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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早上七点钟的时候，贾斯珀·帕尔默-斯密斯打电话来要我过去。事情很紧急。他没有解释，不过他从来都是很少解释的。我说午餐后马上到。这种召唤越来越具有强制性，也越来越频繁。他过去要求我大约每季度去一次；现在大约每个月一次。他教我历史，是一个很棒的老师，至少在聪明的学生眼里是这样。上大学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承认过喜欢他，不过也不无包容地随意说过，“贾斯珀没那么糟糕。我和他相处得还可以”。我跟他相处得确实还可以，原因就算不值得推崇也算可以理解：我是我们那一届里他最喜欢的学生。他一直都有最喜欢的学生。这种关系几乎完全是学术性的。他既不是同性恋也不太喜欢年轻人。事实上，他超出常人地不喜欢孩子，在他偶尔屈尊接受个人晚宴邀请的时候，主人们常常将孩子们安排到他看不见，听不着的地方。不过他每年都会挑选一名本科生（无一例外是男生）进行审核，给予赞助。我们猜想他要求的标准是智力第一，长相第二，机灵第三。他选择的时候很费时间，可是一旦做出决定，就不会更改。对受宠的学生来说，这是一种不用焦虑的关系，因为一旦经过审核，就不会出什么岔子。而且，成为他受宠的学生也不会招致同学的憎恨或嫉妒，因为贾帕斯很不受欢迎，没有人愿意追随他。大家也很公正地承认他宠爱的学生不能左右他的选择。当然，他要求被选中的学生获得第一等学位，而所有他最喜欢的学生都做到了这点。在被选中的时候，我很自信甚至自负，没有把这看成是有偶然性的事情，而是想着未来两年里自己不会再有顾虑了。不过我确实为了他而努力学习，想取悦他，以证明他的选择是正确的。在众多人中被选中通常让人的自尊心很满足；会让人觉得有必要给以回报。大量的出人意料的婚姻很能说明这种现象。或许他与新学院大他五岁的数学老师的婚姻就属于这种情况。他们在一起时，表面上看相处得很好。不过通常情况下，女人们非常不喜欢他。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正是性骚扰指控事件猛增的时候，他发起了一场运动（以流产告终）：在个别辅导女生的时候，要求必须有女伴在场，这样做的理由是避免他和男性同事受到不公正指控的危险。他对待女性考虑周到，讲究礼节，谨小慎微到带有侮辱性，没有谁比他更善于毁掉一个女人的自信。
他就是大众心目中牛津老师的漫画形象：额头高高的，发迹线退得很高，修长的鼻子微微勾着，嘴巴紧紧地闭着。他走路的时候下巴往前伸，肩膀耸起，褪了色的长袍翻动着，像是迎着强风在走。不难把他想象成《名利场》中的人物：领口高高的，尖尖的整洁的手指握着他自己的一本书。
他偶尔会向我吐露心声，似乎把我当作他的继承者。当然，这种看法是无稽之谈——他给予我很多，但是有些东西不在给予之列。作为他当前宠爱的，与总督不无关系的学生，让我不由得想他选学生或许不是为了应对诸如年龄、时间、不可避免的头脑迟钝以及对不朽的幻想等问题。
他过去常常提起自己对末日的看法，是一种鼓舞人心的安慰之辞，和他想法相同的同事有很多，尤其是那些储存有好酒或能出入大学酒窖的人。
“末日之年并不特别让我担心。我这样想并不是说在最初知道希尔达不能生育时不难过；我想的是基因表现出返祖的必然性。总的来说，我很高兴，人不能为永远没有希望得到的儿孙们而难过。地球注定是要灭亡的。最终太阳会爆炸或者变冷，只需微微一抖，这个宇宙中无足轻重的微粒就会烟消云散。如果人类注定要灭亡，那么普遍的不育就和其他的方式一样是毫无痛苦的。别忘了，还有个人补偿。在过去的60年里，我们对着社会上最无知、最愚蠢、最自私的一代人溜须拍马，曲意逢迎。现在，在我们生命中剩下的这些时日中，我们将不用再忍受这些年轻人的粗野，再也不会听到他们的吵闹声、重击声和计算机制作出来的、翻来倒去的所谓音乐声，再也不用忍受他们的暴力和伪装成理想主义的自我中心主义。我的上帝，我们甚至终于可以省去圣诞节，那简直就是一年一度让父母愧疚、让小青年贪婪的狂欢节。我坚持认为我的生活将会很舒服，而且当生活再也不能舒服的时候，我将就着一瓶红葡萄酒吞下我了此一生的药片。”
