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一章 竹林之游 (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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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叹的是，正始名士作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不仅失去了宝贵的生命，更是以失败者的身份被载入了史册，在正统史书上被刻意歪曲丑化，落了个身败名裂的黯淡收场。举例而言，昔日何晏何等风采，“大儒之风”倾倒众生，就连日后名声远在其上的“竹林七贤”都无一不深为其气质才华折服。何晏声名显赫，在士大夫群体中影响力巨大，司马懿特派长子司马师以玄学清谈为名，混入名士行列，其实就是为了做好日后防范何晏的准备，这就是《魏氏春秋》所说的“何晏等名盛于时，司马景王亦预焉”。他还被视为有治国之才，后人甚至认为当时“曹氏一线之存亡，仅一何晏”。如此光芒万丈的人物，在《晋书》中却只落了个“性骄矜、耽情色、聚浮华”这类近乎人身攻击的评价，《三国志》的作者陈寿甚至迫于政治高压而不敢为何晏立公正之传。

就连何晏所娶妻子金乡公主也被某些史书故意改成是他同母妹的身份，说金乡公主是何晏母亲尹氏与曹操所生，以此来污蔑何晏娶亲妹乱伦。这一笔抹黑足够愚蠢，试问就算何晏贪图美色、想要乱伦，曹操这等精明之人又如何会听之任之？

幸好何晏在学术上的成就无法由人抹杀：他的《论语集解》在早期论语学的发展中居于承前启后的关键地位，被收入《十三经注疏》。他所开创的玄学影响深远，改变了一个时代的精神面貌，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据着不朽的地位。今人犹自在诵读何晏的皇皇巨著，而司马氏所留下的，却只有“狼顾”的诡异故事，追名逐利也好，玩弄权术也罢，最终都变成了滚滚长江东流水。

值得一提的是，在何晏手中，玄学还是为了弥补儒学的不足。他主张儒道合同，与王弼等人试图应用道家的观点去解释儒学学说，提出了“名教本于自然”<a id="ch45-back" href="#ch45">^[45]</a>的口号，认为名教是“末”，自然是“本”，名教是自然的必然表现，两者是本末体用的关系；而世界万物的本源是寂然不动的“无”，只有恪守道家的“无为”，避免卷入任何纷争，才可以“成德”“免身”。何晏依旧重视儒家的礼仪，尊崇孔子，他宣传“以寡治众”“君主无为”，无非是意图将儒道调和起来。举例来说，玄学已久尊崇圣人孔子，但这个圣人已经不是儒家的圣人，而是道家的圣人。如此，将道家的自然无为与儒家的纲常名教糅合在一起，其本质无非是要重新确立名教的权威。从根本上来说，何晏玄学的出发点与现实政治息息相关，目的是为了协调觉醒的人与动荡的社会之间的矛盾，是有益于执政者的。

而何晏也没有仅仅局限在理论讨论，当他步入仕途后，开始为建立一个清净无为的理想社会而努力，这就是正始中期后开始的“正始改制”。但这种改制始终带有理想主义色彩，加上司马懿等保守一派的阻挠，进行得很不顺利。时隔不久，这次统一名教与自然的探索就为高举的政治屠刀所中断，何晏因依附曹魏集团被杀，“同日杀戮，名士减半”。另一玄学领袖王弼也被免去官职，郁郁病死，死时年仅二十四岁，显赫一时的正始名士就此风流云散。

玄学的发展并没有就此中断，嵇康、阮籍、向秀等竹林名士成为了玄学的继承者，玄学开始由正始时期进入了竹林时期。既然玄学是名士们思想言行的总结，也不可避免地要与社会环境息息相关。实际上，玄学从开始产生之初，即与士人的人生态度与政治命运紧密相连。竹林时期时，政治环境弥漫着血腥味，恐惧笼罩了整个士林，竹林玄思变得沉重，玄学的探索方向和内容也随之发生了转变——由国家的无为政治向个体生命的自由转变。之前，何晏等正始名士意图将强调个体的道家学说与崇尚社会功能的儒学统一起来，而到了竹林名士，则完全抛弃了现实，转而全面探索个体精神和理想人格，并对名教发出了挑战，显示出反传统、反社会的特征。

为了掩饰杀戮，司马氏不断以崇尚“名教”来自我掩饰，而他们自己的所作所为却与“名教”大相径庭。嵇康、阮籍出于对司马氏的鄙视，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否定王权，对名教、礼法大加抨击。这是玄学中第一次表现出反儒的倾向，在当时足以成为惊世之论。在嵇康、阮籍二人的竹林玄学视野中，个体人格第一次得到了凸显——人不应该任由名教的束缚，而是要听从本心和真性的召唤。这是一种内在的超越生命的理想，带有浓厚的理想色彩。

只是，于嵇康、阮籍的内心深处，并不是真的要反对名教礼法，他们不过借此来表达对司马氏的不满，既要追求人性自由，又想恪守礼教，表现出明显的所谓双重人格。

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名士们空有凌云壮志，谈玄说易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满足精神世界、慰藉心灵的作用，寄情山林、感慨哀乐成为一种极富艺术精神和文学情致的哲学。但他们内心的困境和深层的焦虑并没有就此消除。“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压抑与愤懑依旧像无法驱散的浓雾，弥漫在四周，令人窒息。阴险的政治环境和人性觉醒的合力促使人生被切入到审美的意境，最终反映在生活情趣与人生态度上。为了求得更大的解脱，名士们把眼光投向愉悦身心的竹林美、延年益寿的丹石药、令人人事两忘的香醇美酒，以及时时一些愤激傲兀的骇俗之举。

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氛围下，出现了“竹林七贤”这样一群人——他们任情任性、一依本然、神秘玄妙、率真空灵，他们爱好竹林、丹药和酒，从此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一个长期令人有兴趣的话题。这些人的迷惘和痛苦、怪诞与宣泄，经过各种演绎传说后，竟然成为了后世津津乐道的“魏晋风度”。尽管“竹林七贤”在外表以或高雅，或怪异的行为方式来表达他们超然物外、飘逸不凡，但其实他们的内心从未真正忘情于世事，这种强烈的困境正是“魏晋风度”的深度。至少在竹林时期，“魏晋风度”带着苍凉的意味，这种苍凉，是“竹林七贤”发自内心的苍凉，也是文化和时代的苍凉。

