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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瑞农读了一下,陷入思考。“嗯,”他终于开口,“我去过这游乐场,不怎么样——只有几个奇怪玩意儿,旋转木马和秋千之类的。它招揽黑人、工人和小孩。他们在镇上到处找空地演出。”

“告诉我怎么走。”

布瑞农和他一起走到门口,指了方向。“今天早上你和辛格回家了?”

杰克点头。

“你觉得他怎么样?”

杰克在咬嘴唇。哑巴的脸清晰地浮现在脑海中,仿佛认识了多年的朋友。离开他的房间后,他一直在想这个人。“我原先连他是哑巴都不知道。”他最后说道。

他又开始沿着酷热荒凉的街道走。他不像一个在陌生镇子里的异乡人,却像在寻找着什么人。很快他进入了河边的工厂区。街道变得狭窄,路面没有铺,也有了人气。邋遢的、面黄肌瘦的孩子们互相叫喊,在玩游戏。两室的棚屋都长得一个样子,又破败又斑驳。食物和污水的臭味混合着空气里的尘埃。上游的瀑布发出淙淙的流水声。人们沉默地站在门道里或者懒洋洋地坐在台阶上。他们看着杰克,蜡黄的脸面无表情。杰克褐色的大眼睛也回看他们。他走得急促,偶尔用毛茸茸的手背擦嘴。

韦弗斯巷的尽头是一处空地,曾经是废旧车场。地上还乱扔着生锈的零部件和破损的车轮内胎。一辆住人的长拖车停在车场的一角,旁边是被帆布半掩的旋转木马。

杰克慢慢地走过去。两个穿工装裤的小家伙站在旋转木马前。离他们不远处,有个黑人坐在箱子上,在傍晚的光线下打着瞌睡,两个无力的膝盖互相顶着。一只手拿着一包融化的巧克力。杰克看他将手指插进巧克力糊里,再慢慢地舔。

“谁是这儿的经理?”

黑人把两只甜甜的手指含在嘴里,用舌头舔来舔去。“那个红头发的人,”舔完之后他说,“我就知道这个,头儿。”

“他现在在哪儿?”

“他在那辆最大的货车后面。”

杰克从草地上穿过时将领带扯了下来塞进口袋里。西边,太阳正在落下。屋顶的黑边之上,是温暖深红的天空。游乐场的老板正独自站着抽烟。他红色的头发蓬勃向上,就像头上顶着一块海绵,他看着杰克,眼睛是灰色而懒散的。

“你是经理?”

“嗯,我叫帕特森。”

“我看见今早的报纸,来这儿找工作。”

“哦,我不要新手。我需要一个熟练技工。”

“我有丰富的经验。”杰克说。

“你以前做过什么?”

“我做过织工和织机修理工。我在车库和汽车装配店工作过。所有的工种。”

帕特森带他往那被帆布半掩的旋转木马走去。黄昏的斜阳下,静止的木马很奇妙。它们的腾跃姿态凝固了,身体被暗淡的镀金铁杆穿过。离杰克最近的木马肮脏的屁股上有裂口,眼珠盲目狂乱地转动,眼窝处有几块油漆脱落了。杰克觉得这一动不动的旋转木马恍惚来自一个醉梦。

“我需要一个有经验的技工来操作和维护它。”帕特森说。

“没问题,我可以。”

“这工作得一心两用,”帕特森解释说,“你要负责一切。除了管机器,你还得维持秩序。你得确认每个来坐木马的人都有票,得确认票都是真的,而不是作废的舞厅券。人人都想坐那些木马,你会见识到那些没钱的黑人怎么耍鬼点子,每时每刻你都得睁大三只眼睛。”

帕特森领他到旋转木马中间的机器那里,给他指明各个部件。他调了一下杠杆,尖细刺耳的机械音乐响起。包围着他们的木马阵似乎使他们与世隔绝了。木马停止后,杰克问了几个问题就独立操作起机器来。

“原来的那家伙辞职了,”他们走出来时,帕特森说,“我讨厌训练新人。”

“我什么时候开始上班?”

“明天下午。我们一周工作六天六夜——下午四点到夜里十二点。你三点左右到,做些准备工作。夜里游乐场关闭后还需要一个小时收拾。”

“工资多少?”