贾帕斯的这种舒舒服服颐养天年的计划在那个时候是很多人都有的。当时罕还没有掌权，人们正害怕社会秩序会完全崩溃。从城市里——对他来说，就是从克拉伦登广场——搬到小小的乡村房子或农舍里，有绿树环绕，有园子种粮食，附近有小溪，水加热后就可以喝，有可用的壁炉和备用的木柴，有足以维持好几年的、精心挑选的罐装食品，有放着药和注射器的药柜，最重要的是要有结实的门和锁，以防止不太谨慎的人有一天会觊觎他们的劳作成果。可是这几年，贾斯珀有点入魔了。木制仓库已经换成了砖建的，还安上了带遥控器的金属门。园子周围高墙壁立，地窖门也上了锁。
通常我过去的时候铁大门是为我开着的，我可以推门进去，然后把车停在短短的车道上。今天下午大门紧闭，于是我按响了门铃。贾斯珀过来给我开门。让我不由得大吃一惊的是，才一个月，他变化竟然那么大。他身体依然挺直，脚步依然坚定，可当他走近的时候，我看见他脸上的皮肤紧紧地贴在骨骼上，肤色更加灰白，深陷的眼睛里焦虑更重，几乎到了不可遏制的程度。这是我以前没有见过的。人变老不可避免，但过程不是连续的。有好多年属于平稳期，朋友和熟人的脸似乎没有什么变化。然后时间加速，一周之内人就变了样。在我看来，贾斯珀在短短六个多星期里似乎老了十岁。
我跟随他走进宽敞的客厅。客厅位于房子后部，透过落地窗，外面的阳台和花园一览无余。这里和他的书房一样，四壁全是书架。和以往一样，客厅很整洁，家具、书籍以及装饰物都井然有序。可是平生第一次，我还是注意到了一些疏忽的迹象：窗户上有污迹，地毯上有面包屑，壁炉架上落着薄薄的一层灰。壁炉里放着一个电取暖炉，可是房间里很冷。贾斯珀递给我一杯酒。正值下午三点钟左右，不是我最喜欢喝酒的时候，但是我还是接了过来。我看见边桌上放的酒瓶比我上次来要多很多。贾斯珀是我所认识的为数不多的无论什么时候什么事都要喝点酒的人。
希尔达坐在电暖炉旁，开襟衫耷拉在肩膀上。她盯着前方，没有招呼我，甚至连看都没有看一眼。我跟她打招呼，她也只是微微点点头，没有其他表示。她的变化比贾斯珀还大。多年来，她在我眼里一直都是一个样子：身体瘦削挺直，中间有三个对褶的花呢裙子裁剪考究，高领的衬衫是丝绸的，外面是一件羊绒开襟衫，浓密的灰白头发纹丝不乱，梳成一个精致的大大的圆发髻。现在，她的开襟衫的前片从肩膀上耷拉下来，上面还有残留的饭粒；贴身衬衣松垮地垂着，很邋遢的样子；下面的鞋子也不干净；头发一缕一缕地散着；脸板着，满脸的不欢喜。因为和先前来时太过不同，我心里不由得想她到底是怎么了。她不可能是得了老年痴呆症，因为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种病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得到了控制。不过还有其他类型的老年病，即便我们的科学在年老问题上费尽神思也无能为力。或许她只是老了、累了，只是受够了自己的死亡。我觉得人老了退隐到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里是有好处的，不过如果觉得这个世界是地狱的话就另当别论了。
我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被叫过来，不过我也没有直接问。还是贾斯珀先开腔：“我想和你商量点事。我正考虑搬回牛津。最近总督的一次电视讲话让我下了决心。看得出来，最终所有人都要搬进城里，这样可以集中提供设施和服务。总督说想待在边远地区的人也可以留下，但是他不能保证供应电和开车用的汽油。我们这里已经被孤立了。”