关于竹林之后的玄学发展，真可谓为时代而生。魏晋之后，玄学急遽衰落，内涵却不断被后世方术家所扩充，产生了包括山、医、命、卜、相在内的五种体系：山包括修身养性，静坐内练等，具体有导引、内丹术、外丹术、武术等；医术是古代中医系统，治疗手段分为针灸、汤剂、推拿、祝由等；命理所指就是占算人生命运的学问；卜是占卜运程的行为，大略分有六爻、梅花、六壬、奇门等；相术是观察人的面貌、地理环境等方法，大略分为面相、手相、风水等，这些基本上还是源于玄学与道教的渊源。

从“建安风骨”的“建安七子”，到正始玄风的何晏、王弼，他们已经多少表现出复杂的矛盾交织状态。不过在他们身上，这种思想和精神冲突尚且没到最高潮。到了“竹林七贤”，中国传统士人的命运与风骨才真正完全体现了出来，嵇康更是成为生于乱世、隐于乱世却又无法全于乱世的典型人物。无论是他的生，还是他的死，都会引发人们对中国传统士大夫命运的思索。

何晏与金乡公主生有一子，时年四五岁，本该与何晏同时被杀，但何晏母亲尹夫人抢先将孩子抱入了皇宫中。司马懿派人来索要时，尹夫人不断抽打自己脸颊，请求饶恕。因为孩子藏在皇宫中，不便强行搜查，加上金乡公主同母兄弟曹林时封沛王，光户邑就有四千七百户，也是一股不小的势力。放过这个孩子并不比杀了他更有利，但杀了孩子显然比放过他更有弊，会引来更多仇视的目光。司马懿精于算计，反复权衡利害后，终于假装同情尹夫人和金乡公主，顺水推舟地赦免了何晏之子。

何晏的死，使得正始名士土崩瓦解，他与“天才卓出”的王弼所倡导的玄学也立时陷于低谷。王弼出身于经学世家，从小就因为能言善辩享有高名。高平陵事变发生时，王弼正在朝中为官，也受到何晏牵连，被免去官职。王弼伤痛挚友被杀，当年便患病身亡，年仅二十四岁。司马懿长子司马师虽以防备何晏为目的混入正始名士群体，却也是真心钦佩王弼才气，听说王弼病死后，嗟叹连声，惋惜不已。

之前斩关出城向曹爽报信的司马鲁芝与参军辛敞则是完全不同的命运。鲁芝和辛敞先是被逮捕下狱，判处死刑。鲁芝倒也大义凛然，“口不讼直，志不苟免”。司马懿颇为感念鲁芝的忠勇，加上他还有个同谋辛敞。相比于出身平平的鲁芝，辛敞绝对是出身名门，其父辛毗是曹魏重臣，其姐辛宪英又与司马氏沾亲带故，笼络他绝对比杀了他更有利。司马懿有意赦免二人，说了一句：“他们也是各为其主，放过他们吧。”

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当然是因为鲁芝、辛敞二人不是曹爽亲信，司马懿故作宽大，便可以趁机揽为己用。之后，鲁芝由大将军的属官一跃为御史中丞，从此官运亨通，一直到老。辛敞后来也官至卫尉，他庆幸听了姊姊辛宪英的话，无比感叹地道：“如果我不是事先跟姊姊商量，可能就有亏大义了。”

另有奇女子夏侯令女嫁曹爽堂弟曹文叔为妻，曹文叔早死，夏侯令女也没有生下一儿半女，一直在曹家守寡。其父夏侯文宁想让女儿改嫁，不料夏侯令女与曹文叔夫妻情深，用刀割下两只耳朵，表示誓死不再嫁。曹爽当权时，对夏侯令女很是照顾，不断接济以财物。曹爽被杀后，夏侯家生怕连累夏侯令女，便上书断绝与曹氏婚约，强行将夏侯令女接回家，打算再次让她改嫁。不料当天夏侯令女又用刀割掉了自己的鼻子。家人错愕万分，问道：“人生在世，如轻尘栖弱草，你又何必这样自讨苦吃？你夫家夷灭已尽，你苦苦守候到底是为了谁？”夏侯令女回答道：“我听说仁者不以盛衰改节，义者不以存亡易心。以前曹家兴盛之时，我尚且想终生守节，何况如今衰亡了，我怎能忍心抛弃？这是禽兽的行为，我岂能这样做？”不但不肯改嫁，还收养了一个孩子，让他改姓曹，成为曹氏的后代。司马懿听说后，大为惊讶，认为这样的女子实在难得，对其收养一事也听之任之。

洛阳的屠杀结束后，司马懿开始有计划地对付一些身处京师外的曹爽亲党，其中以实权人物征西将军夏侯玄首当其冲。

夏侯玄字太初，是夏侯尚与德阳乡主之子。夏侯氏在魏国地位素来非同凡响，享有“宗室”之位，这并非仅仅由于夏侯渊一系战功显赫，又与曹氏联姻，还因为曹操之父曹嵩原姓夏侯，夏侯渊与曹操其实是同族兄弟。有这样的背景，夏侯玄一生下来就是豪门公子，享尽了荣华富贵。不过，他并不是在一个幸福健康的家庭环境长大。夏侯玄的父母感情并不是很好，夏侯尚一直宠爱年轻貌美的小妾，将德阳乡主冷落一旁。后来魏文帝曹丕听说后，有意为堂妹德阳乡主出头，派人将小妾绞死。但曹丕这一招釜底抽薪并没有挽回夏侯尚的心，反而送了他性命——夏侯尚思念爱妾，成天郁郁寡欢，很快得了重病而死。这一外人难以想象的家庭悲剧，成为夏侯玄人生中第一个重大打击。

家庭环境对儿童的成长有决定性的影响。童年不幸的孩子，往往更敏感，更早熟，也更聪慧，夏侯玄也是如此，在父母不和的阴影下，他自小发奋读书，文才出众，年少时就已经声名远播。除了文采外，上天还赋予了这个男子罕见美貌，他面白如玉，美姿仪容，又风度翩翩，风流倜傥，“时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怀”，可谓光彩夺目，如日月般闪亮。