“十二美元。”

杰克点头,帕特森则伸出一双死灰的、软绵绵的手,指甲脏兮兮的。

离开那片空地时,时辰已晚。晃眼的蓝天已变白,东方出现了虚白的月亮。暮色将沿街的房屋轮廓变得柔和。杰克没有立即离开韦弗斯巷,而是在附近逛了逛。某种气味或远处传来的某种声音,时不时地让他在灰尘弥漫的街道驻足。他漫无目的地走着,东游西荡。脑袋很轻,仿佛玻璃做的。他的体内产生了某种化学反应,身体里储存已久的啤酒和威士忌发生了反应。他被醉意伏击。刚才还死气沉沉的街道变得生机盎然。参差不齐的一条绿化带绕着马路,杰克沿着马路走,觉得地面快升到眼前了。他在草地边缘坐了下来,靠着电话亭。为了坐得舒服点,他像土耳其人那样交叉双腿,捋着胡须根。话涌到嘴边,他声音洪亮,梦呓般自言自语。

“怨恨是贫穷最珍贵的花朵。没错。”

他喜欢说话。说话的声音能让自己愉悦。声音好像有回音,飘荡在半空,每个词都响起两次。他咽了口水,润了润嘴巴又开始说。他忽然想回到哑巴安静的房间里,好对他倾诉各种念头。想和一个聋哑人聊天是件奇怪的事。但是,他正感到孤单。

夜晚降临,眼前的街道黯淡了。偶尔有人走过狭窄的街道,离得很近,相互说着单调的话,每走一步,脚下都升起一团灰尘。或者是扎堆的女孩和抱着孩子的母亲经过。杰克麻木地坐了一会儿,终于站了起来,接着走。

韦弗斯巷很黑。油灯在门道和窗下投下颤悠的橘黄色光晕。有些房子一点光都没有,屋里人坐在前门台阶上,借邻居的光才能看见。一个女人从窗户探身出来,往街上倒了一桶脏水,有几滴溅到杰克脸上。一些房子后面传来高亢又愤怒的叫声,还有一些房子能听见摇椅那宁静、缓慢的摇晃声。

杰克站在一栋房子前,门前台阶上坐了三个男人。屋里淡淡的鹅黄灯光照着他们。其中有两人没穿衬衣,只穿了工装裤,光着脚。一个是关节松弛的高个子,另外那个长得矮小,嘴角有溃疡。第三个人穿着衬衣和长裤,膝盖上放了一顶草帽。

“嗨。”杰克说。

三个男人看着他,灰头土脸,面无表情。他们嘴里嘟囔着,但纹丝不动。杰克从口袋里掏出那包塔吉特牌烟,挨个递了过去。他在最底层的台阶上坐了下来,脱掉鞋子。清凉湿润的地板让脚很舒服。

“在工作吗?”

“是啊,”拿草帽的人说,“大多数时间都是。”

杰克在挖脚指头。“我的内心响着福音,”他说,“我想和谁讲一下。”

他们笑了。狭长的街道对面,有个女人在唱歌。空气静止,他们吐出的烟雾在身边缭绕。一个小子沿着街道走过来,站住并解开裤子撒尿。

“附近有个帐篷,今天是周日,”矮个子男人终于开口,“你可以去那里,尽情讲你的福音。”

“不是那种。它更好,它是真理。”

“怎么样的?”

杰克嘴里含吮着胡子,没有回答。过了片刻,他说:“你们这儿发生过罢工吗?”

“有一次,”高个子男人说,“六年前有过一次罢工。”

“发生什么了?”

嘴角有溃疡的男人拖着脚步走,将烟屁股扔到地上。“那个——他们罢工是想要一小时二十美分。大概有三百个人吧,整天在街上晃。工厂派了几辆卡车出去,不到一周,镇上聚集了大量来找工作的人。”

杰克转身,对着他们。他们坐得比他高两级台阶,只有仰头才能看见他们的眼睛。“没让你们发狂?”他问。

“你什么意思——发狂?”

