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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门和我到了瓜亚基尔便分头行动。他留在里欧圭亚斯河口等着轻木来，然后把木头装上沿海的货轮，运到秘鲁。到秘鲁后，他将指挥木筏的建造工作，确定木筏造得与印第安人古代的船只一模一样。而我自己则搭飞机前往秘鲁首都利马，先行找出那个适合造木筏的场地。
飞机沿着太平洋海岸起飞、升高，身在高空中，我看到一边是秘鲁荒芜的群山，一边是闪闪发光的海洋。就是在这里，我们要登上木筏，航向大海。从这么高的飞机上看下去，大海似乎永无尽头。地平线遥远得仿佛不可测知，天与海在那里融为一体。而我不能不想到，在那条地平线之外，还有我们要前往的目的地——波利尼西亚，这中间会有数百个类似的海面，曲曲折折地绕着五分之一的地球。我设想了一下，几星期后我们坐在小小的木筏上，在广阔的大海中漂浮。但是我马上就停止了想象，因为这会让我心里升起一股跳伞之前那种不舒服的感觉。
一到利马，我就搭电车到卡瑶港找造木筏的场地。卡瑶整个港口塞满了轮船、起重机、仓库、海关小屋，以及港口办事处……如果往更远的地方去找开放式的海滩，可能又会挤满游客，满到我们一转身，好奇的游客就可能会把竹筏拉出来，扯成碎片。在这个白人与褐色人混居、有七百万人口的国家，卡瑶港是最重要的港口。就建造木筏的人而言，时代的演进对秘鲁造成的影响比厄瓜多尔大得多。仔细观察后，我发现只有一个可行的方法，就是进入高墙围绕的海军港。会这么想，是因为当我和其他老百姓在围墙外游荡时，铁门后的带枪警卫用威胁与怀疑的眼神紧盯着我们，显然，在里面造木筏是最安全的。
我之前跟秘鲁驻华盛顿大使馆的海军武官见过面，也请他写了一封介绍函。第二天，我带着这封信到海军部，请求晋见海军部长曼钮尔·尼耶托。这天上午，他在海军部的会客室里接见我，会客室里金光闪闪，有着帝王式的高贵气派。过了不久，这位矮小但强壮的军官穿着制服走进来，他严厉的样子好像拿破仑一样，说起话来直截了当、言简意赅。他问我来做什么，我回答了他，我请求他允许我们在海军造船厂建造我们的木筏。
“年轻人，”部长说，他的手指不安地敲打着桌面，“你没有遵循正常的程序和渠道提出申请，虽然我很愿意帮你，但是必须由外交部长下命令，没有他的命令，我不能私自让外国人进入海军区域，使用海军造船厂。所以，你写信向外交部申请吧，祝你好运。”
我清楚得很，申请文件之后可能会转来转去，最后消失在蓝天大海中。幸好在康提基生活的那段原始岁月，还不存在打申请这种找麻烦的事。
想以个人身份亲自会见外交部长显然是难上加难，而挪威在秘鲁又没有地方公使馆，所以挪威总领事长纵然很愿意帮忙，但最多也只能带我们去见外交部参事，这样一来，我的申请恐怕会无疾而终。这个时候，柯罕博士给秘鲁共和国总统的信就能派上用场了。于是，我通过他的助手，请求晋见秘鲁总统唐·荷西·布斯塔曼特·伊·里维罗。一两天后，他们通知我十二点到总统府。
利马位于群山脚下的绿色平原，是一个拥有五十万人口的现代化城市。就建筑而言，利马是全世界最美的首都之一——有一点里维耶拉<a id="jzyy_0_44" href="#jz_0_44">(7)</a>和加利福尼亚配上西班牙古老建筑的味道。当然，绿化的功劳也不小。总统府位于市中心，府外有穿着鲜艳制服的佩枪卫兵严密守卫。在秘鲁，晋见总统是很严肃的事，因为除了在电视上，很少有人见过他。斜佩子弹带的士兵带我上楼，然后走到长廊的尽头。接着，三位文官登记下我的名字，领着我穿过高大的橡木门，进入一间摆着长桌子和好几排椅子的房间。一位穿白色衣服的人出来接待我，请我坐下，然后他又出去了。过了一会儿，有扇大门开了，我被带到一间更精致的房间，一位穿着挺括的制服、仪表堂堂的人向我走来。
我想，这应该就是总统，于是我立即打起精神。然而不是，这位穿着金边制服的人请我在一张古典直背椅上坐下，然后就走了。我坐在椅子上不到一分钟，又换另一扇门开了，有一位仆人向我鞠躬，领我进入一间金碧辉煌的大房间，里面摆着镀金的家具，布置得富丽堂皇。这位仆人一眨眼又不见了。于是我独自坐在一张古典沙发上，从位子上可以看见一整排门户大开的空房间。实在是太安静了，我甚至能听到几个房间之外有人正在小心地咳嗽。然后，一阵平稳的脚步声趋近，我跳起来，支支吾吾地和一位穿着制服、外表威严的绅士打招呼。然而不是，这也不是总统。但是拼拼凑凑地我能了解他所说的，他说总统要他先来和我打声招呼，部长会议一结束他就马上过来。