更为世人所惊讶的是夏侯玄宽宏通达的沉静性格。有一天，他正在书房倚柱观书，忽然电闪雷鸣，一记响雷破瓦而入，将他倚靠的柱子劈断，一屋子的人目瞪口呆，全都吓傻了。夏侯玄的衣服也被炸雷烧焦，他却面无异色，行止从容，照旧读他的书，仿佛没发生过什么一样。当年他才十八岁，已经表现出出类拔萃的名士风范，自此为士人所敬重，负一时重望。

又有一次，夏侯玄去参加司空赵俨的葬礼，因到得晚了，三百多宾客已经就座，不料一见夏侯玄到来，均越席而迎，神情肃然，如迎王侯将相一般，不敢有丝毫怠慢。这便是后人书中所称赞的“肃肃如入廊庙中，不修敬而人自敬”。直到许多年后，发生在赵俨葬礼上的这一幕依旧为世人所津津乐道。

夏侯玄成年后即步入仕途，任散骑侍郎、黄门侍郎。不幸的是，本来一片大好的前途却被他亲手断送了。一次，魏明帝曹叡在宫中举行宴会，夏侯玄被安排与皇后毛氏的弟弟毛曾一同就座。毛皇后出身寒微，父亲毛嘉只是个修车的工匠，但毛氏却凭着美貌和手段战胜了曹叡原配虞氏，爬上了皇后的位子，以致虞氏恼恨地道：“曹家的人就是喜欢立地位低贱的人做皇后。”

曹叡祖母卞太后本出身于娼家，二十岁嫁曹操为妾，后因曹操与原配丁氏离婚才爬上正位，也是出身卑贱之人，听后十分不快，责备了曹叡，虞氏从此失宠。

当时毛皇后恩宠正隆，毛氏家族全部封爵，朝中大臣争相奉承不及，能够与毛曾坐在一起，是难得的亲近毛氏家族的好机会。但夏侯玄却不这么看，他认为毛曾出身卑贱，跟这样的人坐在一起，太丢了自己名士的面子。这两人无论容貌还是气质，差别确实比较大：夏侯玄相貌英俊，是个玉树临风的美男子；毛曾则容貌丑陋，令人生厌。时人称二人行状为“蒹葭倚玉树”，以蒹葭比喻毛曾，以玉树比喻夏侯玄。蒹和葭都是水草，代表微贱。玉树则是神话传说中的仙树，喻美佳子弟。夏侯玄内心看不起毛曾，面上也很不高兴。不给毛曾面子，就是不给毛皇后面子，当然也就是不给皇帝面子。魏明帝曹叡由此怀恨在心，很快将夏侯玄降职为羽林监，从此再也没有提拔过他。不过毛皇后后来也因为色衰而失宠，为曹叡所杀，曹叡另立郭氏为后。

失意于官场的夏侯玄并没有消沉下去，他与志趣相投的何晏结为好友，谈玄论道、纵酒服药，一副潇洒名士派头，与何晏共同开创了玄学先河，成为正始玄风的领袖人物。

正当夏侯玄沉迷于玄理的世界，远离世俗的尘嚣时，妹妹夏侯徽被人毒杀，给予了他人生中第二次重大打击。夏侯徽颇具才识，嫁给了司马懿长子司马师，司马师有五个女儿，皆为其所生。只不过夏侯徽虽然嫁入了司马家，却始终没有成为司马氏所信任的人。她颇具才识，对司马氏的勃勃野心有所察觉，为司马师所忌惮，被下毒害死，死时年仅二十四岁。夏侯玄虽然难以确定夏侯徽是被司马师毒死，但妹妹死得不明不白总是事实。然而，时值司马懿抗击蜀军北伐立下大功，深得魏明帝曹叡宠信，总掌全国军事，夏侯玄又为曹叡所怨恨，即使对妹妹之死有所怀疑，也无能为力。从那个时候开始，他知道了权势的重要性，他也期待有朝一日能像司马懿那样，借军功来建功立业。

转机终于来了。少帝曹芳即位后，夏侯玄的表兄大将军曹爽成为辅政重臣，执掌朝政，夏侯玄也跟着时来运转，升迁为散骑侍中护军，不久后任征西将军，都督雍州、凉州军事，位高权重，朝着他的目标前进了一大步。

只是，对于夏侯玄而言，进入政治核心权力圈并不是什么幸事。事实上，有定国安邦的理想是一回事，有文才和名士风度是一回事，处理政事、谋划军事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跟何晏一样，夏侯玄没有任何实际执政经验。他为了帮助曹爽和自己提高个人威望，不顾司马懿的再三劝阻，积极策划了攻蜀之战，发兵十余万，自骆口<a id="ch46-back" href="#ch46">^[46]</a>向汉中发起攻击。

当时汉中蜀军还不到三万，见魏军大兵压境，无不惊惧。蜀将王平派兵在兴势<a id="ch47-back" href="#ch47">^[47]</a>拒战，并多张旗帜，绵亘百余里，以麻痹魏军。曹爽一时无法攻克，魏军牛马骡驴大量死亡，粮草供应不上，而蜀汉大批援军相继赶到。夏侯玄见势不妙，连忙劝阻曹爽退军。魏军回师时，又在三岭被蜀汉大将军费祎截击，魏军苦战，损失严重。

这场战事导致魏国民怨沸腾，曹爽不仅声威剧跌，也失去了朝中重臣和曹氏宗室的支持，朝野的严重不满为日后的政变埋下了祸根，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事变时一呼百应、应者云集，与曹爽在骆口之役后大失人心有很大关联。而夏侯玄也因为这场一无所获的战争成为人们讥讽的话柄，另一名士傅嘏评价他“志大其量，能合虚声而无实才”，确实是一针见血。较之之前夏侯玄那些神乎其神的风流故事，实在是莫大的讽刺。

