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森·麦卡勒斯提示您：看后求收藏（350中文350zw.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考普兰医生松了一下衬衣领子，他的喉咙有窒息的感觉。他内心的爱过于沉重。他看着四周沉默的客人。他们在等待。院子和前廊上站立的人群也像屋里的人一样专注安静。一个耳聋的老人身子前倾，手托着耳朵。一个女人用橡皮奶嘴安抚着烦躁的婴儿。辛格先生站在过道上专心地听。年轻人大多数坐在地板上。兰斯·戴维斯也在里面。男孩的嘴唇紧张而苍白。他的胳膊紧紧地抱着膝盖，他年轻的脸神情阴郁。房间里所有的眼睛都在看，目光里都是对真理的渴求。
“今天我们要把五美元奖金颁给那个将命题作文‘我的野心：我如何让黑人获得更好的社会地位’写得最好的中学生。今年的得奖者是兰斯·戴维斯。”考普兰医生从口袋里拿出一个信封，“显然，无需我说，这个奖的价值并不完全在于它的奖金——还在于它所体现的神圣的信任和信念。”
兰斯笨拙地站了起来。他阴郁的嘴唇颤抖着。他鞠躬，领奖。“你希望我朗读这篇文章吗？”
“不，”考普兰医生说，“但我希望你这周来找我谈谈。”
“是的，先生。”屋里又安静了。
“‘我不想成为一个仆人！’我在这些文章里一次次读到这个愿望。仆人？我们中一千个人里只有一个被允许成为仆人。我们没有工作！我们没有服务！”
房间里的笑声不自然。
“听着，我们这些劳动者，五个中有一个在修路，或者做环卫工，或者在锯木厂和农场工作。另有一个找不到任何工作。剩下的五分之三呢——我们的大多数同胞？许多人为那些没有能力给自己准备食物的人做饭。许多人为了一两个人的愉悦，毕生都在打理花园。我们中的许多人为豪宅的地板打蜡。或者为那些懒得自己开车的富人当司机。我们的一生都耗费在上千种毫无意义的工作上。我们劳动，但我们所有的劳动都是浪费。那是服务吗？不，那是奴役。
“我们劳动，但我们所有的劳动都是浪费。我们没有机会服务。这个上午在场的学生，你们代表着我们种族里幸运的少数。我们大多数的同胞根本没有机会上学。你们每个人的背后是几十个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出来的年轻人。我们学习和智慧的尊严被剥夺了。
“‘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我们大家都为温饱而受过苦。那是巨大的不公正。但有一种不公正比它更令人痛苦——那就是被剥夺了各尽所能的工作权利。一辈子庸庸碌碌。被剥夺了服务的机会。比起被富人抢劫我们的头脑和灵魂，我宁愿他们来抢我们钱包里的钱。
“这个上午在这里的年轻人，你们有些可能想当老师、护士或是同胞的领导者。但是你们大多数人会被拒绝。为了活着，你们将不得不为了无用的目的而出卖自己。你们要被排挤，感受挫败。年轻的化学家摘棉花。年轻的作家没机会学习阅读。教师成为熨衣板上的奴隶。我们在政府里没有发言人。我们没有投票权。在这个伟大的国家里，我们是最受压迫的人。我们不能大声疾呼。我们的舌头没机会使用而腐烂在嘴巴里。我们的内心变得空虚，失去了为个人奋斗的力量。
“黑人同胞们！人类的思想和灵魂是我们与生俱来的财富。我们给予了最珍贵的礼物。我们的付出却遭到嘲笑和蔑视。我们的礼物被践踏在泥地里，成了废物。我们被安排去做比畜生还要低级的工作。黑人！我们必须站起来，重新团结一致！我们必须获得自由！”
屋里一片低语声。狂热的情绪在高涨。考普兰医生声音哽塞，拳头握紧。他感觉自己仿佛膨胀成一个巨人。他内心的爱使得胸腔成了发电机，他想大喊，好让他的声音传遍小镇。他想跪下来，用巨兽般的声音大喊。屋里充满了悲叹和叫喊。
“拯救我们吧！”
“全能的主啊！带领我们走出死亡的荒野吧！”
“哈利路亚！主，拯救我们！”
他努力控制自己。他一再努力，终于恢复了自制力。他压下内心的呐喊，找出真正有力的声音。
“请注意！”他喊道，“我们必须自我拯救！不是通过悲痛的祷告。不是通过懒散和烈酒。不是通过欲望或无知。不是通过服从和谦卑。而是通过自尊。通过尊严。通过成为坚韧有力的人。我们必须为了我们真正的使命而积聚力量。”
他突然停住，身体挺得笔直。“每年这个时候，我们会用自己的微薄之力去阐明卡尔·马克思的第一戒条。来聚会的每个人都事先带了礼物来。你们许多人为了减轻他人的贫困而放弃了自己的舒适。你们每个人都各尽所能，没有考虑回报礼物的价值。我们很自然地和他人分享。我们长久以来就认识到施比受有福。我们内心一直记得卡尔·马克思的话：‘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考普兰医生沉默了很久，好像说完了。随后又说道：
“我们的使命是，带着力量与尊严穿过那些羞辱的岁月。我们应有强大的自尊心，因为我们知道人类精神和灵魂的价值。我们必须教育我们的孩子。我们必须牺牲，让他们获得学习和智慧的尊严。时机会到来。我们的财富不再被嘲笑和蔑视的那天会到来。我们能够服务的那天会到来。我们将要劳动，而我们的劳动不再被浪费的那天会到来。我们的使命就是用力量和信念等待这一天。”
他说完了。人们鼓掌，在地板和外面坚硬的冬天的地面上跺脚。滚烫、浓郁的咖啡香气从厨房飘了过来。约翰·罗伯特负责分发礼物，喊着卡片上的名字。波西娅用长柄勺把咖啡从炉上的盆里打出来，马歇尔·尼科尔斯负责派发一块块蛋糕。考普兰医生在客人中间穿梭，身边总跟着一小群人。
有个人碰他胳膊：“你的巴迪的名字就是从他那里来的？”他说是的。兰斯·戴维斯跟着他问问题。他对一切问题都回答“是”。快乐让他感觉自己像个醉汉。为他的同胞们提供教导、勉励和解惑——使他们明白道理。这是最棒的事。说出真理，被聆听。
“今天的派对，我们真的很高兴。”
他站在门厅和大家告别。一遍遍地握手。他沉沉的身体靠在墙壁上，只有眼珠子转动，他很累了。
“我非常感激。”
辛格先生是最后一个走的。他真是非常好的人。他是一个具有智慧和真知的白人，丝毫没有那刻薄的傲慢。所有人都走了，他是最后一个留下来的。他等待着，似乎还想听他最后说点什么。
考普兰医生手放在喉咙上，他的嗓子疼。“老师，”他声音沙哑地说，“这是我们最大的需求。领导者。团结和带领我们的人。”
庆祝活动过后，屋里一片狼藉。室内很冷。波西娅在厨房里洗杯子。圣诞树上的银雪花落在地上被人踩出轨印，有两个装饰坏掉了。
他很累，但是依然沉浸在快乐和兴奋里。他从卧室开始收拾整个屋子。档案柜上面有一张快掉出来的卡片——兰斯·戴维斯的记录。他想对他说的话在脑子里开始成形，他很焦躁，因为现在无法说出来。男孩那阴郁的脸充满了他的心，让他无法摆脱。他打开档案柜上面的抽屉，将卡放好。A，B，C——他的拇指紧张地翻动着字母。接着，他的目光落在了自己的名字上：本尼迪克特·马迪·考普兰。
文件夹里是几张肺部的X光片和简短的病历。他将X光片举到光下。肺的左上部有很亮的一块像被钙化的星星。向下有很大的一块阴影，沿着右肺向上扩展到双倍大的面积。考普兰医生麻利地将X光片放回文件夹。只有他为自己写的简短病历还在手里。字写得大而潦草，他自己都认不出。“1920年——钙化。淋巴腺——淋巴门有明显的增厚。病灶被控制——功能恢复。1937年——病灶再度打开——X光片显示——”他读不懂这病历。一开始辨认不出字，后来能清楚认出了，却搞不懂。末了只有四个字：“预后不定。”
往日那黑暗的、狂野的感觉又回来了。他弯着身子，猛地拉开档案柜最下面的抽屉。一堆杂乱的信。来自“有色人种协进会”的信。已发黄的一封黛西的信。汉密尔顿和他索要一点五美元的信。他在找什么？他的手在抽屉里翻找，最后僵硬地站了起来。
时间浪费了。一个小时没了。
波西娅在厨房的餐桌上削土豆皮。她萎靡不振，脸色哀伤。
“挺起肩膀，”他生气地说，“别再闷闷不乐。你一会儿消沉一会儿兴奋的，让人看不下去。”
“我只是在想威利，”她说，“当然，信只拖了三天。但他没理由让我如此担心。他不是那种男孩。我觉得怪怪的。”
“耐心点，女儿。”
“我想我也只能这样。”
“有几个病人我得去看，不过，很快回来。”
“好的。”
“一切都会好的。”他说。
在中午明亮、寒冷的日光下，他的快乐几乎都消失了。脑子里胡乱地想着病人的病情。肿大的肾。脑膜炎。脊柱结核病。他升起汽车后座上的曲柄。通常，他会喊路过的黑人帮他转动曲柄好发动汽车。他的同胞也总是乐意帮助。但今天他自己调整曲柄，大力地转动着。他用外衣袖擦去脸上的汗珠，匆忙坐到方向盘前上路了。
他今天说的话有多少能被理解？有价值的又有多少呢？他回忆自己的措辞，它们显得苍白而无力。留在心里不曾说出口的话更沉重。它们涌到嘴边，让人焦躁。他受苦同胞的脸聚集着，不断膨胀，在眼前移动。他沿着大街缓慢地驾驶，心里充满了愤怒不安的爱。
7
小镇许多年未遇见这么寒冷的一个冬天。窗户的玻璃结满了霜，屋顶白茫茫一片。冬日的下午散发着朦胧的、柠檬色的光，阴影则是淡淡的蓝。街上的水坑结了一层薄冰，据说圣诞节的第二天，在北边十英里处下了场小雪。
辛格变了。安东纳帕罗斯离开后的最初几个月，他常忙于出门散很久的步。他散步远达数英里，小镇的四面八方他都走遍了。他漫游过河边稠密的居民区，这个冬天工厂变得萧条后，此处比往日更脏了。很多人眼里流露出阴沉的孤独感。人们现在无事可做，能感觉到他们身上的某种焦虑。一种新的信仰突然热烈地传播开来。一个曾在染织厂干活的年轻男人忽然声称一股伟大神圣的力量进入他身体。他说，传播主的一套新戒条是他的义务。这个年轻人设了一个帐幕，每晚都有几百人来，在地上打滚，相互摇晃身体，他们相信自己正和某种超人类的事物在一起。还发生了谋杀。一个吃不饱的女人认为工头克扣了她的工钱，朝他的喉咙插了一刀。有一家黑人搬到最阴暗的街道上最角落的房子里，此事引发了巨大的愤怒，房子被烧，黑人被他的邻居殴打。不过，这些都是小插曲。没什么实质的改变。挂在嘴边的罢工从未付诸行动，因为人总凑不齐。一切基本是老样子。即使最冷的夜晚，“阳光南部”游乐场依然开放。人们和原来一样，继续做梦、打架和睡觉。出于习惯，他们不愿多想，免得迷失在明天之后的黑暗里。