十分钟后，平稳的脚步声再度打破寂静，这回是个佩有黄金穗带和肩章的人走进来。我连忙自沙发上跳起来，深深地鞠了一躬。这个人对我鞠了个更深的躬，然后带我穿过几个房间，再走上一段铺着厚地毯的楼梯。接着他把我留在一间只有一张皮椅和一张沙发的小房间里。就在这时候，进来一位穿着白西装、身材矮小的人，我正等着听从指令看他要带我去哪里，但是他哪儿都没带我去，亲切地和我打了个招呼之后，就一直站在原地。原来，这个人才是布斯塔曼特·里维罗总统。
总统懂的英文只比我懂的西班牙文多一点，所以在我们彼此打完招呼，他伸手示意我坐下后，我们会的那些常用词汇就已经耗尽了。手势和表情是很有用的，但是却无法让我拿到在秘鲁海军港建造木筏的许可令。我唯一能了解的，就是总统听不懂我的话，而他比我还要了解这个事实。过了一会儿，他走了，再回来时，身边还有空军部长。空军部长雷维瑞多上将是个精力充沛、体格健壮的人，穿着胸前有翅膀标志的空军制服，说一口带美国腔的流利英文。
他误会了我想获准进入飞机场，我首先表示抱歉，然后告诉他我需要被批准的是海军港。这位上将笑着解释说，他只是被叫来当翻译而已。雷维瑞多上将把我的意思一点一点地翻译给总统听，总统专心地听着，并且通过雷维瑞多上将提出一些尖锐的问题。最后他说：
“如果‘第一批发现太平洋群岛的人是从秘鲁去的’这个理论真的可能，那么秘鲁对这趟远征就有兴趣，所以如果我们能帮上什么忙，就尽管告诉我们。”
我要求一个可以在海军围墙内建造木筏的空间、进入海军工厂的许可、一个可以存放我们带来的装备的仓库、有权使用干船坞、请海军人员协助我们的工作，以及一艘拖船，可以在我们要启程时，将我们拖离海岸。
“他要求什么？”总统问得很急切，所以我听得懂。
“不多。”雷维瑞多上将回答。他看着我，目光明亮，总统于是满意地点点头表示允许。
在这次会见的尾声，雷维瑞多上将对我承诺，外交部长会收到由总统亲自下的命令，而海军部长尼耶托将尽量提供给我们所有协助。
“祝福你们！”上将边笑边摇摇头说。副官走进来带我出去，外面还有一位传令员在等着我。
当天，利马的报纸刊登了一段挪威木筏远征队将由秘鲁出发的新闻，同时报上也刊登了一则消息：一队瑞典、芬兰联合科学考察队，已经完成了对亚马孙河<a id="jzyy_0_45" href="#jz_0_45">(8)</a>流域丛林印第安人的研究。考察队的两名瑞典籍队员，是驾独木舟沿着河流来到秘鲁的，刚刚抵达利马。其中一位名叫班特·丹尼尔森，来自乌普萨拉<a id="jzyy_0_46" href="#jz_0_46">(9)</a>大学，打算在秘鲁研究高山印第安人。
我在饭店里把这则新闻剪下来，然后写信给赫门，告诉他建造木筏的地方，这时有人敲我的房门。来者是一位身材高大、皮肤晒成古铜色、穿着热带服装的人，当他拿下白色头盔时，你还以为他的脸就是被这把野火般的金红胡子烧黑的，而且把他的头发也烧得所剩无几。这个人虽然浑身都是野外工作的痕迹，但看得出他是属于学术圈的。
“班特·丹尼尔森。”我猜。
“班特·丹尼尔森。”这个人自我介绍道。
他听说木筏的事了。我请他坐下，心里这么想。
“我刚刚听说木筏的计划。”这个瑞典人说。
而现在他要来推翻我的理论，因为他是民族学家。我想。
“我今天是来请求你们让我加入木筏远征计划的，”这个瑞典人平稳地说，“我对迁移理论很感兴趣。”
我对这个人一无所知，只知道他是科学家，刚从丛林里出来。但是，一个瑞典人有胆量独自与五个挪威人待在一个木筏上，那他应该不是那种有洁癖、难相处的人。而且就连他那把显眼的大胡子，也掩盖不住他和平的天性和快乐的幽默感。
班特就这样成为我们的第六个组员。当然，因为我们本来就还缺一个成员，而且他是我们当中唯一会说西班牙语的。
几天之后，当我搭乘客机沿着海边向北边嗡嗡飞去时，我再度怀着敬畏的心情看着脚下无尽的蔚蓝大海。大海好像悬在半空中，无拘无束地漂浮着。再过不久，我们六个人就要像微生物一样，集聚在大海里的一个小斑点上了。海里的水这么多，仿佛要从西方的地平线那里溢出去了。世界如此荒芜广袤，然而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彼此之间却至多只能隔开几步之遥。不过，我们暂时都还有足够的活动空间。现在赫门正在厄瓜多尔等待木材，诺特·郝格兰和托尔斯坦·拉比刚搭机抵达纽约，画家艾瑞克·赫索伯格正从奥斯陆搭船前往巴拿马，我正在飞往华盛顿的途中，而班特则留在利马的旅店，等待与其他人会合，然后出发。
这五个人彼此都不曾谋面，而且各有各的秉性。这样一来，我们一起待在木筏上反而不至于在短短几个星期后就彼此感到厌倦。低气压的暴风乌云，以及极具威胁性的坏天气，都比不上六个大男人一起被关在一艘漂浮于大海的木筏上几个月的时间所造成的心理“风暴”来得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一则笑话往往和救生带一样可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