创作，不借助任何外力，从我已经定义的基本语言着手，将之改写成更加丰富的新语言。然而，每一个新版本总是突出其缺陷，迫使我扩展我的终极目标，却又注定让我误入歧途，使目标遥不可及。真还不如推倒一切，从零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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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用第四瓶荷尔蒙K？这个念头萦绕脑际，挥之不去。目前停滞状态中所经历的每一次挫折都提醒我，我是有可能达到更高境界的。
当然，这要冒很大风险。这一针可能导致我的大脑受伤，再不然就是精神错乱。也许这是魔鬼的诱惑，但毕竟是诱惑。而且，我找不出抗拒的理由。
最好在医院注射，再不然就在家里，找个人陪着，都可以获得一定程度的安全保障。可转念一想，注射的结果只有两种：或者成功，或者造成不可挽回的损伤。于是我放弃了这些安全措施。
我从一家医疗器械公司订购了设备，装配成独自一人进行脊椎注射的器械。针剂的效应可能几天后才会充分呈现，因此我不得不待在卧室里。可能发生剧烈反应，于是我将屋里所有易碎的东西都搬出去，用皮带把自己松松地捆在床上。邻居听见任何声音都会误以为是瘾君子在号叫。
我给自己注射了一针，然后等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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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大脑在燃烧，脊椎火辣辣地穿过背部，我觉得自己快要中风了。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头脑一片混沌。
我产生了幻觉。种种说不出的恐怖包围着我，历历在目，清晰得不可思议，剧烈冲突。一定是幻象。不是肉体的暴力，而是精神上的分裂。
精神上的剧痛与极度亢奋。恐怖与歇斯底里的狂笑。
我的知觉恢复了片刻。我躺在地板上，双手紧紧地抓住头发，一绺绺连根拔起的头发撒在我身边。我的衣服浸透了汗水。舌头咬烂了，喉咙红肿，估计是尖叫的缘故。反复痉挛导致我浑身上下青一块紫一块，后脑青肿，可能发生了脑震荡，可我什么都没有感觉到。持续了几小时还是几分钟？
接着，我的眼前一片模糊，头脑中的喧嚣咆哮又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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