辛格穿越气味难闻的黑人聚集区。此处有更多的欢乐和暴力。小巷里常常飘荡着杜松子酒辛辣的香气。温暖的、让人昏昏欲睡的炉火给窗户添了光彩。教堂几乎每晚都有聚会。褐色的草地衬托着舒适的小屋——辛格也经过此处。这里的孩子更强壮，对陌生人更友善。他漫步经过富人区。那里的房子雄伟而古老，有白色的圆柱和错综复杂的铁栅栏。他走过高大的、砖砌的房子，车道上的汽车响着喇叭，烟囱里冒出挥霍的浓烟。他走到从小镇通向杂货铺的公路边缘，农民周六晚聚集在杂货铺，围炉而坐。他经常漫游在四个主要的商业区，它们灯火通明，然后再穿过后面黑暗空旷的小巷。小镇没有哪个角落是辛格不知道的。透过窗户，他看过万家灯火。冬天的夜晚很美。天空是冷冽的蓝，星光闪亮。
如今他散步路上常被人叫住聊天。人人都认识他。如果有陌生人和他说话，辛格就掏出一张卡片解释自己的沉默。他在镇上无人不知。他走路时肩膀挺直，双手永远插在口袋里。他灰色的眼睛仿佛将周围的一切尽收眼底，他的脸上永远是平静的表情，那些非常睿智而忧伤的人们独有的表情。无论谁想和他待一会儿，他都会愉快地停下脚步。毕竟，他只是在漫无目的地散步。
现在镇上开始流传关于哑巴的各种流言蜚语。几年前，和安东纳帕罗斯一起时，他们来来回回走在上班路上，除此之外，两人总是待在房间里。那时候，没有人打扰他们——若有谁留意到他们，也是因为那个胖希腊人。那些年里，辛格是被人遗忘的。
关于哑巴的谣言丰富多样。犹太人说他是犹太人。大街上的商人说他继承了一大笔钱，是个富翁。一个被打压的纺织协会私下传说哑巴是产业工会的组织者。一个孤独的土耳其人，许多年前流浪到小镇来，和家人在一家小店里生活潦倒，售卖亚麻，他兴奋地告诉妻子哑巴是土耳其人。他说哑巴能听懂他的土耳其语。他说这些时，声音变得富含感情，也忘了和孩子拌嘴，脑子里都是计划和行动。一个乡下老人说哑巴来自离他家不远的地方，哑巴的父亲种的烟草作物是全郡最好的。所有这些事说的都是哑巴。
安东纳帕罗斯！辛格的心里永远有伙伴的记忆。夜晚，当他合上眼睛，希腊人的脸就浮现在黑暗中——圆圆的、油光滑亮的，有着狡黠和温柔的微笑。他的梦里，他们永远在一起。
现在，他的伙伴已经走了一年多了。这一年感觉既不长也不短。它只是有点脱离平常的时间观念——就像一个人喝醉了或是半梦半醒时。每时每刻都有他的伙伴。和安东纳帕罗斯的这段隐秘生活也随着周围的事物在变化延续。一开始的几个月他老在想安东纳帕罗斯被带走前最可怕的那几周——他生病后引起的麻烦，他被抓走，企图阻止伙伴疯狂念头的痛苦。他想到过去和安东纳帕罗斯不快乐的时刻。其中一个场景，很久以前的场景，多次回到眼前。
他们没有朋友。他们有时去见其他哑巴——在过去十年里他们和三个哑巴成了熟人。但总有变故发生。有一个见面才一周就搬到另一个州。另一个结婚了，生了六个孩子，腾不出手来交谈了。伙伴走后，辛格回忆最多的就是他们和第三个哑巴的关系了。
这个哑巴名叫卡尔。他是个面色蜡黄的年轻工人。他的眼珠子是淡黄色的，牙齿脆薄透明，也是淡黄色的。他的蓝色工装服松松垮垮地罩着他瘦骨嶙峋的身体，看上去就像一个用蓝碎布与黄碎布拼的玩偶。
他们请他吃饭，并安排预先在安东纳帕罗斯工作的店铺会合。他们俩到时，希腊人还在忙。他在店后的厨房里，快做好一批太妃软糖了。金黄光泽的软糖搁在长长的大理石桌上。温暖的空气里有着浓厚的香甜气息。安东纳帕罗斯似乎很乐意卡尔看他如何用刀滑过热乎乎的软糖，将它们切成一块块。他将一小块粘在油腻的刀刃上的软糖递给他们的新朋友，还给他表演了一个只有想取悦对方时才表演的小把戏。他指了指炉子上沸腾的糖浆缸，扇了一下脸，眯起眼睛表示它非常烫。接着，他将手浸入一盆冷水，再突然插到沸腾的糖浆里，又迅速地把手放回冷水里。他的眼珠鼓起，舌头翻了出来，仿佛承受着巨大的痛苦。他甚至绞着手，单脚在跳，房子被他震得发抖。然后，他忽然笑了，伸出了手，表明这是个玩笑，还拍了一下卡尔的肩膀。
这是个黯淡的冬日黄昏，他们手挽着手走在街上，呼吸在冷空气里如云如雾。辛格走在中间，途中有两次将他们留在人行道上，他自己进了商店买东西。卡尔和安东纳帕罗斯拎着大袋小袋，辛格紧紧挽着他们的胳膊，一路微笑着回家。他们的房子很舒适，他在屋里高兴地走动，和卡尔聊天。晚饭过后，他们俩说话，安东纳帕罗斯在一旁看，笑容温和。通常，胖希腊人会挪到储藏室，倒点杜松子酒。卡尔坐在窗边，只有安东纳帕罗斯把酒杯推到他眼前，才会犹豫地喝上几口。辛格不记得他的伙伴对陌生人有过如此热情，他愉快地想象卡尔今后常来看他们的时光。
过了午夜，发生了一件事情毁掉了这个仿佛过节的派对。安东纳帕罗斯有一次从储藏室回来后，满脸怒容。他坐在床上，不断瞪着他们的新朋友，表情既愤怒又厌恶。辛格说个不停，想掩饰这个怪异的行为，但希腊人很固执。卡尔缩在椅子里，摸着他骨瘦如柴的膝盖，被胖希腊人的鬼脸弄得迷惑不已。他的脸红了，小心翼翼地喝着酒。辛格不能再放任不管了，他终于开口问安东纳帕罗斯是胃痛还是哪里不舒服，要不要上床睡觉。安东纳帕罗斯摇头。他指着卡尔，把知道的下流手势都做了个遍。脸上的厌恶表情不堪入目。卡尔吓得缩成一团。最后，胖希腊人咬牙切齿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卡尔慌张地拿起帽子离开了。辛格跟着他下楼。他不知道如何向这个陌生人解释他朋友的行为。卡尔缩着身子站在楼下的门廊上，无精打采，帽舌遮住了脸。最后，两人握了握手，卡尔离开了。
安东纳帕罗斯告诉他，他们的客人趁他们没注意跑到储藏室，将杜松子酒都喝光了。再多的劝说也没法让安东纳帕罗斯相信是他自己将酒喝光的。这胖希腊人坐在床上，他的圆脸阴沉着，充满怪罪的意味。大颗的泪珠缓缓流到他的内衣领口，如何也安慰不了。最后，他去睡觉了，但辛格却在黑暗中久久不能入睡。他们再也没见过卡尔。
几年以后，安东纳帕罗斯开始从壁炉架上的花瓶里取出房租的钱去玩老虎机。夏天的午后，安东纳帕罗斯赤身裸体地走下楼拿报纸。暑热让他难受死了。他们分期付款买了一台冰箱，安东纳帕罗斯的嘴老是含着冰块，甚至在睡觉时让冰块融化在床上。安东纳帕罗斯要是喝醉了，会当着他面把一碗通心粉都扔了。
最初的几个月里，那些不堪的记忆就像地毯里的破线头般，交织于他的思绪里。然后，它们就消失了。他们所有不愉快的时刻都被遗忘了。随着时间推移，对伙伴的记忆渐渐沉淀下来，留下一个只有他才了解的安东纳帕罗斯在心上。
这就是那个能让他倾吐肺腑之言的伙伴。这就是安东纳帕罗斯，他的聪明唯独他知道。随着那年过去，他的伙伴似乎在他脑海里拥有了更多位置，漆黑的夜晚里，他的脸会极其缓慢又微妙地浮现出来。关于伙伴的记忆都变了，所有不好的、犯蠢的事全忘了——只余下机灵的、好的。
他看见安东纳帕罗斯在跟前，坐在一把宽敞的椅子里。他坐得很安稳，一动不动。他的圆脸难以捉摸。他的嘴角在微笑，意味深长。他的眼神深奥。他看着那些向他诉说的事。他以他的方式领会了。
这就是如今在他脑中盘桓的安东纳帕罗斯。这就是那个让他想诉说一切的老伙伴。为了今年发生的一些事，他被留在一个陌生的国度了。独自一个人。他睁开了眼睛，周围的世界难以理解。他感到困惑。
他观察他们说话的嘴形。
我们黑人需要一个最终获得自由的机会。自由，只是奉献的权利。我们想服务和分享，想工作和消费我们应得的回报。但你是我遇到的唯一一个能认识到我同胞的迫切需求的白人。
你明白吧，辛格先生。我无时无刻不在想着音乐。我要成为一个真正的音乐家。也许，我现在啥也不懂，但到了二十岁，我就懂了。明白吗，辛格先生？到时候，我要去一个下雪的国家旅行。
我们喝完这瓶酒吧。我要小瓶的。因为我们在想自由的问题。这词就像我脑中的蠕虫。是？不是？多大？多小？这个词就是抢劫、偷窃和狡诈的暗号。我们将会自由，然后最聪明的人又能奴役他人。但是！但是这个词还有另一重含义。所有词语里面，这个词最危险。我们知道的人必须警惕。这词让我们感觉良好——事实上，这个词是巨大的理想。然而，伴随这个理想的是为我们而准备的、最丑陋的罗网。
最后一个揉了揉鼻子。他不常来，话也不多。他问问题。
这四个人一直来他房间超过七个月了。他们从不一起来——总是单独来。他一贯在门口迎接他们，带着真诚的微笑。需要安东纳帕罗斯的念头从未消失——和他伙伴走后的头几个月没两样——随便和谁在一起都比长期一个人好。就像几年前，他向安东纳帕罗斯做了保证（甚至写了保证书，还贴在床头的墙壁上）——保证要戒一个月的烟、酒和肉。刚开始几天非常难过。他静不下来，躁动不安。他老跑去水果店找安东纳帕罗斯，查尔斯·帕克对他很不耐烦。他一完成手头上的雕工活，就到店铺前和表匠、售货的女孩子消磨时间，或者逛到冷饮机那儿喝一罐可口可乐。那段时间里，随便和哪个陌生人待着都比一个人挂念香烟、啤酒和肉要好。
最初，他一点儿也不理解这四个人。他们说来说去——随着日积月累，他们说得更多。他对他们的唇形变得很熟悉了，便明白了他们说出的每个字。后来，又过了一阵子，他们还没开口，他就知道他们要说什么，因为基本是老调重弹。
他的手让他备受折磨。它们不肯休息。它们在梦里抽搐，有时候，他醒来发现双手在面前比划着梦里说的话。他不喜欢看他的手，也不愿想它们。它们修长、褐色，非常有力。前些年，他还很细心地护理它们。在冬天，他要抹油以防皲裂，还经常磨掉表面的死皮，指甲也都修得刚好到指头处。他喜欢洗手和护理它们。现在，他只是一天两次用刷子随意刷一下，然后又将手放回口袋里。
他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时，会用力按指关节，或猛拉它们，直到手指发痛。要不然就是用一只拳头去击打另一只手的掌心。有时，他一个人在家，想到他的伙伴，他的手不知不觉就开始比划手语。等他意识到，就仿佛一个正高声自言自语的人被发现一样。感觉好像犯下了什么道德错误，羞愧混杂着悲伤，他的双手并拢放到身后。但它们不会放过他。
大街上，辛格站在他和安东纳帕罗斯曾住过的房子前。傍晚是烟灰色的。西边有一缕缕淡黄色和淡玫瑰色的烟。烟雾缭绕的天空下，一只叫声刺耳的冬雀在花式飞行，最终落在一座房子的山墙上。街道荒凉。