自掌权以来，夏侯玄不但没有任何实际的政绩，反而在白热化的时候卷入了曹爽与司马懿权力斗争的旋涡。所幸的是，他长期领兵驻守在外，高平陵事变发生时并不在洛阳，由此逃过了司马懿的屠刀，没有像他的好友何晏那样成为刀下亡魂。曹爽被杀后，司马懿派人解除了夏侯玄的兵权，召他回京师，夏侯玄堂叔右将军夏侯霸曾劝夏侯玄投靠蜀汉，但夏侯玄没有听从，老老实实地跟随使者回到洛阳，被司马懿软禁。

夏侯玄回朝后，其原职征西将军由雍州刺史郭淮接任。右将军夏侯霸为魏国名将夏侯渊次子，夏侯渊在定军山之战中死于蜀将黄忠突袭中，此后夏侯霸一直想要为父亲报仇，与蜀汉誓不两立。但高平陵事变后，曹爽被杀，与曹爽关系密切的夏侯玄被召回朝，与夏侯霸有仇的郭淮被任命为他的新上司，他认为司马懿是有意针对自己，恐惧之下，投降了蜀汉。后主刘禅的皇后为名将张飞之女，张飞妻则是夏侯渊亲侄女——其人十三四岁时出城拾柴时为张飞所虏，娶为夫人——因而论起来刘禅皇后张氏还是夏侯霸的外甥女。有了这一层关系，刘禅对夏侯霸很是器重，礼遇有加，封为车骑将军，甚至还指着自己的儿子对夏侯霸说：“此夏侯氏之甥也。”

但降敌有亏大义，蜀人看不起降将，即便夏侯霸出身尊贵，且投降有因，但仍然改变不了他被轻视的命运。夏侯霸想与慷慨壮烈、美名在外的蜀汉荡寇将军张嶷交朋友，专程登门拜访，诚恳地道：“虽与足下疏阔，然托心如旧，宜明此意。”张嶷却回答道：“仆未知子，子未知我，大道在彼，何云托心乎！愿三年之后徐陈斯言。”给夏侯霸碰了一鼻子灰。

夏侯霸投降蜀汉后，因其父夏侯渊是魏国宿将，母亲亦是曹操原配正室丁夫人之妹。夏侯霸留在魏国的儿子受到特赦，未被追究父亲投敌之罪，但被迁徙到偏远的乐浪郡<a id="ch48-back" href="#ch48">^[48]</a>。其余亲朋好友怕受到牵连，大都与其家人断绝了来往，只有夏侯霸女婿羊祜不避嫌疑，亲近恩礼，愈于常日。

羊祜字叔子，青州泰山<a id="ch49-back" href="#ch49">^[49]</a>人，出身名门士族之家。自羊祜起上溯九世，羊氏各代均有人出仕二千石以上官职，以清廉有德著称。父亲羊衜曾任上党太守，母亲蔡氏是东汉大儒蔡邕侄女、才女蔡琰堂妹<a id="ch50-back" href="#ch50">^[50]</a>。羊祜成人后身材高大，须眉秀美，仪度潇洒，尤以博学多才、善于写文、长于论辩而有盛名于世，有人誉其为“此今日之颜子”。颜子指颜回。孔子弟子中，颜回最称高足，品德与学业均翘居群首，为孔子最得意弟子，列为七十二贤之首。

羊祜自己娶了夏侯霸之女，姊姊羊徽瑜则是司马懿长子司马师第三任夫人，与双方都有姻亲关系。曹爽与司马懿争权时，羊祜一度成为争夺目标，处于两难的夹缝中，他最终采取了回避的态度。

后来曹爽排挤司马懿为太傅闲职，自己与兄弟掌握了禁军、中枢要职，又再次征辟羊祜，同时被征的还有太原才子王沈。王沈劝羊祜一同应命就职。羊祜虽然年轻，却已经看出曹爽终不是司马懿的对手，于是说：“委质事人，复何容易。”王沈便独自应召。高平陵事变后，曹爽被杀，王沈失去靠山，也被免职，这才对羊祜的先见之明佩服得五体投地。

王沈经此磨难后，最终投向司马氏的怀抱，后来更是出卖魏帝曹髦，成为司马懿次子司马昭发动另一场政变的关键人物，这一节到后面再详述。

尽管人品不佳，王沈却以才望显名当世。曾受司马氏之命与阮籍、荀、韦诞，应璩、孙傅玄等人共同撰写《魏书》，最后王沈独就其业，修成《魏书》四十四卷，记三国时曹魏史事，是日后陈寿所撰的《三国志·魏书》及裴松之《三国志·魏书注》之成书的重要参考资料。

正因为羊祜在曹爽势力最盛时没有公然站在其一方，即使后来他岳父夏侯霸投降了蜀国，司马氏也没有追究。羊祜后来也出仕司马氏，成长为一代名将，为平定东吴、统一天下立下大功。“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曾因犯了军法，差点儿被羊祜处死。王戎因此恨羊祜入骨，执政后不断与堂弟王衍在朝中诋毁羊祜，时人称“二王当国，羊公无德”，这是后话。

夏侯霸降蜀时，诸葛亮已死，蜀汉军事完全由大将军姜维主持。姜维得知魏国发生高平陵事变后，问夏侯霸说：“司马懿既主魏政，是否会攻蜀、吴？”夏侯霸回答了一句著名的话：“彼方营立家门，未遑外事。”意思是说，司马懿正在经营整理内部事务，顾不上对外征伐。顿了顿，又接着说：“有钟士季者，其人虽少，若管朝政，吴、蜀之忧也。”意思是说，魏国有一个名叫钟士季的人，年纪虽轻，如果将来主理朝政，必是吴、蜀两国的忧患。这个被夏侯霸断言将成为吴、蜀之忧的钟士季，便是钟会。这个后来因直接害死嵇康而被称为“小人”的人，其实也是个相当富有传奇色彩的风流名士。

