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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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这样站在百万畅销作家的神奇圈子外围进不去，但我从没放心上。我三十一岁的时候，名下已经有了两栋房子：德里的这一栋漂亮的爱德华式老屋；在缅因州西部另有一栋湖边的木屋，还够大，算是可以住人的民宿。湖边木屋有个名字：“莎拉笑”，当地人这样叫这木屋都有一百年了。别的夫妻在我们那年纪，未经一番奋战还没办法替自己的第一个家争取到贷款，要到了一点还觉得自己命好，我们却已经有了两栋房子，名下还没一丁点债务。我们两个都没病没灾，不闹外遇，“玩乐骨头”也一根没散。没错，我不是托马斯·沃尔夫（我连汤姆·沃尔夫或托拜厄斯·沃尔夫都算不上），但我爱做的事还相当赚钱，这世上没有比这更好的行当，简直像拥有偷窃执照似的。

所以，我有一点像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中段班小说作家：评论不睬，走的是类型路线（我的类型就是漂亮的年轻女子孤身遇上迷人的陌生男子），但报酬优渥，享有如内华达公娼那一等级的不入流认可。人性比较低下的本能需要找出口宣泄，因此，总有人该做这档子事吧。而我做起这档子事来，还相当带劲儿呢（有时乔当起共犯也很带劲儿，尤其是在书里的情节走到特别麻烦的十字路口时）。就在老布什当上总统的那一阵子前后，会计师跟我们说，我们已经是百万富翁了。

我们的钱是还没多到可以（像格里沙姆一样）买喷气式飞机来玩，也买不起美式职业足球队（克兰西），但以缅因州德里镇的标准，享受是够了。我们上床千百回，看电影千百次，读书千百本（乔通常都把她每天读的书摆在她睡的那一边床底下）。不过，我们最大的福气可能还是：我们始终都不知道幸福的时光有多短暂。

我有好几次都觉得打破仪式便是写作障碍的成因。我在白天可以把这想法成迷的胡言乱语给打发掉，但到了晚上，就没那么好打发了。晚上，你的思绪就很讨厌，会像脱缰野马一样到处乱跑。如果你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构想小说的情节，那我敢说，你的缰绳还会更松，野马也更不肯乖乖就缚。不知是萧伯纳还是王尔德说过，作家这一种人就是要脑子有办法胡思乱想才行。

而我这突如其来、意料之外（至少在我的意料之外）的“不语之症”，若有部分成因要归咎于打破仪式，真的会太牵强吗？各位若是在“编故事”的土地上找饭吃，那“真实”和“逼真”二者的分界线会变得比较模糊。所以才会有画家没戴某一款帽子就没办法作画，才会有棒球选手打得顺手的时候绝不肯换袜子。

我的仪式是在写第二本书时出现的，我记得那是唯一让我神经紧张的书——我想是因为我吸收了太多“二年级魔咒”吧：有一本书畅销可能只是一时侥幸。我记得大学上“美国文学”时，有一个讲师说过，现代的美国作家也只有哈珀·李找到过不做蠢事也能避开第二本书忧郁症的办法。

我在《红衫男子》写到近结尾时，忽然停笔，没一口气把它写完。那时，德里镇班顿街的那一栋爱德华式老房子还要再两年才会是我们的，但我们已经买下了“莎拉笑”，就是旧怨湖边的那栋木屋（那时木屋的装潢跟后来绝对没得比，乔的工作室也还没盖，不过，还是不错）。所以，当时我们是住在那里的。

我从打字机前（我还在用那台IBM老式打字机）起身，走进厨房。那是九月中的时节，度假的人大部分都已经走了，湖上潜鸟的叫声美得无法言喻。太阳已经下山，湖面变成一汪平静、清凉的火盘。这是我记忆里最鲜明的几段之一，鲜明到我有时还会觉得自己可以一脚走回去，把记忆重新活过一次。届时，有什么事我会有不同的做法呢？我有时还是会想这个问题。

那天傍晚，我已经先把一瓶“泰廷爵”香槟和两个香槟杯冰在冰箱里了。所以，我取出香槟和杯子，放在一个锡托盘上面。这托盘我们一般拿来放水罐，把冰红茶或“果乐”从厨房送到小码头去。我捧着托盘，朝起居室走去。

约翰娜那时正窝在她那张又老又破的安乐椅上读书（那晚她读的不是毛姆，而是威廉·邓布洛，她最喜欢的当代作家之一）。“唔，”她抬起眼来，记下暂停的地方。“香槟！什么大事？”各位也明白，她说得好像什么事也不知道。

“完啦，”我说，“我的书写完了。”

“哦，”她笑了，在我弯下腰把托盘捧到她面前时，拿起一杯香槟，“那就好了嘛，对不对？”

我现在知道这仪式的根本——就是真的有用、有法力的那一部分，像满嘴咕哝、不知所云的咒语里终究有一个字是真有魔法的——就在这句话上面。在这当口，我们大概都会喝一杯香槟，之后，她也大概都会跟着我进书房把另一件事做完，但也不是每次都这样。

有一次，她死前五年吧，她在爱尔兰和一位女性朋友一起旅行。那时我又写完了一本书。那一回，我就自己喝香槟庆祝，自己把最后一句写完（那时我已经改用苹果电脑；这电脑能做的事有千百样，只是敝人我独沽一味），而且睡得相当好呢！不过，我还是打电话到她和她朋友布琳待的小旅馆，跟她说我要完工了，听她说我打电话给她要听的话——那几个字蹿进爱尔兰那边的一条电话线，送到微波发送器，再像祈祷一般上传到太空的某颗卫星，由卫星下传到我的耳朵里：“嗯，那就好了嘛，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