杰克额头的血管鼓起来,颜色深红。“全能的基督,兄弟!我指的就是发狂——发——狂。”他昂首怒视着他们困惑、灰黄的脸。在他们身后,大门敞开,他能看见屋内。前屋有三张床和一个脸盆架。后屋有个打着赤脚的女人坐在椅子上睡觉。附近一个黑暗的门廊传来吉他的声音。

“我就是给卡车拉来的。”高个男人说。

“那没有区别。我想要说的,简单易懂。那些拥有工厂的混蛋都是百万富翁。落纱工、梳棉工和所有在机器后面忙碌地纺纱织布的人呢,却连填饱肚子的钱都挣不到。明白吗?当你走在街上,想到这点的同时看见饥饿的劳苦大众和营养不良的孩子们,这不会让你们发狂吗?不会吗?”

杰克的脸涨得通红,阴沉着,嘴唇在颤抖。那三个人警觉地看着他。然后,那个戴草帽的男人笑了。

“继续笑吧。坐在那儿,笑破你的肚皮吧。”

他们笑得温吞又轻浮,三个人笑一个。杰克将鞋底的灰擦掉,他的拳头握得紧紧的,嘴角弯出一个愤怒的冷笑。“笑——你们就知道笑。希望你们坐在那儿,一直笑,直到烂掉!”他僵直着身子沿着街道走了,他们的笑声和嘘声还一路跟随。

主街的灯光明亮。杰克在拐角处徘徊,摸索着兜里的硬币。他的脑袋阵阵作痛,夜晚虽然炎热,却有一股寒意穿过他的身体。他想到了哑巴,迫不及待想回到他那里,和他坐一会儿。他在下午买报纸的果品店里挑了一篮子水果,用玻璃纸包着。收银台后的希腊人说价格是六十美分,他把钱付了后,就只剩下五美分了。才走出商店,他就意识到这礼物送给一个健康的人不合适。几颗葡萄从玻璃纸里露出来,他饿了,就把它们都摘下来了。

他到那儿时,辛格在家。他坐在窗前,一局象棋在桌上铺开。房间看着就和杰克离开时一样,风扇开着,冰水罐在桌旁。床上有一顶巴拿马帽子和一个纸袋,可见哑巴是刚回来。他的脑袋扭向桌子对面的椅子,棋盘被他推到一边。他身体向后靠,手插在口袋里,脸上的表情像在询问杰克离开之后都干了什么。

杰克把水果放到桌上。“今天下午,”他说,“它的格言就是:去找一条章鱼,帮它穿上袜子。”

哑巴微笑,杰克不确定他是否听明白了。哑巴惊讶地看着水果,将包装的玻璃纸拿掉。他摆弄这些水果时,脸上有一种怪怪的表情。杰克想搞明白那表情的含义却被难住了。然后,辛格欢快地笑了。

“今天下午,我在游乐场找到一份工作。负责旋转木马的运转。”

哑巴似乎毫不意外。他走到橱柜那儿,拿出一瓶红酒和两个杯子。他们沉默地喝。杰克觉得自己从未在这么寂静的房间待过。头顶的灯在手中发亮的酒杯上反射出他自己怪异的影子——同样滑稽的身影,他在水罐和锡制马克杯那弯曲的表面上见过好多次——又圆又粗,鸡蛋形状的脸,胡子疯长几乎蔓延到耳根。对面的哑巴用双手捧着杯子。红酒开始在杰克的血管里嗡鸣,他感到自己再一次进入光怪陆离的迷醉里。他的胡子因兴奋而颤动不已。他身体前倾,胳膊肘撑在膝盖上,眼睛圆睁,疑惑的目光盯着辛格。

“我打赌我是这个镇上唯一的疯子——我指的是真正意义的发疯——整整十年。该死的我刚才差点又和人打架了。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可能是真疯了。我不知道。”

辛格把酒推到客人面前。杰克拿起酒瓶直接喝了,手擦着额头。

“你明白吗,就像有两个我。一个我受过教育。我去过全国最大的几个图书馆。读书,我一直在读书。我读那些讲纯粹真理的书。在我那手提箱里还有卡尔·马克思和托斯丹·凡勃伦的书,以及类似的作家。我一遍遍地读他们,读得越多,我变得越疯狂。我认得每页纸上的每个词。一开始,我是喜欢词语。辩证唯物主义——耶稣会谎言”——杰克以虔诚的迷恋卷着舌头念出音节——“目的论倾向。”

哑巴用一块叠得整整齐齐的手帕擦着额头。

“但我要说的是这个。一个明白人却不能让他人理解,他怎么办?”