钟会字士季，出身于名门望族，祖先数世均以德行著称，多出名士。其曾祖父钟迪在东汉被列为党人，终身没有做官。其父钟繇本是皇帝身边侍从官，后投靠曹操，因“功高德茂”深得曹操、曹丕、曹叡三世信任，曹丕甚至称他为一代伟人，认为“后世殆难继矣”。钟繇在书法上也成就斐然，师承大才女蔡琰，为书法名家蔡邕的第二代传人。传说他曾在书家韦诞住所见到蔡邕真迹，苦求不得，竟然情急失态，捶胸顿足，以拳自击胸口，大闹了三日，终于呕血昏死。还是曹操拿出五灵丹塞到他嘴里，才将他从阎王爷那里及时拉了回来。但钟繇一直没有死心，等韦诞死后，料到韦诞必以心爱之物陪葬，派人挖开韦诞坟墓，果然发现蔡邕手迹，因此而领悟到“多力丰筋者圣，无力无筋者病”，得蔡邕笔法的精髓。他在书法史上首定楷书，对汉字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被公认为中国书史之祖。

钟会生母张昌蒲也是著名才女，四岁读《孝经》，七岁读《论语》，十岁读《尚书》，十二岁读《左传》，十三岁读《礼记》，十五岁入太学旁听生。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她竟然在风华正茂的年纪嫁给了比自己年长许多的钟繇为妾。钟繇老年得娶佳人，自然对张昌蒲宠爱有加，由此引来钟繇正妻孙氏的强烈嫉妒。不久后，张昌蒲怀孕，钟繇当时已经年逾古稀，竟然还有后嗣，不由得欣喜若狂。孙氏更加愤恨，暗中指使人在张昌蒲食物中下毒。张昌蒲吃下感觉味道不对，当场吐了出来，所幸中毒不深，只晕眩了几天。钟繇得知真相后勃然大怒，将孙氏休掉。孙氏与魏文帝曹丕之母卞太后很有交情，卞太后出面干涉，命曹丕下诏强命钟繇与孙氏复婚。钟繇倒是颇有骨气，“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宁愿自杀，也不愿意再让孙氏进门。曹丕和卞太后怕闹出人命，弄出个一拍两散的结局，只好作罢。钟家这一妻妾争宠的丑事轰动朝野，尽人皆知，钟繇也为舆论所累，无法立张昌蒲为正妻，只好将另一妾贾氏扶正，但对张昌蒲宠爱依旧。张昌蒲所生下的男孩，就是后来成“一时之秀”的钟会。

钟会名义上虽是庶出，不如兄长嫡长子钟毓有地位，但钟繇老来得子，对他格外钟爱。钟会在众人瞩目中出生、成长，也刻意要与兄长一争长短。这兄弟二人少年即有美名，也表现出了完全不同的性格。钟府酿有五石散所配的药酒，钟氏兄弟决定晚上一起去偷喝。钟繇有所觉察，却假装熟睡，暗中观察兄弟二人。只见钟毓先拜了一拜，这才开始饮酒，钟会则上来就喝。钟繇后来问钟毓为何如此，钟毓回答说：“酒以成礼，不敢不拜。”意思是说，喝酒要遵守礼节，不能不拜。钟繇又问钟会为何不拜，钟会回答说：“偷本非礼，所以不拜。”意为偷喝酒本来就是见不得人的事，还有什么拜的必要。见识显然要比哥哥要高明一筹。

太尉蒋济有知人之鉴，号称“观人眸子，足以知人”，但凡只要看到人的眼睛，就知道对方会是什么样的人。他看到钟会后非常吃惊，连连惊呼道：“非常人也！非常人也！”钟会时年五岁，从此身价倍增，少年得志。

后来钟繇领儿子去拜见曹丕，钟氏兄弟来到皇帝面前时，曹丕发现钟毓脸上有汗，便问为什么。钟毓回答说：“战战惶惶，汗出如浆。”曹丕又问钟会为什么不出汗，钟会有意学着哥哥的口气回答说：“战战慄慄，汗不敢出。”一个年仅七岁的孩子，却如此机敏聪慧，顿时赢得了满堂喝彩。

钟繇生前，视为最珍惜的宝贝之物无非是自己毕生的书法心得，他也将这些心血全部传给了幼子钟会。钟会的行书、草书都很漂亮，尤工隶书，笔法飘逸，气势酣畅，如有凌云之志。

正因为钟会敏惠夙成，少有异才，上至皇帝、下至群臣都对他非常赏识。在光环围绕下成长的他，养成了极度自我的性格和野心，成为中国历史上品质最恶劣的那类文人——凡是得罪过他或他看不顺眼的人，他均要想方设法地予以谋害、铲除。有人说见钟会时“如观武库森森，但见矛戟在前”，绝非过甚之词，不少名人英才均死在这个名门贵公子手里，其中名气最大的便是嵇康。这一节，到后面再详细叙述。

高平陵事变发生时，钟会二十五岁，正在尚书台任尚书郎，在皇帝左右处理政务。他兄长钟毓则因之前反对曹爽伐蜀增兵，被迁出朝任魏郡太守。高平陵事变后，钟会转为中书侍郎，钟毓则入朝担任御史中丞、御中廷尉。两兄弟年纪轻轻，均已经步入了中枢重臣的行列，尤其钟会名列正始名士之中，在思想上一直是何晏玄学的忠实追随者，却未受到任何牵连，可见兄弟二人即使在高平陵事变之前没有站在司马懿一方，也在事变后快速充当了墙头草的角色，毫不迟疑地投向了司马氏的怀抱。曹爽风头最劲时，钟会母亲张昌蒲已经有断言说：“乐则乐矣，然难久也。”认为曹爽的快乐很快就会走到尽头。这看法，多半也代表了钟氏兄弟的态度。甚至在后来司马氏铲除夏侯玄势力，大肆屠杀名士，钟氏兄弟也不遗余力地从旁协助，以表忠心。

自从名士的称谓由“不仕者”演变成为统治阶级中独特文化群体开始，名士的人生就开始与政治共沉浮了，无论仕与不仕，都避不开政治的挟持——无论是何晏、恒范、夏侯玄，还是羊祜、王沈、钟会，均是如此，他们必须在权势斗争的风向中做出自己的选择。同样，“竹林七贤”也无法退让，这是他们难以逃避的宿命，也是时代不可阻挡的潮流。

