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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下午两点左右，敦子从凿石场打电话回家，兴奋地说：“这里的景色很棒，画得很尽兴。天上有些乌云，想在下雨前回家。下次再找机会来这里。这里简直就像是我一个人租下来的，随便我怎么画。平时总是有人上前批评，但今天真的是很安静，画得很高兴。”
听女儿这么说，母亲的脑海里浮现女儿一个人在停止开采的荒凉凿石场中，不禁有些不安，问是在哪里打的电话。女儿回答：“就在凿石场下方两公里的便利店外面。”女儿没有手机。母亲叮咛女儿尽可能早点回家后便挂了电话。
之后再也没有接到电话，伊藤敦子直到深夜也没有回家。母亲等到第二天清晨，立即冲往前桥市警察局报案。
当初前桥警局认为这不是失踪案，而有可能是发生意外事故。停止开采的凿石场并非安全的场所，一不小心因脚步不稳而滑落，说不定就会动弹不得而无人发现。经由母亲提供的线索，询问了涩川一带的凿石工厂，才找到已经停止开采的凿石场。凿石场位于上越线涩川车站北边五公里的山中，路上有一家便利店，门口设有绿色公用电话。那里的店员表示还记得昨天下午有一个年轻女子来买过饮料，说要换零钱打电话，结完账便在门口愉快地与人通电话。
但是到了该凿石场，依然不见伊藤敦子的踪影，也没有看见她的微型轿车。为防万一，担心她可能跌落在不易发现、无法回应搜索人员呼叫的地方，在石材公司员工的引导下加派警犬，入夜后使用探照灯继续搜索至深夜，还是连敦子的一根毛发也没发现。
第二天扩大了搜索范围。这次不只是寻找敦子，连她的汽车也列入搜索目标。她总要停车吧。假设她的车停在某处，就表示她很可能发生什么意外。另一方面，车不见了，那这种可能性便降低了。也可能连车带人被绑架了，但这只是相对的可能。
敦子的车没找到，但有了一条目击信息。十五日下午四点半，在接近涩川车站的停车场里，一个年龄、衣着与敦子很像的女子从停好的车里走出来，前往站前商店。这是车站旁的加油站店员的证词。店员不记得汽车是否为微型车种，但确定车里只有一人。伊藤敦子的打扮不是太时髦，虽已三十，但外表看不出来，是个身材高挑的美女。店员为她的美貌所吸引，才会注意她是否有男朋友同行。只是他说不知道敦子什么时候离开那家商店及开车离开停车场，理由是看见美女只要吹一吹口哨，就心满意足了。但光是这一证词就能确定伊藤敦子并没有在凿石场遇害。令人迷惑的是她离开涩川车站的停车场后去了哪里？究竟是在哪里失去消息的？
在一个星期的访查后，发现了意外的事实。公司里一个和敦子相熟的女同事透露：敦子和她的直属上司有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婚外情。该上司目前就职于其他分公司，两人的关系在一年前结束。但据该女同事所说，敦子最近好像为那名上司再三要求她回心转意而十分苦恼。
“敦子开始学画画，正值两人分手期间。她说一开始是为了转移注意力，之后竟画出了兴趣。觉得这样作画，有种从噩梦中清醒的感觉。敦子说再也不犯同样的错了，她已经完全改过自新。”
父母和弟弟听说伊藤敦子和上司有不正当男女关系，简直如遭晴天霹雳。惊讶的母亲翻查女儿的贴身物品，竟发现了一本详细记录两人交往经过的日记。根据日记中所记，一开始是该上司主动勾引敦子，而且从头到尾都握有主导权。该上司还以结婚为饵，好几次假借各种名义骗她的钱。敦子决心分手，与其说是无法忍受这不正常的男女关系，不如说是发觉自己只是被骗钱男人的甜言蜜语耍得团团转！
