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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说什么？”
“是某人被触怒后自我防御时的富有魅力的原始喊叫。”他假装嘲讽地眨眨眼，但那张庞大的脸孔让这机灵的表情无计可施；他只能演好滑稽戏。无论如何，我明白了他的意思。“至于卡迪·格林，你说得对，她能知道什么呢？她整天就和截肢患者、四肢瘫痪患者、像你这样的因意外事故而残废的人，还有——同样像你这样的——脑部损伤后的康复病人打交道。卡迪干这行已经十五年了，她有的是机会看一千个残疾人追忆逝去的往昔，哪怕一秒都唤不回来，所以她才很可能辨认出抑郁自杀的前兆。”
我坐在软绵绵的安乐椅里，正对着沙发，愠怒地看着他。麻烦来了。人不可貌相啊，卡迪。
他向前欠了欠身……当然，考虑到他的腰身，顶多也就挪几英寸。“你必须等待。”他说。
我目瞪口呆地对着他。
他点点头，“你吃了一惊。是的。但我不是个基督徒，更别提天主教了，在自杀的问题上我的思想很开明。同样，我也信仰责任，我知道你也是，那就让我告诉你：要是你现在杀了自己……甚至自此过后六个月内……你太太和女儿们都会知道的。不管你干得多么干净漂亮，她们一定会知道你是自杀的。”
“我没想……”
他扬了扬手，“还有你的人寿保险公司——赔偿金可是一大笔数字哟，我肯定，他们也会轻而易举知道你是自杀。他们或许找不到证据，但一定会使劲找，不遗余力。从他们那儿会传出各色各样的谣言，最终伤及你的女儿们，不管你以为她们对此事的心理防线有多坚强，都将不堪一击。”
梅琳达很坚强，但伊瑟就不同了。梅琳达发起火来，就会把伊瑟称为“发育受阻的典型案例”，但我不认为是这样。伊瑟只是太温顺了。
“到最后，他们一定能找到证据。”卡曼耸了耸过分宽厚的雄伟双肩，“要付多少遗产税我算不出来，但可以肯定的是，你一生积蓄的一大半将被一笔勾销。”
我压根儿没想过钱的事儿。可现在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一队保险公司调查员的身影，他们到处嗅着我的踪迹。突然间，我笑开了。
卡曼把深褐色的大手摊在制门器似的膝头，露出一丝狡黠的微笑看着我，好像在说“蛛丝马迹我都门儿清”。只不过，微笑到了他那张大脸盘上也毫无微笑可言。他让我笑了个够，然后问我什么事儿那么好笑。
“你是说我太富了，所以不该自杀。”我说。
“我是说，埃德加，现在不行，我要说的就是这一点。我还要给你个建议，尽管有悖于我的实践经验，但在你这个案例上，我有强烈的直觉——和让我给你玩偶的直觉是同一类的。我建议你试试地理疗法。”
“什么疗法？”
“地理疗法是一种康复模式，戒酒患者在后期经常使用。换个地方生活，他们希望能有个崭新的开始。重新开局。”
仿佛有什么闪现了一下。虽不想称之为希望，但我确实有所触动。
“不太管用，”卡曼继续说，“就像某个无名氏老酒鬼说的至理名言，‘你把浑蛋送上波士顿的飞机，在西雅图下飞机的还是个浑蛋’。酒鬼的祸就是酒鬼的福，可惜大彻大悟者寥寥无几。”
“那我还有什么希望？”我问。
“你的希望在远处。我的建议是，拣个离这儿很远很远的地方，然后动身。考虑到你有万贯家产、婚姻告急，其实你很有优势。”
“去多久？”
“起码一年。”他看着我，眼神高深莫测。他的大脸最擅长适宜蚀刻在法老墓穴里的表情，我觉得霍华德·卡特也会考虑使用。“等一年过去，埃德加，要是你想对自己下手，看在上帝——哦，不，看在你女儿们的分儿上——千万要干得漂亮点。”