高平陵事变时，天下依旧三分，其中以魏国实力最强，蜀汉、东吴均难以与其匹敌争锋。而高平陵事变本极有可能引起魏国的内耗，若是曹爽依从桓范之计，奋起反抗，无论鹿死谁手，势必令魏国国力大衰。此消彼长，蜀汉、东吴很可能趁机扩张，令三国分裂的局面加剧。曹爽放弃抵抗，军政大权平稳过渡到司马氏手中，魏国实力得以保存，为日后司马氏的一统天下奠定了基础。

高平陵事变的影响力还不仅仅在政局，这一重大事变也成为“竹林七贤”群体分崩离析的起点。正始年间，这一著名的名士群体聚集在一起，遗世独立于竹林中，肆意酣畅，纵酒清谈，尚有许多共同的志趣与话题。然一场政治大风暴彻底打破了竹林的宁静，时局陡然笼罩上浓重的血雨腥风。伴随着“竹林七贤”日益卓越的名望，巨大的政治阴影也开始投射到他们身上。在强大的政治诱迫下，“竹林七贤”的分歧和分裂开始表面化、尖锐化，悠闲惬意的“竹林之游”结束了。到了这个时刻，七贤分道扬镳、各奔前程已经是在所难免。

从一开始聚首，“竹林七贤”便是以一个松散的群体存在，他们有共同的志趣——琴、酒、诗、山水、玄学，但他们的志向和思想却并不统一，在政治和哲学上存在着分歧，当政治的压迫和功名的诱惑来临的时候，分歧很快呈现了。

高平陵事变发生后，正始名士多遭杀戮，整个士林为之震惊。此时，七贤之首嵇康依旧在朝中挂着官职，但随着曹魏政权失败，他以曹魏女婿的身份，再也难以置身事外。其他“竹林六贤”出于各自的立场和利益，也难以继续保持中庸的姿态，七人劳燕分飞、各奔前程已是在所难免。“竹林之游”才刚刚开始，便已经结束，而更彻底的分裂还在后面。

阮籍父亲阮瑀曾在曹操手下为官，又与曹丕私交甚好，按照东汉以来士大夫入仕的道德标准，阮瑀是曹氏的门生故吏，在政治上属于曹魏集团。阮瑀身故后，曹丕念及旧情，亦对身为故友之子的阮籍多方照顾，关爱有加。兼之阮籍妻子是刘桢之女，刘桢与阮籍生父阮瑀同列“建安七子”中。当年刘桢因爱慕曹丕妻子甄宓美色，触怒曹操，本该以“大不敬”罪名被处死，全靠曹丕倾力营救，才得以保全性命。因而即使阮籍无心仕途，按道义而言，他应该站在曹魏一方，至少要做个姿态，如荀勖、辛敞等人一般。但出人意料的是，高平陵事变发生后不到一个月，一向千方百计逃避当官的阮籍出任司马懿的从事中郎，负责起草重要文书，成为七贤中最先走出竹林的名士。其投靠速度之快，连与司马懿有亲戚关系的山涛也比不上。

这当然并非阮籍热衷名利，自从多年前曹丕逼迫汉献帝“禅让”起，他就已经下定了绝仕之心。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是七贤中唯一有过被迫出仕体验的人，那种无路可逃的绝望、无可奈何的哀凉，至今还萦绕在他心田。“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大概正因为知道最终的结局总是一样，所以不如自己主动献身，这是阮籍看透世事的识度，是他所做出的艰难选择。

但阮籍始终是以不情愿的姿态出现在官场，又时时痛恨自己不能像嵇康那样豪放刚直，由此成为七贤中最痛苦、最沉郁的人，饱受情感折磨。他一系列的咏史兴怀诗正是在这样的处境和心情下所作，“反复零乱，兴寄无端，和愉哀怨，杂集于中”，充满了那种不为人所知，又不能对人倾诉的格调，被人称为“黄初之后，惟阮籍咏怀之作，极为高古，有建安风骨”，甚至有人认为他的咏怀诗是中国诗歌史上格调最高的作品。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长夜难寐，起床独自弹琴；薄帷飘飘，映照着明月的清影；习习清风，吹动人的衣襟；耳中隐隐传来声音，似乎是野外的孤鸿在悲号、树林的翔鸟在飞鸣；弹琴依旧无法消愁，释琴徘徊于宁静的月色中；一身落寞，只能仰天长叹，暗自忧思伤怀。清凉的月色与诗人的愁绪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表现了他难以抑制的不安。也正是这一系列诗歌，使得阮籍赢得了时人及后世的极大同情，没有像山涛、王戎那样饱受非议。

紧步阮籍后尘的是山涛。他本就追慕权势，当司马氏击败曹魏掌握大权后，他经过一番观望，决意投靠司马氏。可是当他拜见司马师时，却受到了嘲笑。司马师对这位与自己母亲沾亲带故的同辈兄弟一点都不给面子，很不客气地奚落说：“吕望（即姜子牙）欲仕邪？”不过看在死去的母亲份上，司马师还是命司隶举秀才，除郎中。

山涛再次步入仕途后，充分表现出左右逢源、工于心计的一面。当时鬲令袁毅为求前途，奔走贿赂大臣，山涛也收到丝百斤。因为官吏均接受了贿赂，山涛也不想突出，收下了丝，却将丝封藏到库中。日后袁毅事败，受贿官员都受到牵连，唯独山涛将丝取出，积年尘土，封印如初，根本就没有打开过，他因此免于问罪。又有钟会与裴秀争权，互不相让，山涛却能与二人均保持了亲密的关系。这种圆滑的性格，使得山涛上下讨好，加上办事稳妥精明，最终成为司马氏的亲信，平步青云。再次步入仕途后的山涛，全部精力和心血都用在了官场上，自然再难以重新回到昔日“竹林之游”的心境。从道义上来说，他和阮籍一样，已经背叛了“竹林七贤”这一名士集团。

王戎出身世家大族，门第显赫，成年后自然入仕，继承了父亲的爵位，从此也跟山涛一样，官运亨通。

到此为止，阮籍、山涛、王戎均主动投靠了司马氏，虽然嵇康、向秀、刘伶、阮咸犹在竹林，但“竹林七贤”已经名存实亡。从此，那七个神仙般的人物携手同游竹林的情形，便只能永存于世人的想象中。“竹林七贤”与“竹林之游”的称谓，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魏晋南北朝名士效法的典型。