他直勾勾地看着二楼右边的一个窗户。这里原来是他们的前屋，后面就是宽大的厨房，是安东纳帕罗斯做饭的地方。透过亮灯的窗户，他看见一个女人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她很高大，被灯光照得轮廓模糊，裹了一条围裙。一个男人坐着，手里拿了份晚报。一个孩子拿着一片面包，来到窗前，鼻子压在玻璃上。辛格看见房间和他离开时一模一样——安东纳帕罗斯睡的大床和他睡的折叠床，圆鼓鼓的大沙发和折叠椅。拿来当烟灰缸用的打破的糖罐，屋顶漏雨在天花板上的湿痕，墙角放洗衣物的盒子。像这样的傍晚，厨房里一般没有灯光，只有大炉子上的几个烧油的灶眼发出的火光。安东纳帕罗斯老将油芯调小，只有灶眼里才能看见那金色和蓝色斑驳的火苗。房间温暖，充满了食物的香气。安东纳帕罗斯用木勺子品尝每道菜，他们喝许多杯红酒。炉前的亚麻油毡上，火苗照出了明亮的倒影——五个金色的小灯笼。浑浊的黄昏越来越暗，小灯笼则越来越清晰，夜晚终于降临时，它们都燃烧起来，耀眼鲜明。那时晚饭都做好了，他们打开灯，把椅子拉近桌子。
辛格低头看那黑暗的大门。他回想起他们早上一块儿出门，晚上一块儿回家。人行道坏了一块，安东纳帕罗斯有次摔了一跤，擦破了胳膊肘。有一个邮箱，供电公司的账单每月都寄到那里。他能感觉到手指上还残留着伙伴胳膊温暖的触摸。
街道现在黑下来了。他又抬头看了一眼窗户，他看见陌生的女人、男人和孩子在一块儿。空虚感在他体内蔓延。一切都流逝了。安东纳帕罗斯走了。他不在这里，这不是回忆他的地方。对伙伴的思念在别处。辛格闭上眼睛，尽量去回想疯人院和安东纳帕罗斯今晚待的房间。他想起了狭窄的白床，角落里玩纸牌的老人。他紧紧闭住双眼，可是房间并没有因此而更清晰。他的内心有着深深的空虚，过了一会儿，他又向窗户投去一瞥，然后沿着他们曾一起走过无数次的、黑暗的人行道走了。
这是周六的夜晚。大街上人很多。瑟瑟发抖的黑人穿着工装服，在“十分钱店”的橱窗前徘徊。电影院的售票处排了许多拖家带口的，年轻的男孩和女孩盯着外面贴的海报。穿过的车流变得很危险，他不得不等了很久才过了马路。
他经过了水果店。橱窗里的水果很好看——香蕉、橘子、鳄梨和鲜艳的小金橘，甚至有几个菠萝。但是查尔斯·帕克在里面招呼一个顾客。他觉得查尔斯·帕克的脸很丑陋。有几次查尔斯·帕克不在时，他走进店里，在里面待了很久。他甚至走到后面安东纳帕罗斯做糖的厨房。查尔斯·帕克在的时候，他从不进去。自从安东纳帕罗斯坐巴士离开的那天起，他们就小心地避开对方。他们在路上遇到时，会扭过头去，不和对方点头。有一次，他想给老伙伴寄去一罐他最喜欢的蓝果蜜时，他写信向查尔斯·帕克订购，那样就不用见到他了。
辛格站在窗前，看着他伙伴的表亲在招呼一群客人。周六晚上的生意一向很好。安东纳帕罗斯有时得干到晚上十点。那巨大的自动爆米花机离门口很近。店员将一杯量的玉米粒倒入机器，爆米花像大片的雪花在里面飞舞。商店的气味温暖而熟悉。地板上有被踩碎的花生壳。
辛格沿着大街往前走。他小心迂回地穿过拥挤的人群，免得被撞。因为过节，街上挂着大红大绿的灯。欢笑的人们三五成群地聚集，互相拥抱。年轻的父亲照料着肩膀上因受凉而哭闹的婴儿。街角有个头戴红蓝色童帽的救世军女孩摇着铃铛，她看着辛格，让他觉得非投一个硬币到她身边的罐里不可。街上还有乞丐，有黑人和白人，递出帽子或伸出粗糙的手。霓虹灯广告在人们的脸上投下了橘黄的光。
他走到一个角落，他和安东纳帕罗斯曾在某个八月的下午在这里遇到一条疯狗。然后，他经过了海陆军商店，安东纳帕罗斯原来每逢发薪日都会到它楼上拍张照片。他的口袋里现在就带着许多照片。他向西边的河流走去。他们曾经有过一次野餐，穿过桥，在对岸的草地上。
辛格沿着大街走了大约一小时。整个人堆里，他看起来是唯一没同伴的人。最后，他掏出手表，朝住处的方向走去。也许今晚会有人来他房间看他。但愿如此。
他给安东纳帕罗斯寄了一大箱圣诞礼物。他也给那四个人每人一份礼物，还有凯利太太。他给大家买了一台收音机，放在靠窗的桌子上。考普兰医生没有注意到收音机。比夫·布瑞农马上就注意到了，眉毛抬了抬。杰克·布朗特只要在，就会让它一直开着，调着相同的台，说起话来，声音仿佛要盖过那音乐不可，额头的青筋都跳了出来。米可·凯利看到收音机时有点蒙。她的脸颊通红，一遍遍地问是否真是他的，她可不可以听。她调了几分钟，终于调到她想听的台。她坐在椅子上，身子前倾，手搁在膝盖上，嘴巴张开，太阳穴的脉搏跳得激烈。无论放什么她似乎都听进去了。她在那儿坐了一下午，冲着他微笑时，眼眶湿了，用拳头擦了擦眼睛。她问他，能不能趁他上班时偶尔来听，他答应了。接下来几天，他一开门就看见她在收音机旁。她用手梳着凌乱的短发，脸上有一种他从未见过的表情。
圣诞节后不久的一个晚上，四个人恰好一起来看他。这是前所未有的事。辛格在屋里忙个不停，微笑地款待他们吃喝，以最大的热情想让客人们感到自在。却有什么不对劲。
考普兰医生不肯坐下来。他站在走道上，手里拿着帽子，对其他人冷淡地点点头。他们看着他，对他的出现似乎感到奇怪。杰克·布朗特打开带来的啤酒，泡沫溅到了胸前的衬衣上。米可·凯利在听收音机里放的音乐。比夫·布瑞农坐在床上，翘着腿，他的目光扫过眼前的人，随之眯起了眼睛，不动了。
辛格感到疑惑。他们每个人平时都那么健谈。现在，他们碰到一起，却沉默了。他们来的时候，他预感着某种爆发。他隐约感觉那会让什么东西结束。但屋里只有一种紧张的气氛。他紧张地比划着手语，好像要从空气里抽出什么看不见的东西，再将它们绑在一起。
杰克·布朗特站在考普兰医生身旁。“我认得你。我们之前撞到过一次——在外面的台阶上。”
考普兰医生的发音清晰准确，说出的话好像被剪裁过一般。“我不记得我们见过。”他说。他僵硬的身体似乎在退避。他往后撤，一直退到门边上。
比夫·布瑞农镇定自若地抽他的烟。房间里弥漫着薄薄的一层蓝色烟雾。他转向米可，看到她时，脸上浮起了红晕。他半闭着双眼，转眼他的脸又恢复苍白。
“你的生意现在进展得怎么样了？”
“什么生意？”米可警觉地问。
“就是生活中的事啦，”他说，“学校，诸如此类。”
“还行，我想。”她说。
人人都期待地看着辛格。他很迷惑。他递给他们酒水，微笑着。
杰克用掌心擦了一下嘴。他放弃了和考普兰医生交谈的想法，坐到床上，挨着比夫。“你知道是谁用红色粉笔在工厂附近的墙和篱笆上写那些吓人的话吗？”
“不知道，”比夫说，“什么吓人的话？”
“那些话多数来自《旧约》，我好奇很长时间了。”
每个人都主要在和哑巴说话。他们的想法在他那里聚合，就像车轮的轮辐指向轴心。
“天冷得很不寻常，”比夫终于说道，“前几天我查了一下旧记录，发现一九一九年气温降到过华氏十度。今天早晨只有十六度，是那年寒冬以来最冷的一天。”
“今天早晨储煤室的屋檐挂了冰柱。”米可说。
“我们上周收入不够，工资发不出。”杰克说。
他们又议论了一会儿天气。每个人都在等着别人走。然后，突然一股冲动让他们全都同时起身要离开。考普兰医生最先走，其他人马上跟在后头离开。他们走了后，辛格独自站在房间里，他理解不了这状况，干脆想要忘记。那个夜晚，他决定给安东纳帕罗斯写信。
安东纳帕罗斯不识字的事实并不妨碍辛格给他写信。他一直都知道伙伴看不懂白纸黑字，但几个月过去后，他开始想象原先也许搞错了，安东纳帕罗斯也许向所有人隐瞒了他认字的秘密。而且，也许疯人院中有识字的聋哑人，可以给他读信。他想了几个写信的理由，每当他感到困惑或难过，都有强烈的欲望想给伙伴写信。只是写好后，从没有寄出过。到了周日，他会把从晨报和晚报上剪下来的漫画寄给伙伴。每个月，他寄一张邮政汇票。而他写给安东纳帕罗斯的长信在口袋里越积越多，最终付之一炬。
那四个人走后，辛格披上他暖和的灰外套，戴上灰呢帽，离开了房间。他习惯了在店里写信。而且，他答应明天早上要交货，他想立刻完成，免得耽误。夜是寒冷刺骨的。镶了金边的满月在天上。星光闪烁的夜空下是漆黑的屋顶。他一边走一边想着信的开头，第一句还没想好怎么写，人已经走到店铺了。他用钥匙开了门，走进黑暗的店里，打开前头的灯。
他在店的最里面工作。一块布帘将他的地盘和店铺其他部分割开，因此像一个小小的私人空间。他的工作台和椅子旁边，有一个沉重的保险柜放在角落；一个洗手间，内有一面发绿的镜子；摆满箱子和旧钟的货架。辛格升高了工作台，从毛毡盒里拿出答应交付的银盘。店里虽然很冷，他还是脱了外套，卷起了衬衫的蓝边袖口，好方便干活。
他在盘子中心的图案上费了很大功夫。他熟练专注地用刻刀刻着银器。工作的时候，他的眼里透出一种奇怪的、敏锐的渴望。他在想着给老伙伴安东纳帕罗斯的信。把活干完时已过了午夜。他将盘子收起，额头因为兴奋而冒汗。他清理了工作台，开始写信。他喜欢运笔写字的感觉，他小心翼翼地写着，仿佛那不是信纸，而是银器。
我唯一的朋友：
我从我们的杂志上看到社团今年要在梅肯开会。会有主持人和一席四道菜的晚宴。我在想象它。记得我们一直想要参加一次会议，但从没去过。我现在多希望我们去过。我希望我们能参加这次会议，我想象着它的样子。当然，没有你我不可能去的。他们从各大州来，带着满肚子的心里话和长久的梦想。某家教堂里还会有一次特别的仪式，如发金牌的竞赛活动之类的。我写我想象的这一切。我既想也没有想。我的手不动的时间太长了，想不起来它究竟是什么样子。当我想象这次大会，就觉得所有的宾客都像你，我的朋友。
有一天我站在我们家门前。那里有别人住了。你还记得门前那棵大橡树吗？为了不影响电话线，树枝被剪了，树就死了。树枝烂了，树干的心空了。还有，店里的猫（你以前常抚摸的那只）吃了有毒的东西，死了。让人很难过。
辛格握笔悬在纸上。他挺直身子，以紧张的姿态坐了很久，信没有接着写。他站了起来，点了根烟。房间很冷，空气里有一股酸臭的气味——混合着煤油、银器清洗剂和烟草。他穿上外套，戴上围巾，又开始磕磕巴巴地写信。
你记得我在你那边时提过的四个人。我给你画过他们的像，那黑人、那小姑娘、留小胡子的人，还有“纽约咖啡馆”的老板。我想和你说说他们，不过，不知道从何说起。
