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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己及人吧。
当你设身处地为一个人着想时,他终有一刻也会站在你的立场为你考虑。
我扶着让她坐下,就给她倒了一杯温水。
“我知道你现在的心情,就是再好听的话也于事无补,所以我就不说这些了,我只想告诉你,该哭的不是你,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她抹去眼角的泪水,“我打你你还给我水喝,还安慰我,你是个好警察,真的太对不住了。”
“这个时候你才是最需要安慰的,所以你不要去自责。”
砰砰。
随着敲门声响起,门缝里探入一个脑瓜,“大姐,咱笔录做得好好的,你咋跑这儿来了?”
“我来道个歉,我现在就跟你回去。”
“不用,你坐着。”我走到门口,把民警手里面的本子接了过来,“你和廖大国说一声,这次我来给她做。”
“哦,那好的沈法医。”
重新坐下来我把本子放好,提起一支笔后注视着女人,“你就把我当成是一个倾诉者,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说。”
人只有倒空所有负面的情绪后,才能冷静地回忆起过去的一些细节,所以我最应该扮演的是一个好的听众。
她和我说了很多心里的痛苦,当所有难过的情绪得到释放后,才渐渐和我说起她女儿生前的一些细节。
“她平时在学校里住,每个星期回家一次,所以平时见面的机会特别的少,学校说是周三那天晚上不见的……”
当回忆起这些细节的时候,她又忍不住哭出声。
“她很乖,从来不和人争执,爱干净,小的时候睡不着就让我抱着她的头,特别害怕黑,也很害怕脏,每天洗脸要很长时间,只要我一想到我闺女的头被丢在荒郊野外,我的心啊,我就恨不得死的是我,我想替她死……”她嘴角抽搐着,苦不堪言,“你说这人咋这么狠啊,连个孩子都不放过,我现在什么都不想,要么让我孩子活过来,要么就让他陪葬!”
“你平静一下。”我轻轻地拍打她的背,“还是回去休息一下吧,你这种情绪我也没办法记录,回去以后好好想一想,还是我刚刚那些问题,如果能想起来什么就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会直接去你家里。”
不久后一个老实巴交的男人走进法医室,把女人从椅子上扶起来,走的时候不忘回头说上一句感谢的话,“麻烦您了警察同志。”
坚强得令人心疼。
第二名死者的身份也查出来了,是另外一所中学的初二学生,当天廖大国就派人先后去了两名受害人就读的中学了解情况。
两名死者唯一的共同点只有年龄和死因,其余的几乎是一片空白。
她们就读的高校距离较远,家庭住址也隔着十几条街,也没有任何线索证明两名受害人之间存在联系,仇恨等诸多杀人动机都不存在,那么关系链就不完整,从而让杀人动机进一步向极端杀人这一方向靠拢。
为了巩固这一推论,廖大国又派人去了两名受害人家里了解情况。
家属给出的回答十分抽象,或者说他们因为工作繁忙而疏忽了对孩子的关心,所以也不清楚孩子平时和什么人来往,有没有和谁结仇之类。
“仇杀的话是要一定基础的,起码凶手和这两家人会有利益上的冲突,就算一时忘记,可这两大家子人怎么就没一个人想得起来,显然这就不是一起仇杀。”廖大国回来以后就坐在我的法医室里,东张西望,颇为感慨,就像是一个历经沧桑的老者,“现在条件好了,起码屋里能留人了,我刚干刑警的时候条件差,没有固定的解剖室,就连你们解剖用的床都是砖砌的,通风不好,光线不好,满屋子都是硫化氢和二氧化碳,根本待不了人。”
好好的正聊着案子呢,怎么突然话锋一转和我说这些?
“我想来想去啊,还是觉得你不要给我投票了,我也不能让你大材小用。”廖大国长叹了口气,“会不会觉得我这个人阳奉阴违,其实我没有恶意,就是性子直了点,以前觉得你一无是处,现在倒是觉得你挺好的,我要是让你当刑警等同于毁了你。”
对于廖队这个人我以前的印象十分不好,但现在他却让我改变了自己的态度。
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缺陷,包括我也是一样。而当这些缺陷处于一个对立面时,就会让两个人形同水火,不能自控,但冷静下来就会明白,你的敌人有时候也很可爱。
“那天我也就当个玩笑,再说,你不想毁我我更不想毁你,你要是真的暗箱操作,肯定会有人嚼舌根,说你徇私舞弊,滥用职权。”
“沈毅,咱们能成为好朋友。”廖大国有点认真。
我一笑置之,“和廖副队长当朋友我可不敢奢望。”
“婆婆妈妈的不是你性格啊,言归正传,我给你说个事儿。”廖大国巧妙转移话题,又把话题转到案子上面,“你猜我在死者家里发现什么了?”