司马氏针对曹爽一党的杀戮进行之时，嵇康依旧滞留在京师洛阳附近，他的女儿刚刚出生不久，还不满周岁。天伦之乐与初为人父的喜悦并没有冲淡政局所带来的忧思，即使对时事再无动于衷，何晏、桓范等人的无情被杀还是震撼了他。

尤其是何晏之死，令嵇康无比动容。说起来，何晏既是嵇康姻亲上的长辈，也是玄学上的前辈。起初嵇康从山阳来到洛阳，最主要的原因便是仰慕何晏所主持的正始清谈。来到洛阳后，他也曾经有过与何晏同游竹林的日子，他一度以为何晏是真正大隐隐于朝的人，就连权势也掩盖不了他名士的风范。然而，这样的人终究还是为权势的旋涡的所湮没。何晏的死，使得嵇康对政治的态度发生了复杂的变化——他曾经向往无为而治的社会，推崇三皇五帝之道，然而现实却给了他重重一击，将他由不着边际的玄思重新拉回了眼前。当政治的阴影笼罩了竹林，玄学便不再是毫无内容的空谈。尽管他依旧与好友吕安、向秀一道悠游山水，“极游浪之势”，但其实已经不再冷漠，而是开始关注时事、窥测风云。毕竟，他无法真正置身事外，他有着自己的立场。

何晏死后，嵇康也一度感同身受，体会到了“忧祸一旦并”的恐惧。与几年前初结识何晏时相比，他的性格已经起了微妙的变化，由之前的“爱恶不争于怀，喜怒不寄于颜”变得“轻肆直言，遇事便发”。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受何晏影响服食丹药，即他在《游仙诗》中所写的“服食改姿容”；另一方面则是遽变的局势将他从优游容与的玄思妙想中拉回了现实世界。

到此时为止，嵇康已经从叔丈何晏的结局看到了自己的危机，他甚至已经能听到更大的风暴即将降临前的隐隐惊雷。令他震撼的事件接踵而来，他的竹林挚友阮籍、山涛、王戎先后选择了出仕，无论是心甘情愿，还是迫不得已，已经是态度鲜明地站在了司马氏一方。此时的嵇康，深切感受到了“何意世多艰”的险峻：

《五言赠秀才诗》

双鸾匿景曜，戢翼太山崖。抗首漱朝露，晞阳振羽仪。长鸣戏云中，时下息兰池。自谓绝尘埃，终始永不亏。何意世多艰，虞人来我维。云网塞四区，高罗正参差。奋迅势不便，六翮无所施。隐姿就长缨，卒为时所羁。单雄翩独逝，哀吟伤生离。徘徊恋俦侣，慷慨高山陂。鸟尽良弓藏，谋极身必危。吉凶虽在己，世路多崄巇。安得反初服，抱玉宝六奇。逍遥游太清，携手长相随。

两只鸾鸟在太山过着逍遥自得的生活，自以为与世无争，便不会有什么灾害。不料虞人张下罗网，逼迫雄雌鸾鸟分离。这首《五言赠秀才诗》是一首赠别诗，是嵇康为兄长嵇喜而作。作为“竹林七贤”中最显赫的人物，嵇康也受到了司马氏的招抚和罗织。他的兄长嵇喜也应司马氏招揽，准备入朝任职。罗网张开了，兄弟被迫分离，嵇康自己也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选择，必须表明立场。他再一次表现出了“刚肠疾恶”的刚强性格与凛然风骨，不肯屈服，依旧坚守在自己的竹林中。

这一抉择，在许多人的意料之中，也在许多人的意料之外。

阮籍选择出仕后是痛苦的心情，他的痛苦在于无法无愧地直视自己的良心；嵇康做出选择后是痛快的心情，他的痛快在于勇于面对自我价值的需求。阮籍有一双洞彻世事的眼睛，却没有一颗勇敢的心灵，而嵇康之所以能以不朽的英姿傲然于青史，正是他那敢于抗争和坚持的勇气，即使在风雨如晦中、戾气弥漫时，他内心依旧强烈地执着于自己的人生信念，始终以一种高洁雅致的梦想支撑自己。

由于距离政治中心较远，祸端暂时未能很快延及与何晏同样为曹魏驸马的嵇康身上。但他自己也从竹林走入了现实，坚决不肯与司马氏同流合污，投身到批判司马昭岳父王肃的太学辩难活动当中，成为当时士人反抗司马氏的一面旗帜。于是，他所做出的选择，将导致他与叔丈何晏不但有相似的情感体验，还将有一样的悲凉结局。

正始十年（249年）四月初八，魏少帝曹芳改年号“正始”为“嘉平”，因而这一年也称为嘉平元年。此时，距离高平陵事变已经有两月之久。

“嘉”的字义同“懿”，均是美好的意思，古人常常用“嘉言懿行”来形容有益的言论和高尚的行为。“平”字则是安定的意思。嘉平，一个美好而安定的时代，听起来非常动人，事实果真如此吗？

嘉平元年，最志得意满的风光人物当然是司马懿父子。司马懿此时已经是七十一岁高龄，年老体衰，且真的患上了重病——非之前的一再装病——因无法上朝，天子曹芳每遇大事，都要亲自到司马府中去征询意见。孱弱的曹芳甘愿成为司马氏的傀儡，引来曹氏宗室的极大不满。曹爽虽然失败，但曹氏皇族仍有不少在朝，尤其是皇亲国戚中犹有不少干才，为了扭转局面，重新夺回朝政大权，他们开始了武力反抗司马氏的脚步。

最先发难的是太尉王凌。王凌出身山西名门望族，为东汉末年谋诛董卓的司徒王允之侄，建安年间得到曹操赏识，当上了他的丞相掾属。后来长期负责对东吴的军事，掌握兵权。高平陵事变后，王凌感念当年曹操的知遇之恩，痛恨魏少帝曹芳沦为司马氏的木偶，决意起兵讨伐司马懿。王凌外甥兖州刺史令狐愚也手握重兵，参与了舅父的计划。