辛格伸手去拿酒杯,倒满,很坚决地把它放到杰克淤青的手里。“嗯,喝醉?”杰克说,手臂抖了一下,几滴酒因此溅到他的白裤子上。“但是听着!无论在哪儿,你都能看见卑鄙和腐败。这间房,这瓶葡萄酒,篮子里这些水果,都是赢利和亏损的产品。一个人要活下去,不得不消极地接受卑鄙。有人为了嘴里的每口饭、身上的每寸布而累死累活——却没人知道。所有人都瞎了,哑了,大脑迟钝——愚蠢和卑鄙。”

杰克的拳头压着太阳穴。他的种种念头横冲直撞,像脱缰野马一般让他无法控制。他想发火,想出去,到拥挤的街上和谁狠狠打一架。

哑巴依然富有耐心、饶有兴趣地看着他,拿出一支银色的铅笔。他在一张纸条上小心地写道:“你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然后将纸条递到桌子对面。杰克在手里将它揉成一团。房间又开始绕着他旋转,他一个字都读不下去了。

他盯着哑巴的脸看以保持稳定。辛格的眼睛是房间里唯一不动的东西。它们色彩丰富,掺杂着琥珀色、灰色和淡淡的褐色。他久久凝视着它们,几乎被催眠了。那狂暴的冲动消失了,他又恢复了平静。那双眼睛似乎懂得他讲的一切,而且有话要对他说。片刻之后,房间恢复平稳了。

“你明白的,”他含糊不清地说,“你明白我的意思。”

远处响起软绵绵的、银铃般的教堂钟声。月光很白,洒在隔壁房子的屋顶上,夜空是温和的、夏季的蓝。两人心照不宣,杰克得在辛格这儿待几天直到他找到住处。红酒喝光后,哑巴在挨着床的地板上铺了一块床垫。杰克衣服也不脱就躺了下来,瞬间进入梦乡。

5

离主街很远的地方,小镇的一处黑人区里,本尼迪克特·马迪·考普兰医生独自坐在黑暗的厨房里。九点已经过了,周日的钟声不会再响起。夜晚虽然炎热,圆鼓鼓的柴炉里还燃着一小堆火。考普兰医生坐在直背餐椅上,身子前倾挨着火炉,细长的双手托着脑袋。炉里噼啪作响的红火苗照亮了他的脸——他厚厚的嘴唇让黑皮肤衬得几乎发紫,他的灰发像一顶羊毛帽紧紧贴着脑袋,也变成了淡蓝色。他一动不动地坐了很久。银边镜框后的眼睛目光阴沉,直勾勾地盯着某处。然后,他使劲清了清喉咙,从椅子边的地板上捡起一本书。屋里很黑,他得凑近火炉才看得清书上的字。今晚他读斯宾诺莎。概念的复杂游戏和复杂措辞他并没有全懂,但在阅读中他感受到词语背后强烈真实的意图,他觉得自己大概懂了。

晚上,常有刺耳的门铃声打破他的沉默,他会发现某个骨折或者被剃刀伤着的病人站在客厅。但今晚没有人来打扰他。在黑暗的厨房里一个人枯坐了几小时后,他情不自禁地开始慢慢摇摆身体,喉咙里发出某种哀怨的歌声。波西娅进来时,他正唱着。

考普兰医生提前就知道她要来了。当外面的街道上传来口琴吹奏的布鲁斯,他就知道是威利,他儿子吹的口琴。他没有开灯,穿过门厅,打开大门。他没有走到外面的门廊上,而是站在漆黑的纱门后。月光明亮,波西娅、威利和海伯尔黑色而紧密的影子打在满是灰尘的街道上。这一片的房子都很破。考普兰医生的家却鹤立鸡群。它是用砖建的,很坚固,墙面被粉刷过。门前的小院子被尖桩篱栅包围着。波西娅与她丈夫和哥哥道别后敲了敲纱门。

“干吗在黑天暗地里坐着?”