敦子的上司成为前桥警局注目的焦点。一开始调查他，就像从冰箱里掏出脏东西一样，轻易就搜集了许多不利的传闻，例如到处举债、生活奢华、因同女人关系复杂经常和妻子吵架、其妻甚至好几次带着小孩离家出走等。获得这些信息的同时，警方明白这不是一起失踪案，而是当作一件潜在性的杀人案来处理。伊藤敦子的父母也不得不做好心理准备：女儿可能遭到这男人的毒手，尸体不知被弃置何处。
然而找不到证据。该上司十五日一整天在公司上班，在敦子被认定为失踪的时间点也有不在场证明。下班之后的不在场证明虽然只是片段式的，但也不能就此逼他自首。伊藤敦子失踪案就此悬宕，只有时间不断流过。
当警方从可能遭到栗桥、高井毒手的七名女子的资料中，找到符合伊藤敦子条件的个案时，她的父母还是震惊万分。
特调总部将七名女子的资料公开时，遇到一个两难的问题。栗桥浩美房间里的照片都拍得很鲜明，每一张上女子的容貌都可以清楚地辨认，却无法直接公开。她们都被捆绑，铐着手铐、缠着铁链，身上的衣服被扒光，有些脸上或身体上还明显留有被打的痕迹。武上整理这些照片时心想，就算她们没被捆绑、殴打或剥成半裸，光是那一张脸也无法对外公开！
更令人绝望的是比栗桥和高井过去种种罪行更邪恶的部分。
照片中的女子除了难以忍受痛苦而尖叫外，居然都在笑。有些是微笑，有些则是露齿而笑。那些都不是发自内心的，而是被命令才有的，被人要求而强颜欢笑。大多数笑脸都是悲惨地牵动嘴角，尽管嘴巴在笑，眼睛却是死的、毫无表情。有些照片中女子的脸颊上还留着泪光。
睁开被打得青肿的眼皮，忍着即将哭喊而出的哀号，不得不装出只有和情人一起拍照时才有的笑容……或许是她们相信唯有这么做才能保住性命。只要按凶手说的去做，也许就能得救。栗桥和高井故意诱使她们抓住这仅有的一线希望！
将受害者玩弄于股掌之间，剥光她们的自尊，然后从她们口中问出她们自身的信息，这就是凶手一贯的伎俩。他们让我说自己的事，他们想知道我的过去。既然如此，只要我说了，说不定能有帮助。说出自己的事、强调自己是个活生生的人、也有关心自己安危的家人和朋友，或许能提醒他们对我没有生杀大权，好让自己得救。那些受害者就是被诱导这么想，才会说出自己的一切。
这种自欺欺人的希望，比绝望更邪恶。它不过是制造更多绝望效果的调味料罢了！
特调总部想到一个折中方案，根据那些照片画出详实的肖像图以便公开。至于看了肖像画、根据警方提供的身高、体重、身体特征等信息，认为那些失踪女子中或许有自己亲人的家属，警方在确认他们已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后才会出示照片。
伊藤敦子的父母也是在相当确信后才看的照片。似乎在接触栗桥和高井留下的个人记录之前，敦子的母亲已经知道那就是自己的女儿。
确认完敦子的身份后，武上浏览了前桥警局负责处理敦子案件的刑警石田送来的报告。石田是武上在风纪科的属下，这份报告归类于失踪案件。有关敦子和原上司的男女关系则列作附件，只在报告中稍有提及，毕竟缺乏证据。
武上也和石田通过电话，却感觉到对方干劲不足。石田一方面对伊藤敦子的案件竟然以这种形式解决有些惊讶，却又抱怨此案如此草草结束是因为前桥警局担心那名上司会以侵犯隐私为由告到民事法庭。言下之意，反正因为伊藤敦子被栗桥和高井所杀，令警方陷入目前的窘境。人都死了，不如动手之人是原来的上司更好。
伊藤敦子的父母来特调总部看照片时，不像此刻坐在鸟居身旁的那对夫妇一样，紧握拳头、一脸胆怯。大概在女儿失踪的两年之间，已经用尽了力量担惊受怕吧。
等待失踪者归来的家人心中，绝望和希望一如邪恶的两人三脚游戏一样相互纠缠。这天满脑子都是绝望的阴影，挥不去各式各样忌讳的想象画面；第二天希望又张开翅膀飞过来，眼前出现女儿在厨房里煮咖啡的幻影。而这些都可说是想象力的自我中毒。