他们都很忙。实际上，他们太忙了，让人难以去描述。我不是说他们没日没夜地工作，而是说他们脑子里都想了太多问题，片刻不得安宁。他们到我房间来，说个不停，我都无法理解一个人怎么可以如此不知疲倦、喋喋不休。（但“纽约咖啡馆”的老板不同——他和其他人不一样。他的胡子非常浓厚，一天得刮两回，他有一把电动剃须刀。他喜欢观察。其他人都有憎恨的事。他们也都有除了吃喝拉撒和交友外更热爱的事。这就是他们忙忙碌碌的原因。）
留小胡子的人我想不太正常。他有时说话很明晰，像我很久以前上学时的老师。其他时候净说些我理解不了的话。有时他穿着得体的西装，下次再见，他会穿着上班的工装服，又黑又脏又臭。他会挥舞拳头，说不堪入耳的酒后浑话，我可不想你听见。他觉得我和他拥有一个共同的秘密，但我不知道是什么。我告诉你一件难以置信的事吧。他能喝掉三品脱的“幸福时光威士忌”，依然走来走去说个不停，不愿睡觉。你不会信的，但这是真的。
我从女孩的妈妈那里租了房间，每月十六元。这女孩原来喜欢穿短裤，像个男孩，但现在她穿蓝裙子和罩衫。她还不算是年轻的女子呢。我喜欢她来看我。我为他们买了台收音机后她整天来。她喜欢音乐。我想知道她在听什么。她知道我是个聋子，但她觉得我懂音乐。
那个黑人有肺结核，但在本地找不到好医院，因为他是个黑人。他是个医生，比我见过的人都要勤奋。他说话完全不像黑人。其他黑人说话不好懂，舌头的移动老不到位。这个黑人有时让我害怕。他的眼睛又热烈又明亮。他邀请我去一个派对，我去了。他有很多书。但他没有侦探小说。他不喝酒，不吃肉，不看电影。
是啊，自由和掠夺者。是啊，资本和民主党，留小胡子的脏家伙说。他接着自相矛盾地说，自由是最伟大的理想。我只要有一个机会，写下我心里的音乐，成为一个音乐家。我只要这么一个机会。那女孩说。我们不能服务，黑人医生说。我的同胞像渴求主一般渴求这个。啊哈，纽约咖啡馆的老板说。他是个有想法的人。
这是他们来我房间时说话的方式。他们心里的话让他们无法宁静，一直很忙。你可能会想他们要在一起会像本州来参加梅肯大会的社团的人吧。并非如此。今天他们同时到我房间了。他们坐在那儿，仿佛来自不同城市。他们甚至很无礼，你知道我向来说无礼和不顾及别人感受是不对的。今天就是这样。我不明白，我给你写信，想你会明白的。我有奇怪的感觉。不过，关于这些我写得太多了，我知道你要厌烦了。我也是。
已经五个月又二十一天了。你不在，我一个人过着孤单的日子。我唯一能想象的就是和你重新在一起。我如果不能尽快见到你，不知道如何是好。
辛格的头趴在工作台上休息。木板的味道和贴在脸上的光滑感觉让他想起了在学校的日子。他的眼睛合上，感到不舒服。脑子里只有安东纳帕罗斯的脸，对伙伴的想念是如此强烈，他屏住了呼吸。过了一会儿，辛格坐直了，伸手去拿笔。
我给你订的圣诞礼物没有及时寄到。我希望它立刻就到。我相信你会喜欢，会高兴的。我一直在想着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一切都记得。我想念你常做的饭菜。“纽约咖啡馆”比过去糟糕多了。不久前，我在汤里发现一只苍蝇，和蔬菜面条混在一起。不过这没什么。我是如此需要你，这份孤独我承受不了。我很快会再来看你。我的假期还有六个多月才能休，但我可以安排早点去。我想我只能这样了。我不想独自一人，没有你这个知己。
永远的，约翰·辛格
他回到家已经凌晨两点了。大而拥挤的屋子黑漆漆，他小心地摸索着上了三层楼梯，没有摔跤。他掏出口袋里携带的卡片、手表和圆珠笔。他将衣服叠整齐放在椅背上。他的灰色法兰绒睡衣暖和柔软。他把毯子刚拉到下巴，就立刻睡着了。
黑暗的睡眠催生了梦。有一盏黯然的黄灯笼照亮一段石阶。安东纳帕罗斯跪在石阶的顶部。他赤裸着，笨拙地摸着头顶上举着的东西，凝视着它，仿佛在祈祷。他自己跪在石阶的中部。他赤裸着，感到冷，目光离不开安东纳帕罗斯和他头上的东西。他感觉到身后的地面上有小胡子男人、小女孩、黑人和剩下那个人。他们裸跪着，他感觉到他们都看着他。在他们身后则是无数黑暗里跪着的人。他的手像巨大的风车，如着迷般盯着安东纳帕罗斯举着的未知之物。只有黄灯笼在黑暗中摇曳，其余一切都静止不动。突然间，一阵骚动。动乱中，石阶坍塌了，他感到自己在坠落。他被惊醒。晨曦的光线染白了窗户。他感到恐惧。
过了那么久，他的伙伴也许出了什么事。安东纳帕罗斯不给他写信，他也不知道。老伙伴也许摔伤了。他想再见到他的愿望如此强烈，不管付出什么代价都要实现——立刻。
那天早上在邮局里，他发现一张通知单，他的包裹到了。那是他为安东纳帕罗斯订购的、迟到的圣诞节礼物。这礼物很棒。他用两年多的分期付款买的。礼物是一个个人用的电影放映机，里面有半打安东纳帕罗斯喜欢的《米老鼠》和《大力水手》喜剧片。
那天辛格是最后一个到商店的。他递给他的珠宝商雇主一封正式的请假信，请周五、周六两天假。虽然那周手头上有四个婚礼，珠宝商还是点头同意了。
这次旅行他事先没有告诉任何人，只在出发那天钉了一张字条在门上，说他要出差几天。他在夜晚出发，火车抵达他的目的地时，冬天那闪着红光的拂晓才散开。
下午，很快就到探视的时间了，他向疯人院走去。他双手拎着电影放映机的部件和一篮给伙伴买的水果。他直接走到上次探视安东纳帕罗斯时的病房。
走廊、大门、一排排病床，都和记忆中没两样。他站在门口，着急地寻觅他的伙伴。但他一眼就看见，虽然椅子都坐满了，却没有安东纳帕罗斯。
辛格将礼物放下，在他的卡片下面写道：“斯皮诺斯·安东纳帕罗斯在哪里？”一个护士进来，他把卡片交给她。她没明白，摇了摇头，耸了耸肩。他走到外面的走廊，将卡片递给遇到的每个人。没人知道。他的内心如此恐慌，开始挥舞着手势。最后，他遇到了一个穿白大褂的实习医生。他拉着医生的胳膊，把卡片交给他。实习医生仔细读后，带领他穿过几个大厅。他们来到了一个小房间，一个年轻的女人坐在堆放文件的桌子后。她读了卡片，随后在抽屉里翻找档案。
辛格的眼里涌起不安与恐惧的泪水。年轻的女人在便笺本上认真地写着，他忍不住扭过身子去看，想立刻知道老伙伴怎么了。
安东纳帕罗斯先生被转到医务室了。他得了肾炎。我会让人带你去的。
经过走廊时，他停了一下，拿回放在病房门口的礼物。水果篮被偷了，不过其他的还在。他跟着实习医生走出大楼，穿过草坪来到医务室。
安东纳帕罗斯！他们到达病房时，他一眼就看见了他。他的床在屋子中间，他用枕头撑着坐起来。他穿着猩红色的晨衣和绿色的丝绸睡裤，戴着绿松石戒指。他的皮肤蜡黄，眼睛迷茫而乌黑。他太阳穴上的黑发抹了点银粉。他在织东西，胖乎乎的手指缓慢地摆弄着那长长的象牙针。一开始他没有看见他的朋友。然后，当辛格站在他的跟前，他安详地笑了，没有惊讶，并伸出他珠光宝气的手。
辛格感到羞涩和拘束，这是过去不曾有的。他在床边坐下，他双手并拢放在床罩边缘。他目不转睛地看着老伙伴，他的脸像死人一样苍白。老伙伴服饰的华丽让他吃惊。这每件衣服是他陆续寄给他的，但他没想过将它们都穿上时的样子。安东纳帕罗斯比他记忆中更胖了。丝绸睡裤显出他腹部层层叠叠的肉。他巨大的脑袋靠着白色枕头。他脸上平和淡然的表情是如此深邃，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辛格在一旁。
辛格羞怯地举起手，开始说话。他熟练有力的手指含情脉脉地打着精确的手势。他说到一个人度过的寒冷漫长的日子。他提及往事，死去的猫，商店，他的住处。每个停顿处，安东纳帕罗斯都和蔼地点一下头。他讲到那四个人和他们在他房间里长时间的逗留。他伙伴的眼睛湿润乌黑，在那里面他看见自己小小的长影子，这影子他看过上千次。他的脸上又浮现出温暖的血色，他的手势加快。他花了很多时间谈到黑人、小胡子翘起来的人和小女孩。他的手势越来越快。安东纳帕罗斯缓慢迟钝地点着头。辛格热切地靠近，深长地呼吸，眼睛里冒出晶莹的泪花。
安东纳帕罗斯突然用胖胖的食指在半空缓缓地划了一个圆圈。他的圈圈向辛格划过来，然后戳到他肚皮上。胖希腊人咧嘴而笑，吐出他肥厚、粉红的舌头。辛格大笑，以狂野的速度挥舞着手语。他的肩膀因大笑而颤抖，他的脑袋往后仰着。他不知道在笑什么。安东纳帕罗斯翻了个白眼。辛格继续狂笑，直到上气不接下气，手指颤抖。他抓着伙伴的手臂，想让自己平静下来。他的笑渐渐慢下来，像在打嗝般难受。
安东纳帕罗斯先镇定下来了。他胖胖的小脚蹬开了床脚的罩单。他的笑意消失了，鄙夷地踢着毯子。辛格连忙去整理，但安东纳帕罗斯皱着眉头，像帝王般向走过病房的护士竖起指头。她按照他喜欢的样子整理床铺，胖希腊人刻意地低下头，那姿态更像赐福，而不是简单的点头致谢。然后，他庄重地将脑袋转向他朋友。
辛格说话时没意识到时间的流逝。当护士拿着托盘将安东纳帕罗斯的晚餐送来时他才意识到很晚了。病房里的灯打开了，窗外几乎全黑了。其他病人面前也有装在托盘里的晚餐。他们放下了手中的事（有人编篮子，其他人做皮具或织毛衣），无精打采地吃起来。除了安东纳帕罗斯，他们都看上去病恹恹的，面无血色。他们大多数人需要理个发，他们穿着破烂的灰睡衣，背部裂了一个长口子。他们惊奇地看着这两个哑巴。
安东纳帕罗斯揭开盖子，仔细检查食物。里面有鱼和蔬菜。他用手拿起了鱼，将它举到灯光下检查了个遍。然后津津有味地吃起来。他一边吃饭一边对房间里的人指指点点。他指着角落的一个男人，做了一个厌恶的表情。那男人向他咆哮。他指着一个年轻的男孩，微笑点头，挥舞他胖乎乎的手。辛格太快乐了，也就感受不到尴尬了。他从地上拿起礼物，将它们放到床上转移伙伴的注意力。安东纳帕罗斯拆开了包装，但他对那台机器一点儿都不感兴趣。他接着吃他的晚餐。
辛格给护士递了张字条，解释这台电影放映机。她叫来了一名实习医生，他们又叫来了一名医生。他们三个人一边商量，一边好奇地看着辛格。病人知道了这个消息，都兴奋地用手肘支起身子。只有安东纳帕罗斯不为所动。
辛格之前已经调试过机器。他将屏幕升高好让所有病人都能看见。然后，开始摆弄放映机和胶片。护士将晚餐托盘拿了出去，病房里的灯熄了。屏幕上亮起《米老鼠》。
