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乌鸦 (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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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玛拉笑了。神不知鬼不觉地，她在自己的手里把玩着那一管她刚刚在卫生间的镜子上使用过的唇膏，然后很简短地回答了她丈夫的问题：

“这么说吧，我给他留了一个小信息，他会时不时想起来的。”

坐在“克拉克之家”的大厅深处，我十分震惊地倾听着罗伯特·奎因讲述的故事。

“这么说，在那个镜子上留言的是你的老婆？”我对他说。

“是啊，哈里·戈贝尔简直都让她患上强迫症了。她后来老是跟我提起那张小字条，还说要彻彻底底地搞垮哈里。她跟我讲，很快所有的报纸都会在头版头条打出这样的标题：大作家原来是个大变态。最后，她把所有这一切都告诉了普拉特警长。大概是在那场舞会过后15天吧，她跟他什么都说了。”

“你怎么会知道呢？”我问。

他犹豫了一会儿才回答：

“我知道是因为……诺拉告诉我的。”

<b>1975年8月5日 星期二</b>

当罗伯特从手套厂回来的时候，已经是傍晚六点了。如同平时一样，他把自己那辆老克莱斯勒停到了巷子里。在关掉汽车引擎的同时，他照着后视镜整了整自己的帽子，然后模仿演员罗伯特·斯泰克的样子朝后视镜里投去了深深一瞥，就好像斯泰克在电视剧里的角色埃利奥特·内斯准备给予匪帮们沉痛一击之前所做的那样。他经常在自己的汽车里进行这样的训练。有很长一段日子了，他已经逐渐失去了第一时间赶回家的动力。有时候，他会故意兜一个圈，为的就是能够晚一点回去；而有时候，他还会去冰激凌店里耽搁一段时间。那天晚上，当他终于费尽气力从汽车驾驶舱里爬出来的时候，他隐隐约约好像听到从身后的矮树丛那边传来一个声音，在呼唤着他的名字。他转过身，在四周打量，找了一会儿，然后就发现了藏身在杜鹃丛中的诺拉。

“诺拉？”罗伯特说道，“你好啊，小家伙，一切还好吗？”

她低声细语：

“奎因先生，我得跟你谈一谈。这很重要。”

他继续大声而清晰地说着：

“那就到家里来吧，我给你弄一杯清凉的柠檬水。”

她向他示意小点声。

“就不去家里了。”她说，“我们得找个安静点的地方。能搭你的车走远一点吗？在蒙特贝利路边有一个卖热狗的地方，我们到那里应当能够安静一些。”

尽管觉得这个要求有点奇怪，罗伯特还是没有拒绝她。他让诺拉上了车，然后开车朝着蒙特贝利的方向奔去。把车停在几里之外，来到那个出售外卖快餐的木棚屋前，罗伯特给诺拉买了薯条和苏打水，给自己买了一份不含酒精的啤酒和热狗。然后，他们就在附近草坪上的一张台子前面坐了下来。

“什么事呢，小家伙？”罗伯特一边狼吞虎咽地吃着热狗，一边问道，“有什么事这么严重，你甚至都不能来家里喝一杯柠檬水？”

“我需要你的帮助，奎因先生。我知道，这对于你来说有点奇怪，但是……今天在‘克拉克之家’出了一些状况，而你是唯一有办法帮到我的人。”

诺拉随后讲述了她在大约两个小时之前，因机缘巧合而偶然经历了的事情。当时，她去了“克拉克之家”找奎因夫人，想要去拿她在试图自杀之前每个星期六在那里打临工应得的工钱。是奎因夫人自己跟她说她可以随时方便就过去拿的。诺拉在大约下午四点来到“克拉克之家”，在那里她看到只有几个客人在安静地用餐，还有就是正忙着摆放碗碟的珍妮，她告诉诺拉，她的母亲在她的办公室里面，不过珍妮并没有想到应该进一步说明，她的母亲并不是一个人在那里。所谓“办公室”对于塔玛拉·奎因来说，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她能够在里面算账，能够把餐馆全天的收入存到那儿的保险箱里，能够在那里打电话跟那些延迟交货的供应商吵架，又或者更简单一点，当她想一个人安静地待一会儿的时候，她可以随便找一些蹩脚的借口，把自己反锁在“办公室”里。这是一个很狭小的单间，房门总是关着，门上写着“私人用地”。到那里去要穿过餐馆后厅背面的职员通道，这条通道同时还连接着员工卫生间。