特调总部内设立受害者对策小组时，鸟居志愿加入，令很多人感到意外。连武上也大吃一惊。
但是经过一段时间，武上知道这是鸟居自我反省的表现。大川公园事件案发后，他的粗暴态度致使古川鞠子的母亲精神错乱。这对他而言是个心理重担，他大概是想借此偿还吧。秋津不怀好意地眯着眼睛说道：“鸟居后悔想还债，是想洗清影响他晋升的污点。”武上认为这种说法太过分了。
武上发现鸟居放下电话，于是向那对夫妇道声歉，将纸筒递给鸟居。“这是你要的地图。只要大川公园的部分就够了吗？”
鸟居道声谢收下地图，然后指着那对夫妇说：“这对夫妻是来确认会不会是半年前离家出走的女儿，说是他们的女儿经常在大川公园一带出入，失踪当天也去了公园。为了谨慎起见才需要地图。”
武上点点头，心想鸟居或许是在帮那对夫妻争取鼓起勇气看照片的时间吧。收集大川公园案件失踪者的资料毕竟很重要，武上为打断他们的谈话而道歉后便迅速离开。他特意走过去送地图，是因为担心鸟居。见鸟居很努力，倒也放下一颗心。
回三楼小会议室的路上，筱崎从走廊迎面走来。大概是去了洗手间，甩着一双滴水的手，也不用手帕擦干净。他态度悠闲，神情却有些消沉。
说到担心，武上颇在意这几天筱崎没什么精神。本来筱崎就是个话不多的青年，有些文弱，连走路都有点内八字。难怪面硬心软的秋津给他起外号叫“小妞”。即便这阵子没什么精神，却也不是那么引人注目。内勤业务部门的其他同事，大概谁也没注意到吧。武上觉得不对劲，是因为自从连环杀人事件起便在他手下工作的筱崎，对任何指示或命令只要说一次就能办好，最近竟接二连三犯同样的错误。交代资料复印四份，只复印了一份；要求整理归档的文件，始终躺在桌上的档案夹里。虽然只是一些小错，但都是过去的筱崎不曾犯的。
的确大家都累了，尤其在特调总部，士气真的不能说是太高。凶手死了，留下一堆尚未发现的受害者。不管能否查出剩余五名受害者的身份、找到遗体，对士气已然造成伤害。当然对家属而言则不同，就事实确认方面也有一定的意义。但是要说这些刑警头上没有乌云密布，则是骗人的。
“筱崎，你还好吧？”武上一开口，筱崎吃惊地跳了起来。他神经质地扶了一下银色眼镜框，说了声“对不起”。又没有做什么坏事，立刻开口道歉是他的习惯，似乎也是年轻一辈的通病。
“是不是吃坏了肚子？”武上一边打开小会议室的门，一边不以为意地说，“看来得换一家快餐店了。”
“我没事。”筱崎跟着武上走进会议室。不同于楼下特调总部的嘈杂，这里十分安静，弥漫着正常政府机关的气氛，连电话铃声听起来都很安详。唯一的杂音要算是复印机气喘如牛的走纸声。
筱崎现在负责整理特调总部搜集到的失踪女子信息。不论是直接讯问所获的有关照片上失踪女子的消息，还是来自电话或匿名信等可信度不高的情报，都会先汇总，经由武上指示后重新归类，输入电脑制作数据夹。筱崎本就习惯使用电脑，打字速度也很快。
若只是为了调查剩下五名女子的身份，其实无须如此大费周章。但是认真整理排山倒海而来的大量信息，以便随时取用，或许对于其他杀人或失踪案件也能起意想不到的作用。于是武上要求神崎警部添购一部专用的个人电脑。趁着社会大众还抱有高度的关心，周围亲友拼命回想那些像烟雾般消失的无数男女的蛛丝马迹，警方应该尽量收集信息，并设置一个保管场所。
筱崎从召开记者会那天起，每天埋首不断涌入的失踪者名单、有关失踪者的故事、各式各样的奇怪状况及家属们的声音……努力工作。一如陷入流沙之中，武上担心筱崎对每个案例都考虑太多，以致神情逐渐黯然消沉。