当时魏国东部有谣言流传说：“白马素羁西南驰，其谁乘者硃虎骑。”曹操之子楚王曹彪曾封白马王，又字硃虎，王凌和令狐愚认为天命将应在曹彪身上，决意事成后立曹彪为帝。令狐愚派人告知曹彪道：“天下事不可知，愿王自爱。”曹彪亦有窥测大宝之心，对此心领神会。

人算不如天算的是，起兵计划还未能付诸行动，令狐愚突然病死。王凌失去了最可靠的强援，不得不暂缓行动。调兵遣将这样的事难以掩人耳目，而曹彪这样的宗室也被司马氏严密监视着。大概司马懿多少听到了一些风声，令狐愚死后一个月，王凌被升为太尉，且有假节钺之权。

司马懿的刻意拉拢并没有笼络住王凌的心，到了嘉平三年（251年）四月，王凌借口东吴在涂塘<a id="ch51-back" href="#ch51">^[51]</a>有军事行动，加紧整顿各路军队，打算正式起兵，并派将军扬弘将计划通知了新一任的兖州刺史黄华，请他从旁协助。不料所托非人，扬弘和黄华联名告发了王凌，司马懿不顾年老体病，亲自率大军前去镇压。

大军未到达前，老奸巨猾的司马懿又玩起了高平陵事变时玩过的老花招，派王凌之子王广送信给王凌，表示只要他投降，就赦免他的死罪。王凌接信后犹豫不已，迟疑间，司马懿大军已经赶到。

此时，王凌已经是八十岁高龄，既已经失去了先机，便幻想能投降保命，于是决定放弃抵抗，独自乘船迎接司马懿，并送上印绶、节钺。司马懿派人将王凌押送回洛阳。

半路上，王凌担心自己的命运，有意向司马懿索要棺材上的钉子，想试探一下。司马懿立即如他所愿，派人送来了钉子。王凌知道自己必定被杀，于是绝望地服毒而死，死前还愤怒地痛斥司马懿的背信弃义，说：“卿负我！”司马懿竟然义正词严地回答说：“我宁负卿，不负国家。”这“国家”，当然是他司马氏的国家了。

这场“胎死腹中”的王凌兵变导致了另一场大屠杀：凡相关之人均被诛灭三族，就连帮助司马懿劝说父亲投降的王凌之子王广也不例外；死去的王凌和令狐愚也被开棺暴尸三日，然后裸埋于土中<a id="ch52-back" href="#ch52">^[52]</a>；楚王曹彪被杀；其余所有的曹魏宗王全部被拘捕，迁居于邺城<a id="ch53-back" href="#ch53">^[53]</a>内，不得自由进出，不得相互往来，已形若囚徒。

昔日相士朱建平为楚王曹彪算命，告道：“您居于自己的封国，到五十七岁时当遭兵灾，要好好提防此事。”曹彪被杀之时，刚好五十七岁。

虽然王凌之变解决相当圆满，但经此折腾的司马懿也到了油尽灯枯的时候，一回到洛阳便彻底病倒了，梦中每每梦见王凌披头散发地作怪，可见他内心深处对谎言欺骗王凌一事难以自安。当年八月，司马懿病死，时年七十三岁，仅比王凌晚死了两个月。

司马懿死后安葬在洛阳城东的首阳山。首阳山因“日出之初，光必先及”而得名，风光秀美旖旎。

即便是到了最后一口气，司马懿仍不忘为巩固权力而费心竭力，临终前交代后世子孙不得祭陵扫墓。之前，曹丕临终前也曾经规定子孙不准谒陵扫墓，大将军曹爽陪同少帝曹芳前去高平陵实际上是违背了祖训，而司马懿刚好是利用这一机会发动了高平陵事变，窃取了曹魏大权。大概有鉴于此，司马懿遗言一再严申后世子孙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谒陵，而且陵墓不起坟、不植树，后去世的眷属也不得合葬<a id="ch54-back" href="#ch54">^[54]</a>。

司马懿死后，其长子司马师任抚军大将军，录尚书事，掌管了军政大权。司马氏权势日益巩固，大将军府成了真正的政治中心，而曹魏朝廷形同虚设，与当初曹操丞相府和汉献帝朝廷的政治格局一模一样。这是何等辛辣的讽刺。

反对司马氏的政变活动并没有就此停止。嘉平六年（254年），中书令李丰与光禄大夫张缉密谋以夏侯玄代替司马师为大将军。

李丰字安国，出身世家大族，少年时就有清名，史称“海内翕然称之”。甚至他父亲卫尉李义也觉得儿子实在太出名了，下令他闭门谢客，不得与人往来。李丰善于品鉴人物，后成为一代名士。魏明帝曹叡曾经问东吴投降过来的人：“江东闻中国名士为谁？”降人回答说：“闻有李安国者也。”由此可见李丰名气之大，甚至连东吴也视其为中国名士。

正始年间，李丰为尚书仆射，积极参加了何宴、夏侯玄主持的正始清谈。时人评议李丰、夏侯玄风度道：“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怀，李安国颓唐如玉山之将崩。”

李丰之子李韬娶魏明帝曹叡之女，爱女李婉则嫁给了司马氏心腹贾充。因与曹魏及司马一方皆有姻亲关系，且李丰本人与夏侯玄和司马师均交情很深，在曹爽、司马懿双方争权夺利时，李丰保持了中立的政治态度。时人有议论说：“曹爽之势热如汤，太傅父子冷如浆，李丰兄弟如游光。”说的就是李丰两面都不得罪，因而高平陵事变后也未受到任何牵连，继续留任原职。

等到司马懿病死，司马师执政，立即对昔日好友李丰加以信用，任命他为中书令，视作心腹，命他暗中监视魏帝曹芳。但李丰深受儒家熏陶，忠君的思想很深，尤其他相当欣赏正始名士夏侯玄。高平陵事变发生时，与曹爽亲厚的夏侯玄因在外带兵，逃过一劫，但后来被司马懿召回洛阳软禁。李丰对夏侯玄的欣赏，已经到了狂热崇拜的地步，为了能改变夏侯玄的囚徒命运，他甚至不惜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孤注一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