诺拉来到“办公室”门口，正当她想敲门的时候，一阵对话声传入她的耳朵。房间里除了塔玛拉，还有另外一个人。那是一个男人的声音。她试着听了听，结果听到这样一段对话：

“这是一个罪犯，你明白吗？”塔玛拉在说，“可能是一个色情狂！你必须采取一些措施。”

“你确定是哈里·戈贝尔写了那些话？”

诺拉辨认出了，这是普拉特警长的声音。

“确定无疑。”塔玛拉回答道，“是他的笔迹。哈里·戈贝尔盯上了凯尔甘小姑娘，于是就对她写了那些淫秽的垃圾话。你必须采取什么措施了。”

“好，你把这个情况告诉我就对了。不过，你是非法闯入了他的家里，并偷回了这张字条。因此，在这件事情上，我暂时是无能为力了。”

“无能为力？你说什么呢？难道非要等到这个疯子对那个小姑娘做出什么坏事来，你才可以行动吗？”

“我可从来没这么说过。”警长连忙否认，“我会盯着戈贝尔的一举一动。不过，你得把这张字条藏好了。至于我，我可不能留着这个，这会给我带来麻烦的。”

“我把它放在这个保险箱里面。”塔玛拉说，“没有其他任何人能够打开，它在这里面很安全。警长，我请求你无论如何采取一些措施，这个戈贝尔是一个罪恶的下流坯！他是一个罪犯！一个罪犯！”

“奎因夫人，你就别为这个担忧了。你很快就会看到，在这里，人们是怎么对付像他这样的家伙的。”

诺拉听到一阵脚步声走向门口，于是她赶紧逃离了餐馆，甚至都顾不得去向奎因夫人讨要她的工钱了。

诺拉所讲述的事情令罗伯特的心中翻江倒海。他想：可怜的小姑娘，听说哈里给她写了那么些可笑的龌龊话，她该有多么震惊啊。她需要找个人倾诉，于是找到了他。他可不能辜负了人家的期望，必须要向她解释清楚她所处的境况，要告诉她，男人都是一些可笑的东西，哈里·戈贝尔尤其如此；还要提醒她应该离那家伙远一点，而如果她害怕他会做出什么不好的事情的话，她就应该去报警。话说回来，哈里会不会已经对她做出了什么不好的事情呢？她会不会想要找人倾诉她被哈里性侵的事情呢？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罗伯特他自己能不能处理好这种情况呢？要知道，按照他老婆的说法，他可是连怎么摆放晚上用餐的台子都不会的啊！胡乱吞下了一大口热狗，他想到了几句可以用来安慰对方的话，可是，他甚至连一个字都没来得及说出口，因为在他准备说话的时候，她先开了口：

“奎因先生，你得帮助我拿到那张字条。”

听到这个，他险些被自己口里还没有咽下的香肠憋死。

“戈德曼先生，我就没必要跟你展开来说了。”罗伯特·奎因在“克拉克之家”的大厅深处对我说，“总之，当时我什么都想到了，就是没有想到这个：她想要我去碰那个该死的字条。你还想再来一杯啤酒吗？”

“乐意至极。还是同样那一种就好。”我说，“奎因先生，如果我把你说的话录下来，你介意吗？”

“录下来？我求之不得。这可是第一次有人对我说的话这么感兴趣啊。”