我问：“希尔达怎么看？”
贾斯珀甚至都没有费劲去看她一眼。“希尔达根本不会反对。照顾家的人是我。如果我都能接受的话，我们就应该搬家。我曾想过这样对我们两个都有好处——我说的是你和我——如果我搬到圣约翰街和你一起住的话。你真的不需要那么大的房子。顶层空间很大，可以隔离成一个独立的住处。当然，这种改装的钱由我来付。”
这个主意吓住了我。我很希望当时自己掩饰住了不情不愿的情绪。我有一会儿没有说话，装作在考虑这个主意，然后说：“我觉得房子并不适合你。你会怀念花园。再说，上下楼梯对希尔达来说是个困难。”
一阵沉默。过了一会儿贾斯珀说：“我想着你听说过‘寂灭’，也就是老年人大批的自杀，对吧？”
“只是在报纸上或者是在电视上看到过一点。”
我想起一幅画面，现在想起来应该是电视上唯一播放的一次：全身白色衣服的老人们被用轮椅或被人搀扶着送到低低的驳船一样的轮船上，高亢悠扬的歌声响起，船慢慢地驶离，没入薄暮中。画面拍摄得很巧妙，整个场景很祥和、很诱人。
我说：“我对结群死亡不感兴趣。自杀和性一样都是很私密的事情。如果人想自杀，随手都是办法。所以，为什么不在自家床上舒舒服服地死呢？我宁愿用匕首了结自己。”
贾斯珀说：“哦，我说不清楚。有人就喜欢大张旗鼓地搞这种仪式。世界各地到处都是，方式不同而已。我猜想人多、仪式隆重是一种安慰。这些老人的后人可以因此从政府那里拿津贴。数量可不小，对吧？是的，我觉得很有吸引力。希尔达有一天说起了这个。”
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我能想象出我所认识的希尔达会怎么看这种牺牲与情感的公开展示。她曾经辉煌过，是一位令人敬畏的学者。人们都说她比她丈夫更聪明，维护起丈夫来口齿伶俐，很有杀伤力。结婚后她唯爱是从，上课次数变少，发表的作品也减少，才能减退，性情大变。
在走之前，我说：“你也许可以寻求额外的帮助。为什么不申请要两个旅居者呢？你肯定够资格。”
他否定了这种想法：“我不想家里有陌生人，尤其是旅居者。我不相信他们。要他们来无异于给自家找难受。这些人大多数都不知道一天要干些什么。让他们干些有人监督的活，如修路、清理下水道、收垃圾，是可以的。”
我说：“家政人员都是经过仔细挑选的。”
“或许是吧，可我就是不想用他们。”
我设法没做任何承诺就成功脱身。在开车回牛津的路上我还在想着如何阻挠贾斯珀的计划。他一直都是我行我素的人。30年来我接受过特别辅导，享受过丰盛的晚餐，白得过电影票和歌剧票，从他身上获益很多。账单姗姗来迟，但现在已经放到面前。和人共住圣约翰街，独居状态被打破，而且还要对一位不太好相处的老人负担起越来越多的责任，一想起这些，我就非常抵触。我欠贾斯珀很多，但是我不欠他这个。
开车回城的路上，我看见牛津大学考试学院前排起长队，有一百码长，秩序很好。人们穿着考究，都是老人或中年人，而且女人比男人多。他们安静地等待着，很有耐心，心照不宣的样子。他们的期盼有所克制，没有惯常排队人的那种焦灼，似乎人人都会有票，都能进去，而且乐观地相信节目值得等待。有一阵子我怎么都不明白，过了一会儿才想起来：福音传教士罗西·麦克卢尔来伦敦了。我本来看一眼就该知道——广告已经是铺天盖地。罗西推销救赎，这可是一种一直供不应求而且没有任何成本的商品。她做得很好，是当前最成功的一位电视人。在末日之年到来的最初两年里，我们有咆哮的罗杰和他的搭档苏比·山姆。罗杰现在在电视节目中还有追随者。他当年是天生的、具有强大说服力的演讲者，现在依然如此。他块头很大，长着白胡子，有意识地把自己塑造成《旧约全书》中的先知形象。罗杰声音洪亮，一口北爱尔兰口音倒是增加了他说的话的权威性，警世话语说起来滔滔不绝。