辛格看着他的伙伴。起初，安东纳帕罗斯很吃惊。为了看清楚些，他的身子挺起，如果不是护士阻止，他几乎要从床上站起来。他看得眉开眼笑。辛格看到其他病人互相嚷嚷，大叫大笑。护士和护工从大厅进来，整个病房一片骚动。《米老鼠》演完后，辛格接着放《大力水手》。待影片结束时，辛格第一次觉得作为娱乐，这时间够长了。他把灯打开，病房又安静下来。实习医生把机器放到伙伴的床下时，他看见安东纳帕罗斯不动声色地环视病房以确定每个人都知道机器的归属。
辛格又开始用手交谈。他知道很快就得离去，但他脑子里那团想法太庞杂，一下子说不完。他狂躁急促地说着。病房里有个老人，头因中风而颤抖，正软弱无力地拔着眉毛。他嫉妒那老人，因为他能天天和安东纳帕罗斯一块儿住。辛格会很乐意和他交换位置。
他的伙伴在怀里摸索着什么东西。是他常佩戴的黄铜十字架。脏兮兮的绳子已换成红绶带。辛格想到那个梦，把它也说给伙伴听了。因为匆忙，手语有时候打含糊了，他只好摇摇手，重新来过。安东纳帕罗斯用他乌黑的、充满睡意的眼睛看着他。穿着光彩华丽的服装，纹丝不动地坐着，他看起来像传说中睿智的君主。
负责病房的实习医生允许辛格在探视时间结束后多待一小时。终于，他伸出瘦削、多毛的手腕给辛格看手表。病人准备睡觉了。辛格的手变得迟疑。他抓住伙伴的胳膊，专注地看着他的眼睛，就像他们原先在清晨分别去上班时那么做。最后辛格退出了房间。在门口，他的手划出了一个伤心的告别，然后握紧拳头。
一月里那些有月光的夜晚，只要没事，辛格会继续在镇里的街道上散步。关于他的流言越来越荒唐。一个黑人老妇和无数的人说他知道如何让死人的灵魂回来。一个计件工声称他曾和哑巴在一个外地的厂里工作过——他讲的故事前所未闻。有钱人觉得他是有钱人，穷人认为他是和他们一样的穷人。由于没法去反驳这些流言，它们变得既精彩又真实。每个人都随心所欲地描述这个哑巴。
8
为什么？
这个问题一直流淌在比夫心间，不知不觉，就像血管里的血。他想到人、物和思想时，疑问就产生了。午夜，幽暗的清晨，中午。希特勒和战争的流言。猪里脊肉的价格和啤酒税。他特别沉溺于哑巴之谜。比如，为什么辛格要坐火车离开，被问到去哪里时又装作没听懂问题？为什么人人都坚持认为哑巴是他们心里所希望的那个人——明明八成是一个极可疑的错误？辛格一天来三次，坐在中间的桌子。无论摆在面前的是什么，他都会吃下——除了卷心菜和牡蛎。喧嚣不已的噪音里，只有他是沉默的。他最喜欢吃软软的小绿青豆，他将它们整齐地摆在刀叉上。还将饼干泡在肉汁里。
比夫也思考死亡。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有一天，他在卫生间的壁橱里翻找东西，发现了一瓶“佛罗里达水”，他给露西娅送去艾莉斯留下的化妆品时，把它遗漏了。他若有所思地将香水瓶握在手里。她已经死了四个月——每个月都如此漫长、无所事事，度月如年。他很少想起她。
比夫扭开瓶盖。他打着赤膊站在镜子前，往他那黑乎乎、毛茸茸的腋窝涂了一点香水。那香气让他僵硬。他用极其晦涩的目光看了一眼镜中的自己，纹丝不动。他被香水带来的记忆击中，并非它们多清晰，而是它们聚合成整段漫长岁月，那么完整。比夫擦了擦鼻子，斜眼看自己。死亡的边界。他的内心感受到和她在一起时的每分每秒。只要过去完整，现在他们在一起的生活也完整。比夫突然掉过头去。
卧室收拾好了。如今完全属于他了。它原先很俗气、乱糟糟，单调乏味。总有长筒袜和有洞的粉红色人造纤维灯笼裤挂在穿过房间的晾衣绳上。铁架床快散架了，生满了锈，摆着脏兮兮的蕾丝枕头。一只瘦得皮包骨的猫，弓着背，凄凉地蹭着污水桶。
这一切都被他改变了。他用铁床换回来一张沙发床。地上铺了一块厚实的红地毯，他还买了一块漂亮的中国扎染挂在裂缝越来越大的墙面上。他打开了火炉，里面放了一些松木料。火炉上是贝彼的一幅小照片和一个穿天鹅绒、手里握球的男孩子的彩画。角落的一个玻璃箱子里放了许多他的奇怪收藏——蝴蝶标本，一个罕见的箭头，一块人形的怪石。沙发上放着蓝色丝绸抱枕，他借了露西娅的缝纫机给窗户缝制了深红色的窗帘。他爱这房间。它既奢华又平淡。桌子上有一座小小的日本宝塔，一阵风吹过时，那玻璃的悬铃叮叮当当地发出陌生的乐调。
这间房里没有什么东西能让他想到她。但他经常拔掉“佛罗里达水”的瓶塞，将塞子在耳垂或者手腕那里点一下。那气味融入他缓慢的默想里。对过去的感应在滋长。回忆几乎以建筑的体系来建构。在他存放纪念品的一个盒子里，他偶然看见他们婚前的老照片。艾莉斯坐在雏菊花地里。艾莉斯和他在河上泛独木舟。纪念物里还有一个他母亲的大骨簪。他小的时候，很爱看他母亲梳头盘髻。他觉得发簪的曲线模仿了女人的身体，有时候会像摆弄洋娃娃那样摆弄它们。那个时候，他有个雪茄盒，里面放满了各种碎布。他热爱那些漂亮布料的手感和色彩，能够坐在餐桌下，和他的碎布玩大半天。然而，他六岁的时候，母亲把碎布拿走了。她是一个高大的女人，有着男人的责任心。她尽全力去爱他。哪怕到现在，他还时不时梦见她。她那陈旧的金婚戒一直在他手上戴着。
除了“佛罗里达水”，他还在橱柜里发现一瓶艾莉斯以前常用的柠檬洗发水。有一天他拿来洗自己的头发。那柠檬洗发水让他斑白的头发看上去蓬松和厚密。他喜欢。他扔掉了以前防秃头用的头油，开始定期用柠檬水洗头。原来他嘲笑艾莉斯的那些心血来潮的念头现在成了他自己的。为什么？
每天早上，楼下那个黑人男孩路易斯，会端一杯咖啡到他床头。他经常靠着枕头坐上一个小时才起来穿衣。他抽雪茄，观察光影投射在墙壁上的图案。陷入沉思时，他的食指抚摸着弯曲的长脚指头。他在回忆。
接着从中午到凌晨五点，他在楼下干活。周日要干一整天。生意在亏损。许多时候生意萧条。不过，吃饭时间餐厅还是坐满了人，他每天守在收银台后，能看见上百个熟人。
“你老站着想些什么呢？”杰克·布朗特问他，“你看起来就像一个犹太人在德国。”
“我有八分之一的犹太血统，”比夫说，“我母亲的祖父是阿姆斯特丹的犹太人。不过，就我所知，其他亲属都是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混血后裔。”
周日的早上。顾客懒洋洋地靠在桌子上，有烟草的气味和翻报纸的沙沙声。几个男人在角落的隔间里扔骰子，不过那是个不吵的游戏。
“辛格在哪儿？”比夫问，“你今天早上不是要去找他吗？”
布朗特的脸变得阴沉。他的头向前动了一下。他们吵架了？——可是一个哑巴怎么吵？不，以前也发生过。布朗特有时候在这里晃一下，表现得好像在和自己争论。不过很快他就离开了——他总是这样——然后他们两人一起进来，布朗特在说话。
“你日子过得不错啊。只用在收银台后站着。两手摊开地站着。”
比夫没介意。他的手肘撑着身体，眼睛眯着。“我们认真谈一谈吧。你到底想要什么？”
布朗特的手在柜台上砸了一下。他的双手温暖、厚实而粗糙。“啤酒，还有一小袋花生酱芝士饼干。”
“我不是这个意思，”比夫说，“不过，我们迟点再说。”
这个男人是个谜。他老在变。他喝起酒来还是疯了一样，酒精搞垮了别人却没有摧毁他。他的眼圈经常是红的，他紧张时习惯惊慌地扭头看身后。他的细脖子上顶着一个沉重巨大的脑袋。他是那种被小孩子捉弄、让狗想咬的人。他被嘲笑时就像被人揭了伤疤——他变得粗鲁吵闹，像个小丑。他也老怀疑别人在嘲笑他。
比夫若有所思地摇摇头。“欸，”他说，“你为什么一直待在那个游乐场？你可以找到更好的事做。我甚至可以让你在这里做兼职。”
“万能的基督！即使你要将这该死的地方整个、全部交给我，我也不愿在那钱箱后守着。”
他就是这样。让人愠怒。他永远不会有朋友，甚至没法和人相处。
“胡说什么，”比夫说，“认真点。”
一个顾客拿着支票过来，比夫给他找了钱。这里还是很安静。布朗特很烦躁。比夫感觉到他想离开。他想留住他。他在柜台后的架上拿了两根A-I牌雪茄，递给布朗特一根。他脑子里小心翼翼地过滤了一个又一个的问题，最终他问道：
“如果你可以选择生活在历史上的某个时代，你会选哪一个？”
布朗特用宽厚湿润的舌头舔了一下胡子。“如果你必须在做一个呆瓜和不再打听之间选择，你会选哪个？”
“这很明显啊，”比夫坚持，“你再想想。”
他的脑袋歪向一边，目光顺着他的长鼻子专注地看下来。这是他喜欢听人聊的话题。他会选古希腊。脚穿凉鞋，沿着蓝色的爱琴海边散步。宽松的袍子束在腰间。孩子们。大理石浴室和神庙里的冥想。
“也许和印加人在一起。在秘鲁。”
比夫审视着他，仿佛要剥光他的衣服。他看见布朗特的皮肤被太阳晒成浓郁的红褐色，他的脸光滑、没有毛发，他的前臂戴了一个金子和宝石做的手镯。他合上眼睛，这个男人是一个好看的印加人。可是，睁开眼睛再看，整个画面消失了。那紧张的胡子和他的脸不衬，他抽动肩膀的姿态，他细脖子上的喉结，宽大如布袋的裤子。还不止这些。
“或者在一七七五年。”
“那是个生活的好时代。”比夫同意道。
布朗特不自在地换了一下脚的重心。他粗野的脸闷闷不乐。他准备走了。比夫敏捷地留住他。“告诉我——你究竟为何要来这个镇？”他立马意识到问题的不礼貌，不免对自己失望。然而，这个男人怎么落到这么一个地方还真是咄咄怪事。
“这是上帝的事，我不知道。”
他们沉默地站了一会儿，两人都倚在柜台上。角落那边，骰子游戏已结束。第一份晚餐——特价菜长岛鸭，已经送到A&P商店经理的桌上。收音机被调到牧师布道和爵士乐之间的频道。
布朗特突然凑了过来，闻了闻比夫的脸。
“香水？”
“剃须液。”比夫镇定地说。
他没法再留住布朗特了。这家伙要走了。晚点他会和辛格一起来。总是这样。他想引布朗特说出一切，这样他就能搞明白和他有关的某些疑问。但布朗特从没有真的和人交谈——除了对哑巴。这是最奇怪的一件事。
“谢谢你的雪茄，”布朗特说，“回头见。”
“再见。”
比夫看着布朗特迈着他一摇一晃像水手般的步伐走向门口。随后，他着手眼前的事。他检查了橱窗里展出的菜。当日菜单已贴在玻璃上，附有配菜的特价餐都摆放好以吸引客人。看上去不咋地。简直恶心。鸭子的卤汁流到蔓越莓酱里，甜品上有一只苍蝇。
“嗨，路易斯！”他喊道，“把这东西从橱窗拿走。把那个红色陶瓷碗和水果拿来。”