如果真是这样，这情况应该早已改善。实际上武上认为筱崎可能在最初一个星期后便坚持不住，早已经准备了接替者。但是筱崎依然工作态度认真，丝毫不见疲态。武上也就让他继续负责。几天前，筱崎像气球漏气一样，显得意志消沉。但似乎不只是能量耗尽的关系。
紧接着前桥市伊藤敦子被确认出身份的，是住在东京都田无市、在家帮忙的十七岁女孩三宅绿。她和父母及年长两岁的姐姐同住，失踪日期是一九九三年六月一日。严格说来，她的父母表示最后见到女儿应该是在六月一日上午。三宅绿到离家走路约五分钟、她父母经营的咖啡厅“奇拉哥”要零用钱。母亲给了她两万，她塞进皮包后便走了。究竟离开店就出去了，还是先回过家，她的父母完全不知情，也没想过问问女儿出门去哪里。这就是他们一家的生活。
三宅绿的姐姐表示：三宅绿在这个家根本是多余的。从小学高年级起功课就跟不上，初中时已经完全是个坏学生，染发、化妆、戴耳环，样样都来。父母不知被学校叫去训话多少次。虽然也参加了高中联考，但没有考上志愿的学校，最后去的学校又不喜欢，读了三个月便休学在家，这就是她在家帮忙的真相。
因休学生活习惯破坏了，更加速了三宅绿日常生活的堕落。据她姐姐的说法：三宅绿经常跟朋友在外面鬼混，凌晨才回家，大白天关在房里睡大觉。几乎跟父母和姐姐都没有话说，开口顶多是为了要钱。她的电话总是晚上打来，干扰家人的生活，父亲便买了手机给她，从此她跟家人说话的机会更少。难得坐在一起吃饭，她也是板着一张脸，姐姐一脸厌恶地表示很不愉快。偏偏这时手机一响，她却高高兴兴地接电话。好像手机那头的人比起眼前的家人，距离更为接近。
对三宅绿而言，夜不归宿是家常便饭，父母也懒得说她。经常连着两三天不回家，只要钱花光了自然就出现人影。她父亲冷漠地说：事到如今再说教也是白费唇舌、浪费体力！而母亲则从很早以前就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和三宅绿的关系。从平板枯燥的报告内容不难读出他们绝望的心情，反而是姐姐直接释放的怒意，还能让人感受到家人间的亲情。
因为是这样的家庭，所以在六月一日接近中午时于“奇拉哥”交给三宅绿两万元后，她不见踪影，全家人也不怎么担心。过了五天，尽管家人开始有些担心，却还是没有什么行动，当然也不可能报警。
直到三宅绿离家一周后，母亲才觉得不太对劲。可是她从来不清楚女儿的交友情况，何况三宅绿的“朋友”大多是前一晚在新宿小剧场前与之搭讪的男孩，既不知姓名也不知住址，知道的只是长相和外号，而且这样的朋友为数不少。
烦恼了半天，最后和大女儿商量，还是决定上警察局找少年科帮忙。去年三宅绿半夜在路上跟人打架受伤，家人认识了少年科的刑警。
听完情况后，该刑警劝她们提出失踪搜索申请。通常像三宅绿这种案例，警方并不会立即进行搜索。然而经过一个星期没有回家，毕竟非同小可；将搜索申请传给居所附近或邻镇的派出所，说不定还能增加其他巡警找到她的机会。只不过就三宅绿过去的经历和家人的相处关系推断，与其说她是因为牵扯什么案件而消失，不如说是离家出走到朋友家或是在新宿、涩谷一带流连忘返。因此该刑警的建议是：现阶段或许没必要把事情闹大。
“那位警察很亲切老实，还说绿其实并不是坏小孩。”姐姐说，“只是在家里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很寂寞。因为不知道该如何表达寂寞，生活便开始堕落。警察先生说提出搜索申请，是为了等妹妹回家后，让她明白爸爸、妈妈和姐姐因担心她而报警。也能让她明白这一次家里真的是痛下决心看待她的问题。”
听完刑警建议回家的母亲和姐姐，并没有提出搜索申请。姐姐说是因为她的反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