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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尔摩斯每当潜心地查询线索的时候，就变得和平常判若两人了。只熟悉贝克街那个沉默寡言的思想家和推理专家的人，这时定然是认不出他来的。他的脸色忽而涨得通红，忽而又阴沉得发黑；他眉头紧锁，两道粗粗的眉毛下面，一双眼睛射出刚毅的光芒；他低着头，弓着背，嘴唇紧闭；他那细长而坚韧的脖子上，青筋暴出，犹如条条鞭绳；他鼻孔大张，像极了渴望捕猎物的野兽。
他是那么全神贯注地进行侦查，谁要向他提个问题或说句话，他全然没有反应，或者充其量给你一个不耐烦的简单回答。他静静地沿着横贯草地的小路快速地朝前走去，然后穿过树林走到博斯科姆比池塘。那里是块沼泽地，地面潮湿，那里整个地区都是如此，地面上有许多脚印，脚印还散布于小路和路两边长着小草的地面上。福尔摩斯有时急急匆匆地往前赶，有时停下来纹丝不动。这期间他稍微绕了一下，走到草地里去。雷斯垂德和我跟在后边，这个官方侦探一脸的冷漠和蔑视，而我却兴致勃勃地注视着我朋友的每一个举动，深信他的一举一动都是有一定目的的。
博斯科姆比池塘周围长满芦苇，是大约五十码方圆的一小片水域，位置恰好在哈瑟利农场和富裕的特纳先生私人花园之间的边界上。池塘彼岸是一片树林，我们可以看到从树林上面露出的房子的红色尖顶，这是大地主住宅的标志。靠近哈瑟利农场这一边池塘的树林里，树木很茂密，从树林的边缘到池塘边的芦苇之间，有一片只有二十步宽的狭长地带，上面的青草湿漉漉的。雷斯垂德把发现尸体的准确地点指给我们看，那里地面十分潮湿，死者倒下后留下的痕迹还清晰可辨。我从福尔摩斯脸上的热切表情和锐利的目光看出，在这被众人脚步践踏过的草地上他将要发现许多线索。他跑了一圈，就像一只已嗅出气味的狗一样，然后转向雷斯垂德。
他问道：“你跑到池塘里来干什么呢？”
“我用草耙在周围打捞了一下。我想或许有某种凶器或别的一些线索，但是，我的天呀……”
“噢，得了！得了！我没有时间听你解释这个！这里随处都是你向里拐的左脚的脚印。一只鼹鼠都能跟踪你的脚印，脚印就消失在芦苇丛的那一边了。唉，在他们像一群水牛那样在这池塘里乱打滚之前，要是我已经来到了这里，那么勘察现场就会非常简单了。看门人领着那群人就是从这里走过来的，距离尸体六到八英尺左右的地方都是他们留下的脚印。但是，这里有三对脚印与别的脚印不同，这三对脚印出自同一双脚。”
他掏出个放大镜，垫着防水油布上趴在地上，透过放大镜仔细观察，在整个过程中，与其说他是在同我说话，还不如说他是在与自己说话：“这些是麦卡锡少爷的脚印。他来回走了两次，有一次他跑得很快，所以脚板的印迹很深，而脚后跟的印迹几乎看不见。这就证明他讲的是实情。他看见他父亲倒在地上就赶快跑了过来。看，这里应该是他父亲来回走动的脚印。那么，这是什么呢？这是儿子站着听父亲讲说时，枪托支在地上的痕迹。那么，这个呢？哈，哈！这又是什么东西的印迹呢？脚尖的！脚尖的！而且是方头的，这不是一般的靴子！这是走过来的脚印，那是走过去的，然后又是折回来的脚印……很明显这是为了返回取大衣的脚印。那么，这一路脚印是从哪里过来的呢？”他四处搜寻，脚印时而消失，时而又出现了，一直延续到树林边缘的一棵大山毛榉树——附近最大的一棵树的树荫下。福尔摩斯继续往前追踪，一直追到那一边，然后再次低着头趴在地上，并且得意地轻轻喊了一声。他在那里一直趴了好久，拨开树叶和枯枝，把在我看来像泥土似的东西放进一个信封里。借助放大镜，他不仅检查地面，而且还检查树皮。在苔藓中间有一块锯齿状的石头，他也仔细观察并且把它收藏了起来。然后他顺着一条小道穿过树林，一直走到公路上，那里一切踪迹都消失了。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案子。”这时，他已经恢复了常态，“看来右边那所灰色的房子一定是门房，我应该去找莫兰说句话，也许应该给他写个便条。做完这些事，我们就可以乘马车回去吃午饭了。你们可以先步行到马车那里等我，我一会儿就来。”