他按照自己对色彩和设计的眼光摆放水果。终于那布置让他满意了。他去查看厨房，和厨师谈了一下。他揭开锅盖，闻了闻里面的食物，但心不在焉。这向来是艾莉斯负责的。他不喜欢。他看见油腻的水槽和底部的食物残渣就鼻子发酸。他写了明天的菜单和订单。他轻松地离开了厨房，回到他收银台后面的站位。
露西娅和贝彼周日过来吃午餐。小家伙现在不太好。她的头上还绑着绷带，医生说起码下个月才能摘下。扎头的纱布取代了原来黄色的鬈发，让她的脑袋看起来光秃秃的。
“说比夫姨丈好，宝贝。”露西娅提醒道。
贝彼烦躁地昂起头。“比夫姨丈好，宝贝。”她故意斗嘴。
露西娅要帮她脱下礼拜日穿的外套时她不肯配合。“你给我老实点，”露西娅不停念叨，“你得脱下它，否则等下我们出去你要得肺炎的。你给我听话。”
比夫稳住了局面。他用一颗软糖安抚了贝彼，把她外套轻轻脱了下来。对露西娅的抵抗让她的裙子变了形。他帮她调整了裙子，好让抵肩在胸部拉直。他给她重新系腰带，用手指将蝴蝶结捏成好看的形状。然后，他轻轻地拍了一下贝彼的小身板。“我们今天有草莓雪糕。”他说。
“巴塞洛缪，你能当一个全能的好母亲。”
“谢谢，”比夫说，“过奖了。”
“我们刚去过主日学校和教堂。贝彼，你把刚学的《圣经》经文念一句给比夫姨丈听。”
那孩子畏缩不前，噘着嘴。“耶稣哭泣。”她终于开口。她带着嘲弄的意味说出两个词，使它听起来很可怕。
“想见路易斯吗？”比夫问，“他在厨房里。”
“我想见威利。我想听威利吹口琴。”
“贝彼，你不过是在和自己犟，”露西娅不耐烦地说，“你很清楚威利不在。威利被送到监狱去了。”
“而且，路易斯，”比夫说，“他也会吹口琴。去叫他给你拿雪糕，再给你吹首曲子。”
贝彼向厨房走去，故意走得慢吞吞。露西娅将帽子放在柜台上，她的眼里有泪水。“你知道我一向这么说：一个孩子如果被打扮得干净整洁，被照顾得很好，很漂亮，那孩子通常就会可爱聪明。如果，那孩子又脏又丑，也就没什么可指望了。我想说的是，贝彼对自己没了头发和头上的绷带感到很羞耻，她似乎一直在赌气。她不肯练习说话的技巧——她什么也不做。她的感觉如此糟糕，我根本管不了她。”
“如果你不再对她吹毛求疵，她会好起来的。”
最终，他将他们安排到靠窗的一个雅座里。露西娅要了一份特价餐，贝彼的午餐是一份切得很好的鸡胸肉、小麦奶油和胡萝卜。她摆弄着食物，牛奶溅到她的小罩衫上。他陪她们坐着，直到生意开始忙了，他不得不走来走去以张罗生意。
人们在吃。狼吞虎咽。那话怎么说？他不久前才读到。生命无非是摄入、营养和繁殖之事。餐厅人满了。收音机里放着爵士乐。
然后，他等的两个人进来了。辛格先进门，穿着考究的礼拜日西装，挺拔、引人注目。布朗特紧跟在后面。他们走路的姿态让他感觉异样。他们坐了下来，布朗特兴致勃勃地一边吃一边说，辛格只是礼貌地看着。午餐吃过，他们在收银台边站了几分钟。他们往外走，他再次注意到他们一起走路的姿态，这姿态让他发呆并疑惑。究竟是什么？突然，他深处的记忆浮现了，让他震惊。那个大块头的、又聋又哑的弱智，辛格以前时不时和他一起走路去上班。那个给查尔斯·帕克做糖果的邋遢的希腊人。那希腊人总是走在前头，辛格跟在后面。他原来不怎么注意他们，因为他们从没来过这里。但他之前怎么没想到呢？他一直在琢磨这个哑巴，却忽略了这一点。看见了风景里的一切细节却没看到三只跳华尔兹的大象。不过，那究竟重不重要呢？
比夫眯起了眼睛。辛格过去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布朗特和米可视他如某种“自制的神”。因为他是哑巴，他们把希望他具有的品质都赋予了他。是的。但这么离奇的事情是如何发生的呢？为什么？
一个独臂人进来，比夫请他在屋里喝了一杯威士忌。但他不想和任何人说话。礼拜日大餐是家庭聚会。那些平时晚上独自喝啤酒的男人在这一天把妻儿都带了过来。放在餐厅后面的高背椅经常不够用。现在是两点半，虽然桌子大多有客人了，午餐却快结束了。比夫已经站了四个小时，累了。他过去能持续站十四到十六个小时而没有感觉。如今他老了。老得很快。毫无疑问。也许用“不再年轻”更合适。还没——当然没有——老。屋里的声浪在他耳边潮涨潮退。不再年轻。他的眼睛疼，身体似乎有点发烧，一切东西都显得太明亮刺眼。
他对一个女侍应叫道：“你来替我一下，好吗？我要出去。”
因为是周日，街道空荡荡的。阳光明朗，没有热度。比夫将衣领拽紧了。一个人在街上让他感到无依无靠。冷风从河边吹来。他该回去了，待在属于他的餐馆里。他要去的地方和他毫无瓜葛。过去的四个周日里，他都是如此。他在有可能见到米可的街区里转悠。这事总有些地方——不太对。是的。错误。
他在她家对面的人行道上慢慢地走。上周日，她在前面的台阶上看漫画。今天，他飞快地扫了一眼那房子，她不在。比夫把毡帽的边檐拉了一下，好遮住眼睛。也许，她晚点要来。周日，通常在晚餐后她会来咖啡馆喝杯热可可，然后在辛格坐的桌边逗留片刻。她在周日穿得和平时那身蓝裙子和毛衣不一样。她的礼拜日打扮是酒红色的真丝裙，有着颜色暧昧的蕾丝领。有一次她穿了长袜——上面有些走线了。他老想着赞助她点什么，给她什么。不是圣代或别的甜食——而是真正的东西。那就是他想要的一切——给她什么。比夫的嘴在发麻。他没做什么错事，但内心却有种奇怪的罪恶感。为什么？所有男人内心的黑暗罪恶，暧昧莫名。
回去的路上，比夫发现水沟的垃圾旁边一枚分币隐约可见。节俭的他捡了起来，用手帕擦干净硬币，放进身上的黑钱包里。回到咖啡馆已经是下午四点。没有生意。屋里一个客人都没有。
五点左右，开始有生意了。他最近雇的一个兼职的男孩早早就来了。男孩名叫哈利·米诺维茨。他和米可、贝彼住在同一个街区。报纸的广告招来了十一个申请人，哈利看起来是最佳选择。他发育良好，整洁。在面试时，比夫就注意到这个男孩的牙齿。牙齿向来是很好的指标。他的牙齿饱满、干净而白皙。哈利戴眼镜，这并不妨碍干活。他母亲为街角的制衣店缝纫，每周挣十块钱，哈利是独生子。
“嗯，”比夫说，“你先和我做一个星期，哈利。你该会接受吧？”
“当然，当然。我喜欢。”
比夫转动了一下手上的戒指。“这样，你几点钟放学？”
“三点钟，先生。”
“嗯，那你有几个小时学习和玩耍。这里工作时间是六点到十点。那样你有足够的时间休息吗？”
“够了。我不需要睡太久。”
“你这个年纪每天需要九个半小时，孩子。纯粹完整的睡眠。”
他突然感到尴尬。哈利也许会觉得他多管闲事。毕竟这不是他的事。他别过头去，想到别的事情。
“你上技校？”
哈利点头，用衣袖擦了擦眼镜。
“让我想一想。我认识很多那儿的男孩女孩。阿尔瓦·理查德——我认识他父亲。麦琪·亨利。还有一个叫米可·凯利的孩子——”他觉得耳朵仿佛着火了。他知道自己是个傻瓜。他想转身离开，但他只是站在那儿，微笑着，用拇指压着鼻子。“你认识她？”他轻轻地问。
“当然，我住在她隔壁。不过，学校里，我是高年级的，她是新生。”
比夫将这点可怜的信息存在心里，好在一个人独处时再回味。“生意这会儿还比较清净，”他匆忙地说，“我把餐馆交给你。你现在已经知道如何做了。你只要观察那些喝酒的客人，记住他们喝了多少，这样你就不必问他们或者依赖他们的说法了。找钱的时候不着急，要随时留意周围的情况。”
比夫把自己关在楼下的房间里。那是他保存文件的地方。房间只有一个小小的窗户，对着侧巷。屋里有股霉味，很冷。一大摞的报纸堆放到天花板。自制的文件柜挡住了整面墙。靠近门的地方有一把老式的摇椅、一张小桌，桌上放着一把大剪刀、一本字典和一个曼陀铃。因为堆满了一摞摞的报纸，屋里迈不开两步。比夫坐在摇动的椅子里，懒洋洋地拔弄着曼陀铃的琴弦。他闭着眼睛，阴郁的声音开始哼唱：
我去了动物园那里有鸟儿和野兽月光下一只老狒狒正梳着它金色的毛
他用弦乐和声来结束，最后的声音在冷空气里颤动，直到沉默。
去收养几个孩子。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三四岁左右，这样他们会一直觉得他是亲生父亲。他们的爸爸。我们的父亲。像当年的米可（或者贝彼）那样的小女孩。圆脸蛋，灰眼珠，亚麻色的头发。他要为她做衣服——粉红色的印花双绉裙，过肩和袖口上有漂亮的刺绣。短丝袜和白色的鹿皮鞋。冬天则是一件小小的红色天鹅绒外套、帽子和皮手笼。男孩肤色黝黑，黑发。小男孩跟在他背后，模仿他的举动。夏天时，他们三个去海湾边的小屋，他给他们穿上日光浴服，小心地带着他们走到碧绿清浅的海水里。等他老了，他们就像鲜花一样绽放。我们的父亲。他们会带着问题来找他，他给他们解答。
比夫又拿起曼陀铃。“当——啼——叮——啼——啼，啼——啼，彩绘娃娃的婚——礼。”曼陀铃模拟着副歌。他将整首歌唱了一遍，脚有节奏地摆动。他接着弹“凯——凯——凯——凯蒂”和“爱的甜蜜旧歌”。这些音乐就像“佛罗里达水”一样勾起他的记忆。一切。从第一年起，他那时是幸福的，她似乎也幸福。三个月之内，床随着他们一起塌下来两回。他不知道她的脑子里整天都在想如何攒下五分或十分。后来，他和芮欧，还有别的女孩在她床上。基普、玛德琳和罗。更后来，他突然丧失了它。他再无法和任何女人躺一起。圣母玛利亚！所以一开始，一切似乎都消失了。
露西娅向来懂得这些事。她知道艾莉斯这样的女人。也许她也了解他。露西娅力劝他们离婚。她也尽其所能帮他们理顺那乱七八糟的事。
比夫的眉头突然皱起。他的手从曼陀铃的琴弦上猛地一抽，音乐戛然而止。他身体紧绷地坐在椅子上。然后，他又忽然对自己讪讪地笑了。他怎么想起这些事情来？啊，主啊，主！他二十九岁生日的那天，露西娅叫他看完牙医后到她公寓去。他期待小礼物之类的——一盘樱桃馅饼或一件帅气的衬衫。她在门口接他，他还没进门就被她蒙上眼睛。然后，她说马上回来。无声的房间里，他听见她的脚步声，当她走到厨房时他放了个屁。他站在屋里，眼睛被蒙上，噗的一声。他立刻惊慌地意识到屋里还有别人。先是一阵窃笑，接着是让人耳聋的哄堂大笑。那一刻，露西娅回来了，松开蒙眼的东西。她手里拿着个碟子，上面是焦糖蛋糕。房间里全是人。勒罗伊和一大群人，当然，还有艾莉斯。他想找个地缝钻进去。他站在那里，像个废物，满脸通红。他们寻他开心，紧接着的一小时，几乎和他母亲死的时候一般糟糕——那种感觉。那天晚上，他喝了一夸脱的威士忌。之后的几周——圣母玛利亚！