他们一起走过黑暗的门厅,回到厨房。

“你有那么亮的电灯,却老是坐在黑咕隆咚里,实在说不通。”

考普兰医生扭了扭桌子上悬挂的灯泡,房间一下子就灯火通明。“黑暗让我自在。”他说。

厨房空空的,很干净。餐桌的一边摆了书和墨水台,另一边摆了叉子、汤勺和盘子。考普兰医生坐得笔挺,长腿交叠。一开始,波西娅也僵硬地坐着。父女俩长得很像——两人都有又宽又扁的鼻子、一样的嘴和额头。不过,和父亲比起来,波西娅的肤色淡些。

“这儿是在烧烤呢,”她说,“不做饭的时候,我看你还是把火熄了吧。”

“你要介意,我们上办公室去吧。”医生说。

“我无所谓。我不介意。”

考普兰医生扶了下银框眼镜,然后双手合拢搁在大腿上。“上次见面之后,你过得怎么样?你和你丈夫,还有你哥哥?”

波西娅放松了,脚从浅口鞋里解放出来。“海伯尔、威利和我都过得不错。”

“威利还和你们一起住?”

“当然,”波西娅说,“你看,我们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安排。海伯尔,他付房租。我负责买吃的。威利呢,他负责教会的税、保险、会费和周六晚上活动的经费。我们三个有自己的安排,各司其职。”

考普兰医生低头坐着,使劲拉他的中指,弄得指关节咔咔作响。干净的袖口盖过手腕,瘦长的手看着比身体其他部位的颜色都要淡,手心是浅黄色的。他的手看上去永远那么干净又皱巴巴,仿佛被刷子刷过,并在水盆里浸泡了很久。

“噢,我差点忘了我带的东西了,”波西娅说,“你吃过晚饭了吗?”

考普兰医生说话总是很小心,每个音节仿佛都被他沉闷的厚唇过滤了一遍。“没有。我还没吃。”

波西娅打开她放在餐桌上的纸袋。“我带了很好的甘蓝叶,我想我们可以一起吃晚饭。我还带了一块肋排肉。甘蓝叶需要用它来调味。你不介意我用肉来烧甘蓝叶吧?”

“没关系。”

“你还是不吃肉吗?”

“不吃。我吃素是纯粹的私人原因,不过,你若想用这块肉烧甘蓝叶,没有关系。”

波西娅没穿鞋子,光脚站在餐桌旁,细心地挑菜。“这地板踩在脚下很舒服。如果我就这样光脚到处走,不穿那双太紧、让我脚痛的鞋子,你会介意吗?”

“不会,”医生说,“没问题。”

“现在,我们有很新鲜的甘蓝叶、玉米饼和咖啡。我还要从这肋排肉上割下几片,煎给我自己。”

考普兰医生的目光跟随着波西娅。她穿了长筒袜的脚在屋里慢悠悠地走动,从墙上取下擦洗过的平底锅,生火,洗掉甘蓝叶里的沙子。他开过一次口,然后又闭上了嘴。

“那么,你和你丈夫还有你哥哥有你们自己合作的安排。”他最后说道。

“对的。”

考普兰医生掰了一下手指,想让指关节再次打响。“你们有要孩子的计划吗?”

波西娅没看她的父亲。她生气地把水从放了甘蓝叶的锅里泼出去。“有些事情,”她说,“对我来说,是完全由上帝决定的。”

他们没再说话。波西娅把晚餐放到炉子上烧,她沉默地坐着,长长的手有气无力地垂在膝盖间。考普兰医生的脑袋垂在胸前,像睡着了。但他并没有睡。他的脸时不时闪过紧张的战栗。他深呼吸一口气,恢复面容的平静。晚餐的香气开始弥漫在闷热的屋里。静悄悄的,碗柜顶上的钟的嘀嗒声听上去很响,他们刚才说的话让那单调的走针听起来就像在说“孩——子,孩——子”,一遍又一遍。

他总能遇见他们中的一个——光着身子地上爬的、弹着玻璃球的,甚至在漆黑的街道上,抱着一个小女孩。本尼迪克特·考普兰,男孩都叫这个名。女孩,则会取名班妮·马尔、马迪本或者本妮迪·马丁之类的。他有次算过,至少有十几个孩子随他的名字。

但他的一生都在述说、解释和规劝。他会说,你不能做这个。他会告诉他们,关于这个第六、第五或者第九个孩子不能要的一切理由。我们需要的不是更多孩子,而是给那些早就出生的孩子提供更多机会。如何让黑人种族优生优育,是他要传授给他们的。他会用简单的话告诉他们,始终如此,多年过去,那变成某种愤怒的诗句,被他熟记于心。

