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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籍幼年丧父后，只与寡母、兄长阮熙及姊姊相依为命，家境相当清苦，他却能从逆境中奋发向上，好学不倦，博览群书，尤其酷爱研习儒家经典，立志以道德高尚、乐天安贫的古代贤者为榜样。由于受到儒家建功立业、忠君忧国的理想人格模式，以及其父阮瑀作品的熏染，尽管生于乱世，阮籍自小便有宏伟的济世大志与不凡的政治抱负，因而刻意广泛培养兴趣，学习击刺武艺，好长啸，善弹琴。
阮籍成长的时期，天下虽然依旧战乱纷扰，但曹操所统治的北方相对平静稳定，尤其经过大规模的屯田制度后，生产力开始恢复，战争所带来的创伤逐渐愈合，社会呈现出由乱到治的转化。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无疑令有识之士振奋不已，阮籍也表现出乐观、进取的人生态度，渴望能在现实的世界中有所作为，用自己的才华在梦想中起舞——志在统一中国，立功于千里之外。
公元219年，阮籍十岁，已经成长为一个多才多艺的激昂少年。这一年，恰好是时事剧烈变化的一年。
七月，刘备自称汉中王，在沔阳<a id="noteBack_21" href="#note_21">[21]</a>设立坛场，集合群臣将士，拜受玺绶、王冠，即王位，以其子刘禅为太子。又大封群臣，以许靖为太傅，法正为尚书令，关羽为前将军，张飞为右将军，马超为左将军，黄忠为后将军。刘备称王后，还治成都。
同月，刘备大将关羽向曹操大将曹仁镇守的樊城发动进攻。关羽勇猛善战，时称“万人之敌”，是天下最有名的勇将。他用计水淹于禁七军，樊城被淹后，水面离城楼只有数尺，形势非常危急。
十月，曹操亲赴洛阳<a id="noteBack_22" href="#note_22">[22]</a>，指挥襄、樊战局。其时，曹操的荆州刺史胡修、南乡太守傅方均投降了关羽，关羽军威极盛，号称“威震华夏”。曹操担心京师许都有失，想暂时迁都，以避关羽锋芒。丞相军司马司马懿极力劝阻，并献上离间计，提议用利益关系鼓动东吴孙权派军从后袭击关羽。曹操立即派人通使孙权，孙权果然派大将吕蒙袭取荆州。关羽腹背受敌，急忙撤围南还，近在咫尺的樊城终于未能攻下。
十二月，进退失据的关羽被孙权军士活捉，随即处死，当年被刘备以“借”之名义占据的战略要地荆州终于回到了东吴手中。表面上素为盟友的孙权与刘备自此完全撕破了脸皮，成为不共戴天的仇敌。
同年，孙权在取得荆州后，上表向曹操称臣，请曹操代汉自立。曹操将孙权来书遍示群臣，说：“孙权这个人居心叵测，是想把我放在火炉上烤。”
群臣心知肚明，便趁机向曹操劝进，请求曹操代汉献帝称帝。曹操回答道：“若天命在我，我为周文王矣。”大意是说，即使我代汉称帝的时机已经成熟，我也不想称帝，而是要像昔日的周文王一样，让自己的儿子去做皇帝。
其时，曹操虽无天子之名，却早已有天子之实。两年前，汉献帝已经诏令曹操设天子旌旗，出入均依天子礼称警跸，曹操王冕则用十二旒，乘金根车，驾六马，设五时副车。
这一年，曹操六十五岁，已经过了花甲之年。大概他已经料到自己时日无多，即使冒天下之大不韪，背上“篡汉”的名义得到皇帝之尊位，也是枉然。
事情正如曹操所预感的那样，收到孙权劝进书信后没几天，他便生了重病，从此卧床不起，苦挨过次年（220年）新年，终于还是死在了正月。其子曹丕继位为魏王。然而，在当了九个月的魏王后，曹丕终于按捺不住了。他开始采取种种手段，不断向汉献帝施加压力。
汉献帝名刘协，为汉灵帝次子，其生母王美人备受汉灵帝宠爱，后为好嫉成性的何皇后所杀。汉灵帝崩后，先是何皇后所生嫡长子汉少帝刘辩继位，董卓篡朝掌权后，改立刘协为汉献帝。自登上皇位之始，汉献帝便沦为权臣的玩物。虽然他亦心怀大志，在皇后伏寿的协助下，巧妙利用武将董承等人，逃出了董卓部将的挟持，却又为曹操控制。汉献帝不甘心为傀儡，曾先后几次密令旧臣除去曹操，结果事情败露，徒令多人丧命，包括皇后伏寿及两名皇子在内。之后，汉献帝被迫立曹操之女曹节为皇后，从此内外均处于严密之下，再也没有任何反抗的机会。这个做了大半辈子木偶的皇帝，不仅复兴汉室无望，最终连自己也没有摆脱被取代的命运。公元220年十月，汉献帝被迫告祭祖庙，宣布退位，并将象征皇权的玺绶诏册，包括代表至高无上地位的传国玉玺，一并奉交给曹丕，名为“禅让”。