比夫冷笑。他弹了几下曼陀铃，开始唱一首快活的牛仔歌。他的嗓音是柔软的男高音，一边唱一边闭着眼睛。房间几乎全黑了。潮湿的寒气冷得刺骨，他患风湿的腿在痛。
最后，他把曼陀铃收起来，在阴暗里沉闷地摇着。死亡。有时候，他几乎感觉到它就在房间里，和他在一起。他在椅子里来回起伏。他明白什么？什么都不明白。他要去哪里？哪儿都不去。他想要什么？想知道。什么？一个意义。为什么？一个谜。
破碎的画面像弄乱的拼图般洒在他脑海里。艾莉斯在浴缸里抹肥皂。墨索里尼那副尊容。米可推着婴儿车。橱窗里的烤火鸡。布朗特的嘴。辛格的脸。他感到自己在等待。屋里已经完全黑下来。他能听见厨房里的路易斯在唱歌。
比夫站了起来，按住椅子的扶手，让它不再摇。他把门打开，外面的大厅暖和明亮。他想起来，米可也许会来。他整了整衣服，头发往后抹了一下。温暖和活力回归了他的身体。餐厅里喧闹不已。一轮啤酒和礼拜日晚餐开始了。他和蔼地对年轻的哈利笑了笑，回到收银台的后面。他的目光像套索般扫视着屋里。屋里坐满了人，噪音嗡嗡响。橱窗里的水果盘摆得高雅艺术。他观察着大门的同时，火眼金睛继续巡视着房间。他敏锐而专注地等待着。辛格终于来了，用银色的铅笔写道他只要汤和威士忌，因为他感冒了。米可没有来。
9
她连五美分的零花钱都没有了。他们家就是那么穷。钱是最主要的东西。任何时候都是钱、钱、钱。他们得花老大价钱替贝彼·威尔森支付单人间和私人护理的费用。但这只是其中一项。一张账单刚支付，另一张又来了。他们欠了两百美元的账，得立刻还。他们失去了房子。他们的爸爸向银行抵押了房子，只拿取了一百美元，之后又和银行借了五十美元，辛格也一起签字担保。接下来他们每月不得不为房租发愁，而不是税。他们差不多和厂里的人一样很穷了。只是，没人敢看不起他们。
比尔在一个灌瓶厂里打工，一周挣十美元。黑兹尔在一家美容厅帮忙，八美元。埃塔在电影院卖票，五美元。每个人都交出工资的一半作伙食费。屋里有六个房客，每人五美元的租金。还有辛格先生，他交房租很准时。加上他们爸爸筹到的，一个月大概有两百美元——这笔钱他们得让六个房客吃好，喂饱家人，付整栋房子的租金，以及家具的分期付款。
乔治和她不再有午饭钱了。她得停掉音乐课。波西娅将中午的剩饭留给他们放学回家后吃。他们都在厨房里吃。比尔、黑兹尔和埃塔是和房客一块儿吃还是在厨房吃要看食物够不够。厨房里的早餐有玉米粥、黄油、熏肉和咖啡。晚餐是同样的内容加上餐桌上的剩菜。每次要在厨房吃饭，大孩子们都显得痛苦。有时候，她和乔治干脆就饿足两三天。
不过，这都是“外在的事”。她的音乐、异域和那些计划都不受干扰。冬天很冷。霜挂在窗玻璃上。夜晚时，客厅里的炉火噼啪响，很暖和。全家人和房客都坐在火边，她可以单独待在中间的卧室里。她穿两层毛衣和一条比尔已经穿不了的灯芯绒裤。兴奋让她保暖。她从床底下拿出她的秘密盒子，坐在地板上忙起来。
大盒子里有她在公立免费艺术课上画的画，她从比尔房间拿出来的。盒子里还有她爸送给她的三本侦探小说、一个带镜子的粉饼盒、一盒手表零件、一条水晶项链、一把锤子和几本笔记本。一个笔记本的顶部用红蜡笔写着——私密。勿入。私密——用绳绑着。
整个冬天她都在这个本子上作曲。她晚上不再读课本，好把更多时间花在音乐上。通常她只能写一些小乐曲——没有歌词的歌，连低音符都没有。它们很短。但即使曲子只有半页长，她也给它们取名，在下面标上她名字的缩写。这本子里还没有真正的乐曲或作品。它们只是她脑海里的歌，想记下来。她根据灵感而取名——“非洲”“激战”和“暴风雪”。
她未能真实刻画她脑海里的音乐。她只能将它们简化成几个音符，否则就乱了，写不下去。对作曲，她还知道得太少。不过，也许等她懂得快速记下简单的旋律时，她就可以着手记录脑海里的全部音乐了。
一月里，她开始谱一首极其美妙的曲子，叫《我要什么，我不知道》。那是一首美得无与伦比的歌——悠长而酥软。起初，她尝试为音乐写一首诗，但想不出什么能配得上音乐。而且，在第三行，她也找不到能和“什么”押韵的词。这首新歌让她忧伤、激动又幸福。如此优美的音乐是很难谱的。她两分钟内哼出来的旋律，得费力一周才能写在笔记本上——她得先琢磨出音阶、节拍和音符。
她得集中精力，反复诵唱。她的嗓音向来沙哑。她爸说是因为她小时候哭得太多。她像拉尔夫一样大时，她爸每晚都得起来，抱着她走来走去。他老说，唯一能让她不哭的，是他用杆子去捅煤斗并唱《狄克西》<a id="noteBack_6" href="#note_6">[6]</a>时。
她趴在冰冷的地板上想。将来——她二十岁时——她会成为一名杰出的、驰名世界的作曲家。她会拥有整个交响乐团，亲自指挥自己的所有作品。她会站在舞台上，面对一大群听众。指挥乐团时她会穿真正的男式晚礼服或饰有水晶的红裙子。舞台的幕帘是天鹅绒做的，上面印有金色的M.K.。辛格先生会到场，音乐会之后，他们会到外面吃炸鸡。他会仰慕她，将她视作自己最好的朋友。乔治会上台献花环。音乐会在纽约或者国外某个城市举办。名人会对她指指点点——卡洛尔·隆巴德、阿图罗·托斯卡尼尼和海军少将拜尔德。
她还能够随时演奏贝多芬的交响乐。秋天时她听过的这部音乐给她奇怪的感受。这交响乐盘桓在她身体里，一点点生长。原因是这样的：整部交响乐都在她脑海里。只能这样。她听到了每个音符，整部音乐还待在她的脑海深处，仿佛刚演奏完。可她没法重新打捞它出来。唯有等待，等待新的片段突然冒出来。等待它像嫩叶缓缓从春天的橡树枝上长出来。
在内屋，除了音乐，还有辛格先生。每天下午，在体育馆弹完钢琴后，她会沿着大街走到他工作的商店。从前面的窗户是看不到辛格先生的。他在店的后面干活，在门帘之后。但她去看他每日工作的地方，看他认识的人。晚上，则坐在前廊等他回家。有时候，她跟着他上楼。她坐在床上，看他放好帽子、解开衣领和梳头。不知道为何，他们之间好像有秘密。或者，像在等待告诉对方从未说出口的话。
他是内屋里唯一的人。很久以前还有别的人。她回忆他来之前的情形。她想起六年级的时候一个叫西莱斯特的女孩。这个女孩有着金色的直发、翘起的鼻子和雀斑。她穿红色的套头毛衣，外加白色的罩衫。走起路来是内八字。她每天带一个橘子在课间小休时吃，一个蓝色的锡盒装着她午休时的午餐。其他孩子课间小休时把带的食物都吃光，之后就饿了——西莱斯特不这样。她剥掉三明治烤硬的面包皮，只吃中间柔软的部分。她总是带一只煮熟的鸡蛋，抓在手里，用拇指挤压蛋黄，好在上面留下指印。
西莱斯特从不和她说话，她也从不和对方说。尽管这是她最想做的事情。夜晚，躺在床上睡不着，她会想着西莱斯特。她想象她们是最好的朋友，西莱斯特到她家里来，吃晚饭，共度夜晚。不过，这些从未发生过。她对西莱斯特的那种感觉让她无法像对待别人一样，径直上前，交个朋友。一年之后，西莱斯特搬到别的区域住，也转了学。
然后是一个叫巴克的男孩。他块头大，脸上长着青春痘。早上八点半，站他身旁和他一起列队出操时，他闻上去可臭了——他的裤子好像需要晒一晒。有次他像潜艇一样低头撞向校长，被留级了。他笑起来时，牙齿都露出来了，全身颤抖。她想着他就像她想着西莱斯特。然后，是感恩节上卖彩票的一个女人。安格林小姐，教七年级的老师。电影里的卡洛尔·隆巴德。她想着他们所有人。
但辛格先生是不一样的。她对他的感觉是慢慢出现的，她回想不起来它是怎么发生的。其他人都很平凡的，辛格先生不是。他第一天来敲门问租房事宜时，她盯着他看了很久。是她开的门，看他递过来的名片。然后，她叫了妈妈，走到厨房和波西娅、巴伯尔说到他。她跟着他和她妈妈上楼，看着他将垫子放到床上，卷起窗帘看有没有坏掉。他搬进来那天，她坐在前廊的栏杆上，看着他从“十分钱出租车”里走出来，拎着箱子和棋盘。后来，她听见他沉重的脚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开始想象他。之后一切就渐渐变了。结果现在他们之间有了这样秘密的情感。她从没有和谁说过像和他那样多的话。如果他能说话，他必定会告诉她许多事情。他就像某类伟大的教师，纯粹因为是哑巴他才不教。晚上睡觉时，她想象自己是个孤儿，和辛格先生一起住——只有他们俩人，住在国外的房子里，一个冬天会下雪的地方。也许是一个瑞士小镇，周围是高大的冰川和大山。那里的屋顶上有岩石，有陡峭的尖顶。或者是法国，人们从店里买了面包，不包装就拿回家。或者冬天灰色的海边上的挪威。
清晨，醒来首先想到的就是他。还有音乐。她一边穿衣服，一边想今天会在哪里见到他。她喷埃塔的香水或者抹点香草精油，这样，如果在厅里遇到他，会有好闻的气味。她迟迟才上学就为了看他下楼去上班。下午和晚上，他如果在家，她就从不出门。
她所了解的和他有关的每一件新鲜事都很重要。他将牙刷和牙膏放在桌上的玻璃杯里。她也把原来放在浴室架子上的牙刷换到玻璃杯里。他不喜欢卷心菜。这是给布瑞农先生干活的哈利和她说的。现在，她也吃不了卷心菜了。当她了解到他的一些新情况时，或者和他说话时，他用银色铅笔写几个字时，她都得一个人待很久，仔细回想一切。和他在一起时，她的主要念头就是收藏一切，以便日后回味和追忆。
但是，与音乐、辛格先生一起待在内屋并不是一切。外在的世界里发生了很多事。她从楼梯上摔了下来，把门牙磕掉了一个。米娜小姐的英语课给她打了两次低分。她在一片空地上弄丢了二十五美分，和乔治找了三天都没找到。
还发生了这事：
有天下午，她在后面台阶上复习，应付英语考试。哈利在篱笆的那边砍柴，她喊了他。他走过来，画图给她讲解了几个句子。他的眼珠子在牛角框眼镜后骨碌碌地转。和她讲解过英语后，他站了起来，手在短外套的口袋里进进出出。他总是活力十足，有点神经质，每分钟都要说点什么话或者做点什么事。
“你看吧，如今只有两件事。”他说。
他喜欢语出惊人，有时候，她不知道如何回应。
“这是真相。如今我们面前只有两件事。”
“什么？”
“好战的民主党和法西斯。”
“你不是喜欢共和党吗？”
“去，”哈利说，“我不是要说这个。”