姑且不论是否为原创，他要传达的意思很简单：不育是上帝对人的忤逆和罪恶的惩罚，只有悔改才能平复他正当的不满。悔改最好的表示就是给咆哮的罗杰的活动进行慷慨捐助。他自己从来不提钱，这是苏比·山姆的事情。最开始时他们非常有影响，他们在金斯敦山校园的大房子是他们成功的有力证明。在末日之年之后的五年里，咆哮的罗杰的提倡还是有一定作用的，因为他对很多现象都会进行谴责，如城市暴力，老年妇女受到攻击和强奸，孩子受到性骚扰，婚姻降为与金钱相关的合约，离婚成为常事，欺诈大行其道，性本能倒错，等等。他捧着翻旧了的《旧约全书》，读着里面的片段。可是他说教的有效期很短。在一个性厌倦的世界里谴责性放纵，在再也不会有孩子的时候谴责对儿童的性虐待，在城市里只剩下温顺的老人时抨击城市暴力，这些都很难吸引人。罗杰从来没有谴责过“末日一代”的暴力与自私；他有着很好的自我保护意识。
现在罗杰人气下滑，我们有了罗西·麦克卢尔。甜美的罗西已经盛行起来。她发家于阿拉巴马州，2019年离开美国，原因可能是她提倡的快乐主义在美国已经供给过度，没有市场了。在罗西眼里福音并不复杂：上帝是爱，一切都因爱而合理。她重新翻出披头士乐队（20世纪60年代一群利物浦年轻人组成的乐队）的一首老歌——《你所需要的只是爱》。她在集会前放的是这首节奏轻松、引人入胜的歌，而不是圣歌。末日不在未来而在现在，信仰上帝的人天年享尽，正在一个接一个地被收进天国。罗西尤其强调来世的快乐。和所有福音传道者一样，她认为，如果一个人不能同时考虑他人身处地狱的恐惧，那么他在想到自己的天堂时所带来的满足感是微乎其微的。不过，在罗西的描述中，地狱与其说是一个折磨人的地方，不如说是一个类似低等旅馆的处所：就算里面不缺热水，但是管理不善，设施不全，很不舒适，要自己洗餐具，而且里面的旅客互不相容却又要永世彼此忍受。她还同样强调天国的快乐，“上帝那里有很多公寓”。她向追随者保证不同的公寓满足不同的品位，分属不同的美德等级，无上的幸福只属于那些被上帝选中的极少数人。但是所有听从罗西爱的召唤的人都可以有一个舒适的去处兼永久的度假胜地，供应吃喝，阳光充足，有性愉悦。在罗西的哲学中没有邪恶。最坏的指责源于人们因为不懂爱的规律而犯了错。解除痛苦要用麻醉药和阿司匹林，消除孤独要用上帝的关怀，减轻失亲之痛要用再团聚。任何人都不应该过度自我否定，因为充满爱心的上帝所希望的是他所有的孩子都快乐。
罗西的重点在于对现世身体的放纵与满足。在传道时，罗西免不了要给出一些美好的暗示，通常是在场面很壮观的时候：一百多人的唱诗班，全都一身白色衣服，闪光灯照耀，吹奏乐队和福音音乐为他们伴奏。集会的人群加入进来，唱着、笑着、喊叫着，像发狂的扯线木偶一般挥动手臂。罗西本人每次聚会都要更换至少三次华丽的服饰。罗西宣称，爱，你们所需要的只有爱。任何人一定都有爱的对象。爱的对象没必要是一个人，可以是一个动物——一只猫、一只狗，可以是一座花园、一朵花、一棵树。整个自然界是一个整体，由爱联结起来，由爱来支撑，由爱来救赎。人们也许会猜想罗西从来没有见过猫叼老鼠。在集会结束时，幸福的皈依者们通常都会互相拥抱，满怀热情地往捐赠箱里投钱，丝毫不不做他想。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有名的教堂，尤其是英国的教堂，都从信奉罪恶与救赎转而接受不太坚定的信条——共同社会责任与具有情感关怀的人文主义的结合体。罗西更是推进一步，切实取消三位一体神中的圣子和他的十字架，代之以光辉灿烂的金黄太阳（很像维多利亚时期酒馆的耀眼标志）。这种替换标志很快流行起来。即便在我这种不信奉她的人看来，十字架表明官僚主义的野蛮作风以及人不可避免残忍性的污点，从来就不是一个让人感觉舒服的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