“禅让”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统治权转移的一种方式，即皇帝主动将帝位让给他人。上古尧舜禹时期，政权交接就是采用禅让制度，即皇帝死前，不是将帝位传给自己的儿子，而是要传给众望所归的圣贤——接受禅让的人，必须是道德上的完人，需经过四岳的讨论、推举及政绩的考验后，才能执掌政权。尧在位七十年，年老时选中了名声很大的鲧做自己的继承人。然而鲧由于治理洪水不力被废，四岳重新推举，又选中了品德很好的舜。尧对舜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发现他确实名不虚传，于是将帝位传给了他。舜年老时，又将帝位传给了治水成功的大禹。
在士人心中，禅让制度的本质是“天下为公”，天下唯有德者居之，代表着圣贤政治。然而，曹丕接受汉献帝的“禅让”却演变成了赤裸裸的“天下唯有力者居之”。
曹丕虽然达到了目的，志得意满，毕竟还是个文人，需要一些仁义道德来装饰门面。为了掩饰“禅让”变质的尴尬，他在即位后说出了一句惊世骇俗的话：“舜禹受禅，我今方知。”大意是说，原来古代所谓先贤圣明舜、禹禅让的真相并不是大家所想的那样，我今天才知道。其实就是质疑昔日尧、舜自愿禅让的真实可信性。
这确实是一句惊世之语。时人反应不一，有沉默，有冷笑，有怀疑，也有攻击。几乎所有的士人都认为，这不过是曹丕以他自己的私心来度昔日舜禹之腹，明显是吃不着葡萄还说葡萄酸的心态。虽然之前《韩非子》中也曾怀疑舜禹禅让的真实性，说：“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而天下誉之。”但曹丕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公开质疑尧舜禅让真实性的皇帝。在儒家学说中，上古是一个淳朴而美好的时代，执政者采取和谐谦让的禅让制度，大圣人孔子更是赞其为“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曹丕这句话虽然本意是粉饰自己继位的正当性，但另一方面也是对儒家学说体系的重大否认。
离奇的是，六十一年后，西晋太康二年（281年），有盗墓者盗掘魏国古墓，挖出数十车竹简。这批沉寂地下五百余年的竹简后被整理成一部史书，名为《竹书纪年》，被认为是古代唯一一部未遭秦火和儒家篡改的编年体通史。
其中十三篇《纪年》，详细记载了自尧、舜、禹、汤到春秋战国时期魏国的史事。关于“尧舜禅让”的记载，则与孔子系统整理过的《尚书》大相径庭，倒是支持了曹丕的说法。里面提到“昔尧德衰，为舜所囚。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意思是舜发动了一场政变，囚禁了尧及其太子丹朱，公然夺取了帝位。又提到舜上台后，立即铲除了忠于尧的四大重臣共工、欢兜、三苗、鲧，这才巩固了政权，这一处倒是与《尚书》所说的“尧使舜嗣位，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服”吻合。至于之后舜禅位于大禹，是因为大禹治水建立了不世之功，万民拥戴，舜不得不让出天子位。
且不说《竹书纪年》是如何以冷酷的笔调揭露了儒家虚伪的“为尊者饰”，单说曹丕的这句“舜禹受禅，我今方知”，也足以颠覆儒家的上古史学体系。这一切都充分表明，儒学的节操、学问在这一段时期似乎变得无用武之地，它已经陷入了某种无能为力的困境。而这种困境，也正是日后阮籍、嵇康等魏晋名士们的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