一个下午，他详尽地解释了什么是法西斯分子。他说到纳粹如何让犹太小孩跪在地上啃青草。他透露自己如何计划去暗杀希特勒。他有一个深思熟虑的计划。他说在法西斯主义里没有任何正义和自由可言。报纸上都是蓄意的谎言，人民不知道世界上正发生的事。纳粹很可怕——每个人都知道。她和他一起研究如何杀死希特勒。若有四五个人来参与计谋会更好，那么即使一人失手了，其他人也一样能把他干掉。纵然他们都死了，也成了英雄。当一个英雄和当一个伟大的音乐家也不相伯仲。
“不成功便成仁。尽管我不相信战争，但我已准备为心中的正义而战。”
“我也是，”她说，“我愿意向法西斯宣战。我可以打扮成男孩，没人能看得出来。剪短头发之类的。”
那是一个明媚的冬日午后。天蓝得发绿，后院里光秃秃的橡树枝条被衬托得发黑。阳光很暖。这天气让她感到满满的能量。音乐在脑子里。她跃跃欲试，捡起一枚三英寸的大钉子，几下猛击将它钉到台阶里。她爸听见锤击的声音，穿着浴袍跑出来，站了一会儿。橡树下有两张锯木架，小拉尔夫忙着将石头放到一个架子上，再挪到另一个架子那儿。来来回回。他走路时手撑开，保持平衡。他有点罗圈腿，尿布掉到了膝盖。乔治在弹玻璃珠。他该理发了，脸显得瘦长。他的一些恒牙已经长出来了——但它们又小又蓝，像刚吃过黑莓。他为弹珠子画了一条线，然后趴在地上，向第一个洞瞄准。他们的爸爸回到自己的工作台时，把拉尔夫也抱走了。过了一会儿，乔治一个人跑到小巷里。自从射击了贝彼，他就不和任何人玩了。
“我得走了，”哈利说，“我六点前得到岗。”
“你在咖啡馆感觉还好吗？有没有吃什么免费的好东西？”
“当然。三教九流的人都来这地方。和以前的工作比，这是我最喜欢的。薪水也多些。”
“我讨厌布瑞农先生。”米可说。是的，他从没有对她说过什么难听的话，但他说话总是粗鲁可笑。他肯定老早就知道她和乔治那次顺走了口香糖。然后，他为什么要问她的生意怎么样呢——上次在楼上辛格先生的房间里这么问过。他也许以为他们经常这么做。他们没有。他们当然不会。他们只有一次在“十分钱店”里偷过一套水彩笔和一个五分钱的铅笔刀。
“我受不了布瑞农先生。”
“他挺好的，”哈利说，“他有时候看起来是很奇怪的一个人，不过，他脾气不坏，你要是了解他的话。”
“我想起一件事，”米可说，“男孩在类似方面比女孩有优势。我是说男孩通常能找到兼职，不需要退学，还有时间忙别的事。女孩就没有类似的机会。女孩要是想工作，她得退学，做全职。我当然想和你一样一周挣几块美元，不过不可能。”
哈利坐在台阶上，松开鞋带。他扯断了一根。“咖啡馆有个客人叫布朗特先生。杰克·布朗特先生。我喜欢听他说话。他喝啤酒时说的话让我学到很多。他给了我一些新想法。”
“我很了解他。他每周日都来这里。”
哈利解开鞋带，将断了的鞋带拉成一样的长度，重新打了个结。“听着——”他不自在地在短外套上擦着眼镜——“你不用和他提到是我说的。我的意思是他不一定记得我。他不和我说话。他只是和辛格先生说话。他会觉得可笑，如果你——你懂我的意思。”
“好的。”她从他的言语间领悟到他被布朗特先生迷住了，她明白他的感受。“我不会说的。”
黑夜降临。月亮如牛乳般洁白，悬在深蓝的夜空，空气冷冽。她听见拉尔夫、乔治和波西娅在厨房里。炉灶上的火让厨房的窗成了一个暖和的橘子。空气里有人间烟火的味道。
“你知道有一件事我从没有告诉过任何人，”他说，“我自己都厌恶面对它。”
“什么？”
“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读报纸并思索你读到的文章吗？”
“当然。”
“我曾是一个法西斯。我曾这么想自己。是这么回事。你知道所有那些照片，和我们一般大的人在行军、唱歌，步调一致。我过去觉得这很酷。所有人相互宣誓，共有一个领导。所有人有同样的理想，一起迈步前进。我没怎么想过发生在少数族裔犹太人身上的事，我不愿意去想。我那时候不愿意像一个犹太人那样去想问题。你看，我很无知。我只是看到照片，读到下面的文字，并不理解。我从不知道它是多么可怕的事。我想，我曾是法西斯。当然，后来我发现不是这么回事。”
他自我批评的声音是苦涩的，声音从一个男性渐渐切换成男孩。
“嗯，那时候你没有意识到——”她说。
“它是可怕的罪。不道德。”
这就是他。一切事情非黑即白——没有中庸之道。二十岁以下的年轻人不可以碰啤酒或红酒，不可以抽烟。考试作弊是可怕的罪，但抄作业不算。女孩子涂口红或者穿露背装是不道德的。购买德国货、日本商品是可怕的罪，尽管那花不了五分钱。
她回忆他们都是孩子时的哈利。有一回他的眼睛向内斜视了，一斜就斜了一年。他坐在屋前的台阶上，手放在膝盖之间，观察万物。非常安静，斜着眼睛。在语法学校他跳了两级，才十一岁就准备上技校了。但在技校里，阅读到《艾凡赫》里的犹太人时，全班学生都转头去看哈利，他回到家里大哭。他母亲让他退学了。他有一年没上学。他长高了，很胖。每次她爬上篱笆，都能看见他在厨房里弄吃的。他们都在街区玩耍，有时候还摔跤。她小时候喜欢和男孩子打架——不是真的打架，只是在玩。她用柔道混合拳击的策略。有时他撂倒她，有时反过来。哈利对人从不耍狠。小孩子弄坏了玩具会来找他，他总是耐心修理。他能修一切东西。这一片区的女士请他修坏了的电灯或者缝纫机。他到十三岁时又回到技校，开始努力学习。他送报纸、周六打工、读书。有很长一段时间，她没有怎么见到他——直到她上次办了个派对。他变化很大。
“是这样，”哈利说，“过去的我一直怀有很大的野心。想当伟大的工程师、医生或者律师。但我现在不这么想了。我目前关心的是世界上发生的事。法西斯和欧洲那些可怕的事——另一方面，则是民主党。我意思是我无法投入到自我价值的实现中，因为我在这个‘其他事情’上想得太多。每晚我都梦见杀死希特勒。我在半夜里醒来，口干舌燥，感到莫名恐惧——不知道恐惧什么。”
她看着哈利的脸，一股深沉严肃的情感让她难过。他的上唇很薄很紧，下唇却很厚，在颤抖。哈利看上去没有十五岁。天黑了，冷风吹来。风绕着街区的橡树放歌，吹得百叶窗砰砰打在墙上。街角，威尔斯太太在叫沙克回家。幽深的傍晚加重了她内心的悲伤。我想要一架钢琴——我想上音乐课，她对自己说。她看着哈利，他玩着纤细的手指，缠绕成各种形状。他散发着温暖的男孩气息。
是什么让她突然有了那样的举动？也许是想到了小时候的时光，也许是悲伤让她感到怪异。总之，她突然推了一把哈利，几乎将他推下台阶。“你奶奶是狗娘养的。”她冲他大喊，然后跑了。这是街坊孩子要挑架时说的话。哈利站了起来，吃惊地看着。他将鼻头上的眼镜调整了一下，看了她一眼。然后就跑到后巷去了。
冷风吹得她力气大如参孙。她大笑时发出短促的回响。她用肩膀去撞哈利，他抱住了她。两人奋力搏斗的同时在欢笑。她个子更高，但他双手有劲。他没有很卖力，被她掀翻在地上。然后，他突然停顿了，她也停住。他温热的呼吸喷在她脖子上，他一动不动。她感到他的肋骨抵着自己的膝盖，被她坐在身上，他的呼吸变得粗重。他们一起站起来了。他们没有再笑，巷子里很安静。他们穿过黑暗的后院时，不知为何，她觉得滑稽。并没有什么不寻常的事，但突然间就这样了。她轻轻地推了他一下，他回敬了她。接着，她又笑了起来，感觉正常了。
“再见。”哈利说。他已经是大人了，不适合再攀爬篱笆，所以他跑过旁边的小巷，到了他家大门。
“天啊，真热！”她说，“我要闷死了。”
波西娅正在炉灶上给她热饭。拉尔夫在他的餐椅托盘上敲打着勺子。乔治脏兮兮的小手拿着一片面包在搅拌燕麦粥，他的眼睛斜视着，眼神里透着漠不关心。她自己去拿了些鸡胸肉、卤汁、燕麦粥和葡萄干，将它们放在碟子上拌到一块儿。她大口大口地吃着。燕麦粥都吃光了，但她还不饱。
她整天都想着辛格先生，吃完晚饭，她就上楼去。她走到三楼时，看见他的门开着，房间是暗的。这给她空虚的感觉。
她在楼下无法安心坐着复习英语。仿佛是因为她太壮了，没法像别人一样安坐在椅子里。仿佛她能够推倒屋里所有的墙壁，像个巨人般走向街道。
最后，她将床底下的秘密盒子拿了出来，趴在地上，翻看着笔记本。上面有二十首歌了，但她还不太满意。如果她能写一首交响乐！为整个乐团——你怎么写呢？有时，几个乐器同奏一个音符，因此乐谱必须很庞大。她在一张很大的考试纸上画了五条线——每条线相距一英寸。某个音如果是为小提琴、大提琴或者笛子写的话，她在旁边注明乐器名。但所有乐器同奏一个音符时，她会在边上画个圆圈。在纸张的顶部，她写了大大的“交响乐”三个字。在下面署上“米可·凯利”。之后就进行不下去了。
她要是能上音乐课！
她要是有一架真正的钢琴！
过了很久她才能着手开始。旋律在她的脑海里，她只是不知道如何写出来。似乎，这是世界上最难的音乐。但她一直在琢磨，直到埃塔和黑兹尔进来躺下，并对她说，请把灯关掉，已经十一点了。
10
波西娅等威利的消息等了六周。每天黄昏她都来到那栋房子问考普兰医生一个问题：“你见到谁收到威利的信了吗？”每天晚上他都不得不对她说，他啥消息都没有。
终于，她不再问了。她只是来到厅里，不声不响地看着他。她喝酒。她的罩衫常常半敞开着，鞋带也松了。
二月来了。天气先变得暖和，随后就热了。耀眼的阳光明晃晃地照着大地。光秃秃的树枝上有鸟儿歌唱，孩子们赤着脚，光着膀子在门前玩耍。晚间，如同仲夏般热烘烘。然而，过了几天，冬天又返回小镇。柔和的天空阴暗下来。下了场很冷的雨，空气变得潮湿而刺骨地冷。镇上的黑人吃足了苦头。燃料耗光了，到处在为保暖而挣扎。流行性肺炎在潮湿狭窄的街上蔓延开来，有一周时间，考普兰医生只能偶尔打个盹，衣服都不脱。威利依然没有消息。波西娅写了四封信，医生写了两封。
一天里的大多数时间他都没空多想。但他偶尔有机会在家里休息片刻。他会在厨房的炉灶边喝一壶咖啡，被深深的不安所占据。他的五个病人死了。其中一个就是奥古斯都·本尼迪克特·马迪·路易斯，那个聋哑小孩。他被邀请在葬礼上发言，但他的规矩是不参加葬礼，所以没接受。五个病人的死亡并非他照料不周，而是因为长年的物质匮乏。就吃些玉米面包、腌猪肉和糖浆，四五个人挤在一个单人间里。死于贫困。他一边想着这些，一边喝咖啡提神。他经常用手抵着下巴，最近他疲惫时，脖子上轻微的神经震颤会让他不受控地点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