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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伦·戈德温。”我说。
他缓缓地点点头，但并不是赞同我的说法。“他有充分的杀人动机，”他说，“但我们参加葬礼的时候他也在场。你认为他有时间穿过伦敦，赶到达米安的公寓吗？”
“音乐声刚响起，他就离开了公墓——如果不是他，还有谁会把音乐播放器放进棺材里呢？你听见他是怎么和我们说的了吧。那是他夭折的儿子最喜欢的一首儿歌。”趁他还没打断我，我继续说道，“这整件事一定和蒂莫西·戈德温的案子有关。我们之所以坐上这趟列车，也是这个原因。事情很简单，没有其他人有动机杀死戴安娜·考珀。是那个清洁工，因为她从雇主那里偷钱？还是雷蒙德·克鲁尼斯，因为那部愚蠢的音乐剧？醒醒吧！我很惊讶，我们甚至还在为此争论。”
“我没有争论。”霍桑镇定自若地说。他权衡了一下我刚才说的话，却遗憾地摇了摇头。“事故发生时，达米安·考珀在家里。他与那件事无关。那么杀害他的动机是什么？”
“这个我也想明白了。”我说，“假设开车的人不是戴安娜·考珀。玛丽·奥布莱恩其实没有看清她的脸，据我们所知，她的身份是通过注册的车牌号确认的。”
“考珀太太去了警察局，她自首了。”
“她这么做可能是为了保护达米安，他才是坐在方向盘后面的人！”我越是思考，就越觉得是这么回事。“他是她儿子，名气越来越大。也许他当时喝醉了，或是服用了可卡因之类的东西。她知道如果他被捕，事业就会毁于一旦，所以由她来背黑锅。她为了逃脱制裁，编造出了忘戴眼镜那一套说辞。”
“这个推论你没有证据。”
“事实上，我有。”我打出了王牌，“你在跟雷蒙德·克鲁尼斯聊天时，他提到和她共进午餐那天，也就是她被害当天，他看到她从车站出来。‘她在马路那头冲我招手。’这是他的原话。所以，如果她能在马路对面看见他，就意味着她的视力非常好。没戴眼镜是她编造的谎言。”
霍桑向我露出一个罕见的微笑，笑容在他脸上一闪而过。“看得出，你一直在留心案情。”
“我一直在仔细听。”我谨慎地说。
“问题是，她可能出站的时候一直戴着眼镜。”霍桑继续说道。他似乎发自内心地感到难过，就像推翻我的论断让他感到痛苦一般，“克鲁尼斯没再提供其他信息。还有，如果开车的人不是她，为什么她再也不开车了？她为什么搬家？她似乎为一件没做过的事表现得太难过了。”
“她可能是为达米安犯下的错感到难过。而且，她是帮凶。不知怎的，艾伦·戈德温发现了真相，所以杀死了他们两个人。他们是同谋。”
火车加速前行。伦敦东部高楼林立的景象渐渐有了一抹绿意，时不时也能看到一片空地。
“你的理论我不能信服。”霍桑说，“事故发生后，警察也会检查她的视力，总之，你忽略了很多细节。”
“比如？”
霍桑耸了耸肩，仿佛不想继续这段对话。但紧接着，也许是出于对我的同情，他说道：“戴安娜·考珀去殡仪馆的时候心情如何？还有，她到那里之后最先看到的是什么？”
“你说说看。”
“没必要，老兄。你写得乱七八糟的第一章里提到过，你还给我看过。但我还想着，你会发现那才是最重要的线索。一切都取决于那条线索。”
我试图让自己站在她的角度，从公交车上下来，穿过人行道。显而易见，最先映入眼帘的应该是那家殡仪馆的名字：康沃利斯父子殡仪馆，出现过不止一次，而是两次。或者她最先看到的是停在午夜前一分钟的那个钟表。可这和整件事有什么关系呢？橱窗里有一本大理石书——任何一家殡仪馆都能看到这种东西。还有她的心情如何？霍桑告诉我，考珀太太知道自己会死。有人威胁过她，可她没有报警。为什么不呢？
我油然而生一股怒火。
“天哪，霍桑，”我说，“你拽着我，穿越大半个英格兰，来到海边。你至少可以告诉我，我们来做什么吧。”
“我告诉过你了，我们要去见那位法官。然后我们去事故现场看看。”
“所以你确实认为和那场事故有关。”
他微微一笑，玻璃窗里映出他的脸。窗外，乡村飞快地向后退去。“你要是按天计酬，一切都是相关的。”他说。
他将注意力重新放回到书本上，不再说话。
主持皇家检控署起诉戴安娜·考珀的案件，最终倾向于后者的法官——奈杰尔·威斯顿住在坎特伯雷市中心。一侧是大教堂，另一侧是圣奥古斯丁大学。仿佛毕生投身于法律事业的他故意选择生活在这片历史和宗教氛围浓厚的区域。古老的城墙，教堂的尖顶，骑自行车的传教士。他的房子是一栋坚固的方形建筑，比例匀称，可以望见一片绿地。城市宜居，房屋舒适，一个男人惬意地生活在其中。
霍桑已经事先安排好上午十一点与他见面，我给出租车司机付钱时，威斯顿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他看起来不像是一位退休的大法官，更像是一名音乐家，也许是指挥家：身材颀长单薄，手指修长，一头银发，用好奇的目光打量着我们。他已经七十多岁了，随着年龄的增长，身形日渐萎缩。他穿着厚实的羊毛衫和灯芯绒长裤，脚上穿了一双拖鞋，没换鞋。他眼窝凹陷，颧骨线条硬朗，目不转睛地望着我们，就像在看柜台后的两名店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