我们大约步行十分钟才到马车那里，随后，我们便乘马车回罗斯了，福尔摩斯带着他在树林里捡来的那块石头。
“雷斯垂德，你也许对这块石头感兴趣，”他取出那块石头对雷斯垂德说，“这就是杀人的凶器。”
“我看不到任何痕迹。”
“是没有痕迹。”
“那你怎么断定是凶器呢？”
“石头下面的草还活着，说明这块石头放在那里不过几天时间，没有迹象能说明这块石头是从哪里来的。这块石头的形状和死者的伤痕正好吻合，此外找不到其他任何凶器的踪迹。”
“那么凶手呢？”
“凶手是一个高个子男子，左撇子，右腿是瘸的，脚上穿的是双后跟很高的狩猎靴，身上是一件灰色大衣，他抽印度雪茄且使用烟嘴，在他的口袋里带有一把很钝的小刀。还有其他一些踪迹，但是，这些已足以帮助我们进行侦查了。”
雷斯垂德哈哈笑了。他说：“我看我还有疑问。你的理论总是分析得头头是道，但是和我们打交道的英国陪审团注重的是证据。”
“我自有办法，”福尔摩斯冷静地回答道，“你有你的方式，我有我的方式。今天下午我将很忙，恐怕要乘晚班火车回伦敦了。”
“案子还没有结束就离开吗？”
“不，案子已经结束了。”
“那么凶手呢？”
“凶手已经查明了。”
“是谁？”
“我刚才描述的那位先生。”
“可是，他是谁呢？”
“附近这一带的居民并不太多，找到此人肯定不难。”
雷斯垂德耸了耸肩说：“我是个注重实际的人。我可不能走村串户地寻找一位瘸腿的左撇子先生，那样我会成为苏格兰场的笑柄。”
“好吧，我是给了你机会的，”福尔摩斯平静地说，“你的住处到了，再见，离开以前，我会留个便条给你的。”雷斯垂德在他的住处下车后，我们便回到了旅馆。这时，旅馆已经给我们准备好了午饭。福尔摩斯默不作声，面带苦色，陷入沉思，这是他身处困境中时，常有的表情。
“华生，你坐下听我分析分析案子，”饭后，福尔摩斯说，“我还不能确定怎么办好，我想听听你的建议。来，点根雪茄，听我讲讲我的看法。”
“说吧。”
“哦，在我们考虑这个案子时，麦卡锡少爷所说的情况中有两点当时立刻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尽管我们对此的看法略有不同，我认为对他有利，你认为对他不利。第一点，据他所讲，他父亲在见到他之前就在喊‘库伊’；第二点，死者临死时说了‘拉特’。死者咽气前含糊地说了几句，他儿子说他仅仅听清了‘拉特’。我们必须从这两点出发去研究案情，现在我们不妨假设，这个小伙子所说的一切都是实情。”
“那么这个‘库伊’是什么意思呢？”
“哦，显然这个词不是喊给他儿子听的。他当时认为他的儿子在布里斯托尔，他儿子只是偶然听到他父亲大喊‘库伊’，死者当时喊‘库伊’应该是为了联络约见他的那个人。‘库伊’是澳大利亚人的一种典型的叫法，并且只是在澳大利亚人之间使用。因此我们可以断定，麦卡锡要在博斯科姆比池塘会晤的一定是个曾经在澳大利亚待过的人。”
“那么‘拉特’又是什么意思啊？”
夏洛克·福尔摩斯从口袋里摸出一张折好的纸，把它铺在桌上，说：“这是一张维多利亚殖民地的地图，我昨晚打电报从布里斯托尔要来的。”然后他用手指指着地图上的一个点上：“你念一下这是什么？”
我读道：“拉特。”
他把手抬起来说：“再读一下这个。”
“巴勒拉特。”
“正是，这就是死者喊的那个词，他儿子只听清了这个词的最后两个音节。他当时是想要说出谋害他的凶手的名字：巴勒拉特的某某人。”
“好极了！”我赞叹道。
“实际上那是很明显的。你看，侦查的范围被我大大地缩小了。现在我们假设那年轻人的话是实情，那么可以完全肯定凶手有一件灰色大衣，此为第三点。我们对凶手的勾勒就逐渐由模糊变得清晰了，他是位有一件灰色大衣的来自于巴勒拉特的澳大利亚人。”
“应该这样。”
“此人对这个地方很熟悉，因为要到这个池塘必须经过这个农场或庄园，这个地方，陌生人是不可能进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