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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进，希望你们旅途愉快。坐火车很累吧？”
我不禁疑惑，他为什么表现得这么和蔼可亲。我猜，霍桑应该没有告诉他我们此行的目的。
我们跟着他走进门厅，地上铺着厚地毯，家里陈列着古董家具和昂贵的艺术品。我认出了埃里克·吉尔<a id="zw4" href="#zhu4"><sup>[4]</sup></a>的版画。还有艾里克·拉斐留斯<a id="zw5" href="#zhu5"><sup>[5]</sup></a>的水彩画——都是正品。他带我们来到一间小巧的客厅，可以眺望窗外那片绿地。壁炉里的火焰熊熊燃烧——是真的火。桌上已经摆好了咖啡和饼干。
“很高兴见到你，霍桑先生。”我们落座后，他开口说道，“你的名气很大。俄罗斯大使馆的那个案子，别兹鲁科夫。案子破得真漂亮。”
霍桑提醒他：“他被无罪释放了。”
“他的辩护很出色，在我看来，陪审团受到了误导。毫无疑问，他有罪。你们要喝咖啡吗？”
我没想到法官听过霍桑的名字，不禁好奇别兹鲁科夫案是在他离职之前还是之后破的案子。这个名字听起来不太可能是之前的案子。伦敦警察厅还和俄罗斯大使馆打过交道吗？
法官为我们三个倒了咖啡。我环顾四周，房间里的一台小型三角钢琴吸引了我的目光，是博兰斯勒牌的，钢琴盖上摆放着六个昂贵的相框。其中四个相框里都是威斯顿和一个男人的合照。在一张照片中，他们穿着夏威夷风的衬衫和短裤，挽着胳膊。我毫不怀疑霍桑早就注意到了这些照片。
威斯顿问：“所以说，是什么风把你吹到了坎特伯雷？”
霍桑解释说：“我正在调查两起谋杀案。戴安娜·考珀和她儿子的案子。”
“是的，我看到新闻了，真是可怕。你是伦敦警方的顾问。”
“是的，先生。”
“他们没有放你走，非常明智！你认为迪尔的那场交通事故，还有那名不幸丧命的小孩，与这两起谋杀案有某种关联？”
“我不排除任何可能性，先生。”
“确实如此。嗯，涉及这类案件人们的情绪会很激动，我留意到，那场事故就快满十周年了，所以大概不能排除这一明显的可能性。即便如此，我确信，你可以全权调取法院的卷宗，所以我不太清楚能怎么帮到你。”
他说话的语气依然带着职业的痕迹。未经仔细斟酌的话，绝不脱口而出。
“与相关的涉案人员交谈总是很有帮助。”
“我同意，证词和书面证据还是不同的。你见过那家人了吗？戈德温一家？”
“见过，先生。”
“我为他们感到非常难过。当时就是如此，也这么说过。他们觉得判决有失公允，可是——我相信，我不需要告诉你这些，霍桑先生。受害人家属的态度，尤其是在这种案件中，不会被考虑进来。”
“我明白。”
就在这时，门开了，一个男人探头进来。我认出他就是照片中的那个男人。他个头不高，身材魁梧，看上去比威斯顿要年轻十岁左右，他拿着一个超市的环保袋。
“我正要出门。”他说，“有什么想买的吗？”
“我把购物清单放在厨房里了。”
“我看到了，我只是想问问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我们需要更多的洗碗机片。”
“列在清单里了。”
“其他的就没了。”
“那晚点见。”男人又消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