他学习和掌握任何新理论的发展。他自掏腰包给病人分发工具。至今为止,他是镇上唯一想到这一点的医生。他会在给他们的同时也解释,在给他们的同时也告知。但是,每周还是有大概四十次生产。马迪本和班妮·马尔。

只有一个意义。只有一个。

他知道,他这一生的工作并非毫无意义。他一直知道,他的使命就是教育他的同胞。他整天背着包走访每家每户,和他们无所不谈。

漫长的一天过去,他陷入沉重的疲惫里。但只要在黄昏时打开铁栅门,疲惫就消失了。他有汉密尔顿、卡尔·马克思、波西娅和小威利。还有黛西。

波西娅将炉子上的平底锅盖拿掉,用叉子搅拌甘蓝。“爸爸——”过了一会儿,她说。

考普兰医生清了清喉咙,往手帕上吐了口痰。他的声音又干又涩。“嗯?”

“我们别吵了吧。”

“我们没有吵架。”医生说。

“吵架不一定要说话,”波西娅说,“我觉得,我们即使像现在一样完全无声地坐着,也是在争论。这就是我的感觉。说实话,每次来看你都让我觉得很累。我们不要再吵架了,不管用什么方式。”

“争吵肯定不是我的意愿。我很抱歉让你有这种感觉,女儿。”

她倒了两杯咖啡,一杯不加糖的递给她父亲,自己那杯加了几勺糖。“我饿了,咖啡的味道好极了。你喝吧,我和你讲一件不久前发生的事。这事都过去了之后,现在感觉有点可笑,但我们有足够的理由不要笑得太狠。”

“你说吧。”考普兰医生说。

“嗯,前阵子有个长得很帅、穿得又好的黑人来到镇上。他自称B.F.梅森先生,来自华盛顿特区。他每天拄着根手杖在街上来回走,穿着花哨好看的衬衫。晚上,他会去‘社会咖啡馆’。他吃得比镇上所有人都好。他每晚都点一瓶杜松子酒和两块猪排。他见到谁都微笑,对女孩子低头弯腰,进出总为他人扶着门。在那一周里,无论他在哪儿,都让人很愉快。人们开始疑惑好奇这个富有的B.F.梅森先生的身世。没过多久,他和大伙混熟了,便安顿下来做生意。”

波西娅嘟着嘴,向杯中的咖啡吹了口气。“我想,你在报纸上读过‘政府铁钳养老项目’的新闻吧?”

考普兰医生点了点头。“养老金。”他说。

“呃,他和这事有关。他是政府的人,在华盛顿的总统派他来这儿,动员所有人加入这个养老项目。他一家一户地游说,解释说只要一美元就可以加入,之后每周交二十五美分,四十五岁之后政府会每月给你五十美元的生活费。我认识的全部人都为此激动不已。他送给每个加入的人一张签名的总统照片。他说,六个月后,会有免费的会服给每个成员。这个俱乐部叫‘有色人种铁钳大联盟’——两个月后,所有人会获得一条黄丝带,上有俱乐部名的缩写G.L.P.C.P。就像政府里其他组织的缩写一样。他挨家挨户地走访,随身带着小手册,所有人都加入了。他记下他们的名字,拿走了钱。每周六,他上门收钱。三周后,这个B.F.梅森先生拉拢了太多成员,没法在周六把钱都收齐。他只好雇人代收,每隔三四条街就安排一个人。每周六的一大早,我会替他在家附近收那二十五美分。当然,威利一开始就加入了,还有海伯尔和我。”

“我在你家附近的不同人家里见到这总统照片很多回了,我记得有人提到过梅森这名字,”考普兰医生说,“他是个贼吧?”

“是的,”波西娅说,“有人查明了B.F.梅森先生的情况,他被逮捕了。他们发现他就是亚特兰大本地人,根本不知道华盛顿特区和总统是什么样子的。所有的钱不是被他藏起来就是花光了。威利损失了七美元五十美分。”

考普兰医生激动了。“这就是我说的——”

“死后下地狱,”波西娅说,“这个人会每天被肠子里火热的叉子烫醒。不过,事情过去后,现在看起来有点可笑,但我们还是有足够的理由无法笑得太狠。”

“每周五,黑人种族自愿爬上十字架。”考普兰医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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