什么?我问。
“胸罩,还是大码的。”
我调侃他,“廖队观察够细微的了。”
“我问过学校老师,初中女孩发育得各有不同,有的早发育,有的晚发育,而这早发育的就必须提前戴乳罩。你仔细想想,一个十四岁女孩比成年女人发育得还成熟,会不会有一种视觉上的震撼和冲动?”
“你不会是一个隐藏在公安内部的伪君子吧?”
“你别打岔行吗,我和你说正经的呢。”廖大国接着说,“尸检你做过,尸体我也看过,这凶手会不会就好这口,喜欢这种早熟的少女?美国作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洛丽塔你看过没有,里面讲的就是这种中年男人和未成年少女的伦理爱情。”
“我想起一个人,孙晓萱,她应该也在穿这种大码的胸罩。”我顺着他说道。
廖大国沉默了,若有所思。
“荷尔蒙分泌与多巴胺数量可以影响到发育的快慢,而荷尔蒙激素饱和量和遗传有一定联系,孙晓萱的母亲可能也是个早熟女。” 说完这句,廖大国的眉头皱得更深了。
“照你这么说高晓东的嫌疑又大了。”过了几秒钟,他又冒出了一句。
“没错。”我深吸了口气,“我看过结案材料,孙晓萱母亲的乳房上也发现了针孔。”
“说高晓东不是凶手,可偏偏孙晓萱的母亲也是个早熟。可说高晓东是凶手,他又不存在充分作案的思想准备和前期条件,我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这里面肯定大有文章,我相信自己这次不会再判断错误。”
矛盾之中有必然的合理性,只有找到这种合理性真相才会不攻自破。
“除非……”
“你想到了什么?”廖大国问我。
“高晓东的案子是一起错案!”我直盯着廖大国那一对粗眉大眼,“这样不就说得通了么。”
廖大国第一次对我竖起大拇指,“你别说,还真有这种可能,你等着啊,我现在就让人去调资料……”
这一等就是一天的时间,到了晚上廖大国的电话打了过来,让我去他那儿一趟。
撂下电话我去了他办公室,看见他桌上叠着一层脏兮兮的,质地粗糙牛皮纸工艺的老公安局档案,上面盖的公章已经有些发黄,模糊,但1999年的字样仍旧清晰可见。
一边拆,廖大国一边说,他是翻箱倒柜,头还磕了好几个大包才找到这东西。
廖大国把案宗往我面前一扔,说他没有看出什么毛病来。
我抓起其中几份资料也仔细翻阅起来,案件中所有材料、报告无一丢失,很全面,保存得也比较完整,的确很难从中挑出毛病,不过一部分资料中的内容稍微有些笼统,对细节记录十分模糊。
“有人举报高晓东猥亵少女,警察赶到现场时撞见正在行凶的高晓东,手上有血迹,于是就定罪了,这是不是有点草率。出现在凶案现场,有血迹,有指纹就一定是凶手吗?” ,我嘴里念念有词
“可惜高晓东没有证据证明自己不是凶手啊,上面写得很明白。”廖大国用力敲打了几下案宗。
“早上六点多,这个时间段会不会不太正常,还有为什么是在高晓东家里,受害人是在怎样一种情况下出现在他的家里的,而这个目击者又是如何目击到高晓东作案的,这上面都没有写清楚。”
“九几年条件跟咱们现在肯定比不了,能写成这样也就不错了。”廖大国又说,“我觉得你是不是有点先入为主了,我们不能肯定这就是一起错案。”
廖大国说的没有错,我是有一点先入为主了,让没有客观依据的判断占据了大脑的主导位置。但刚刚他自己也说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所以我们应当进一步确认或去排除,总不能一直带着怀疑原地踏步吧。
“新四大街是哪?”我问。
“早改建了,现在叫西湖大路。”
西湖大路不就是孙晓萱家前面的那条街吗?
廖大国解释,“孙晓萱从来没搬过家,后来棚户区改造分了一套房,就是现在住的地方。”
“那个报案人是不是也还住在这里?”
廖大国耸肩,“不得而知。”
我将墙上的一张市区地图摘了下来,以孙晓萱家为中心,抛尸地点为外围圈出了一个范围不算大的区域,“你说凶手会不会就在这个圈里。”
“没懂你的意思。”
我继续说,“廖队,你不妨仔细想想我们手上的这个案子,犯罪人很诡道,很狡猾,作案不留痕,这么一个精明的罪犯十五年前怎么就那么轻易被人发现了,如果高晓东这起案子里大有文章那这个报案人绝对是有问题的。”
“你说报假案?”廖大国点点头,随即又摇起头来,“可是高晓东自己认的罪。”
“九几年刑讯逼供的事儿还少吗?”
“这是咱们公安机构的老伤疤了。”廖大国看了看手表,又说,“晚上我去拜访一下局里的老同志,他们应该更了解这个案子,你跟不跟我一起去?”
我摇头,“我想再做一次尸检,就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