他唤来了服务员，又点了两杯啤酒。而我就拿出了我的录音机，打了开来。

“也就是说，在那个卖热狗的棚子前面，她请求你的帮助。”我这么说是为了重新连上之前的话题。

“是的。很明显，我老婆竭尽全力想要搞垮哈里·戈贝尔，而诺拉则是不惜一切代价想要保护他。至于我嘛，当时进行的那一次谈话都快把我吓坏了。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才知道，诺拉和哈里之间还真的产生了感情。我到现在都记得，她当时就那样看着我，目光炯炯，无比坚定。而我嘛，我就对她讲：‘什么？你要我去拿那张字条，这是什么意思啊？’她的回答是：‘我爱他。我不想让他感到烦恼。他如果写了那些话，是因为我之前想要自杀。全都是我的错，我原本就不应该去自杀。我爱他，他是我的全部，是我能够幻想的全部。’然后，在我们之间就进行了这样一段关于爱情的对话。‘那么，你是想说，你跟哈里·戈贝尔，你们……’‘我们相互爱慕！’‘爱？你究竟在跟我说什么呢！你不能爱上他！’‘可是，为什么不行呢？’‘因为对于你来说，他太老了。’‘年龄不是问题。’‘年龄当然是问题！’‘啊哈，我觉得年龄就不应该是问题！’‘大家都知道，像你这个年龄的女孩子跟像他那把年纪的家伙之间，根本就不应该发生任何事情。’‘我爱他！’‘别再说这些恐怖的话了，吃你的薯条吧，好吗？’‘可是，奎因先生，如果我失去了他，我也就失去了全世界！’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戈德曼先生，这个小女孩疯狂地爱上了哈里。而且她所体验的那种强烈的感情是我自己都没有经历过的，又或者说是我已经不记得对我的老婆是否曾经也这样爱过了。就是在那一刻，拜这个15岁的小姑娘所赐，我这才意识到，我可能从来就没有见识过什么是真正的爱情。是，没错，我们许多人的确从来没有见识过真正的爱情。我们总是抑制自己内心最深处的情感；我们总是躲在看似舒适安逸而实际上平庸乏味的人生里面，却让那些美好的感觉就这么从自己的身边溜走，而实际上这种美好的感觉才可能是判断我们这些人作为个体在人世间生存是否有意义的真实依据。我的一个侄儿，家安在波士顿，人在法国工作。他每个月赚到的美元如果堆起来估计能有山那么高。他结了婚，有三个孩子，老婆很可爱，还有一辆很拉风的汽车。理想的人生，对吧。可是有一天，他回到家对他老婆说，他要离开了，因为他找到了真爱，那是一个哈佛大学在读的学生，论年龄都可以给他当女儿了，他们是在一次研讨会上相遇的。所有的人都认为他失去了理智，他这是要在这个小女孩身上寻找自己的第二段青春，而我不是这么想，我认为他就是遇到了真爱，就是那么简单。人们总是以为自己爱了，然后就结婚了。直到有那么一天，真爱不期而至，甚至连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于是，他们就这样兜头盖脸地撞上了爱情，而也就是从那一刻起，就好像是氢气与空气接触的后果一样：先是石破天惊的一声巨响，然后一切的平静都被扰乱。30年令人沮丧的婚姻就好像一个响屁一样一放就没了，又好像是一个巨型的化粪池，被弄得沸腾起来，然后爆炸，把周围的所有人全都搞得一团糟。人到40岁时的危机，人生半途遇到的魔鬼，其实只是这些家伙认识到爱情的真谛太晚，结果任由自己的生活因此而天翻地覆。”

“那么，你当时做了些什么呢？”我问。

“为诺拉做了什么？我拒绝了她的要求。我跟她讲，我不想掺和到这件事情里面来，况且不管怎么说，我实际上什么也做不了。那张字条是藏在保险箱里面的，而唯一一把开锁的钥匙日日夜夜都挂在我老婆的脖子上。木已成舟，我无能为力。于是，她开始求我，说什么如果警察染指那张字条，那哈里就会有大麻烦，他的作家生涯恐怕会到此为止，他甚至有可能要进监狱，尽管他实际上什么坏事也没干过。我还记得她当时闪闪发光的眼睛、她的态度、她的姿势……在她的身上有那么一种狂热和激情，美极了。到现在我依然记得，她是这么跟我说的：‘奎因先生，他们会把一切都给毁了的！这座城里的人们完完全全疯掉了！这让我想起了阿瑟·米勒的舞台剧《塞林小镇的女巫》<a href="#bz12" id="z12">[12]</a>，你看过米勒的东西吧？’她的眼中满满的都是如小珍珠一般的眼泪，似乎随时都有可能夺眶而出，淌下她的脸庞。是的，我读过米勒的作品。当年他那个舞台剧在百老汇上演时引起的轰动至今依然历历在目。那是在罗森伯格夫妇被处决之前不久发生的事。有好长一段时间，我一想起这事就浑身都会起鸡皮疙瘩，因为罗森伯格夫妇的儿女那时候几乎不比珍妮大多少，而我总是禁不住会去想：如果我也被那样处死的话，珍妮该怎么办呢？因此，我为自己不是共产主义分子而长长地舒了口气。”

“诺拉为什么要来找你，而不是其他人呢？”

“可能是因为她觉得我能打开保险箱吧。可惜这并不是事实。正如我跟你说的那样，除了我的老婆，没有其他任何人能碰保险箱的钥匙。她小心翼翼地看着这把钥匙，把它拴在一条项链上，整天挂在她的胸口。而我嘛，她的胸口，我可是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没办法靠近了呢。”

“那么，后来发生了什么呢？”

“诺拉一个劲儿地夸我。她跟我讲：‘你既头脑聪明又行动灵活，你知道该怎么办的！’于是，我最后就接受啦。我告诉她，我会去试一试的。”

“为什么呢？”我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