深深陷下去的他好像已经和沙发合二为一了，现在开始挣扎着把自己拖出来。我上前一步想帮他，他摆摆手谢绝了。好不容易，他总算站直了，比先前更凶猛地喘大气，拾起了他的手提箱。他从六英尺半的高度俯视我，那双醒目的大眼球连同发黄的角膜被眼镜片放得更大了，眼镜度数可真深啊。
“埃德加，有什么事儿能让你开心吗？”
我就字面意思（似乎也是唯一不含潜台词的意思）想了想，说：“我以前会素描。”事实上，还不止素描，但好歹是多年前的往事了。其后的岁月里，别的事起起落落：婚姻，创业。现在这两样都不在了，或者说，正在消失。
“什么时候？”
“小时候。”
我想告诉他，以前我做梦都想进艺术学校，甚至在买得起的时候还收了些应时应景的名画册，但终究没说出口。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我对艺术世界的贡献无外乎讲电话时的随手涂鸦，至于那些买来的画册，大约十年来一直放在咖啡桌上，以便给朋友们留下深刻印象。
“之后呢？”
我想撒谎——不想让别人以为我是只知埋头工作的苦力——但还是实话实说了。只要时机恰当，独臂男人就应该说实话。这不是怀尔曼说的，是我自创的。“没再画了。”
“再捡起来，”卡曼给了我忠告，“你需要保护。”
“保护。”我呆呆地跟着念，不明就里。
“是的，埃德加。”他似乎有点惊讶，还略有失望，好像我不能理解如此浅显易懂的概念。“抵御长夜。”
6
过了一个多星期，汤姆·赖利又来看我。那时，树叶开始变色了，我记得店员们在沃尔玛超市里挂起了万圣节的促销海报，我在那里买了自大学以来的第一本素描簿……该死的，搞不好高中以后就没买过了。
那次他来，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有多尴尬，简直是坐立不安。
我问他要不要啤酒，他说好。等我从厨房回来时，他正在看我画的墨水笔画——三棵棕榈树的剪影，宽广的水面，门廊展露一角，引入左侧景深。“不错啊，”他说，“你画的？”
“才不是。是精灵，它们一到晚上就出来，给我补补鞋子，画画应景的画。”
他大笑不止，把画放回桌上，还故意用瑞典口音说，“看起来不太像明尼苏达州哦，亲爱的。”
“我照一本书画的。”我说。精确地说，原图来自房地产经纪人给的宣传单彩图。那是在所谓的“佛罗里达屋”拍的，鲑鱼角，我刚把那地方租下一年。我从没去过佛罗里达，即便有公众假期也没去，但那张图唤起了我心深处的某种萌动，那是车祸后第一次感受到切实的期待，很微渺，但存在。“汤姆，我能帮你做什么？如果是生意方面……”
“实际上，帕姆要我过来和你谈。”他低垂着头，“我不想，但很难拒绝她。你知道，都是老交情了。”
“那是当然。”回首往昔，弗里曼特公司始创时只有三辆小货车、一台履带拖拉机，除此之外只有一堆春秋大梦，而那时汤姆就在了。“那就和我谈吧。我不会咬你的。”
“她已经请了个律师，一往无前地要打这场离婚官司。”
“她要没这么做，反而出乎我意料了。”我说的是事实。我仍然不记得自己曾试图掐死她，但她说起那事时的眼神我记得一清二楚。所以，事情一定会走到这一步：一旦帕姆下了决心，八头牛都拽不回她。
“她想知道，你是否打算聘布仔。”
一听这话，我忍不住笑了。威廉·博兹曼三世是个衣冠楚楚、打着蝴蝶领结的六十五岁绅士，指甲修得无懈可击，是我们公司雇佣的明尼阿波利斯律师事务所里的领头犬，要是他知道汤姆和我整整二十年背地里喊他“布仔”，搞不好脑血栓都要发作了。
“我还没想到这一层。汤姆，怎么了？她到底想怎样？”
他喝了一半的啤酒空杯放在书架上，挨着我画到一半的傻图。他的脸颊上泛起暗沉的猪肝红。“她说，她希望一切不要弄得太难看。她说：‘我不想发离婚财，也不想争来夺去。我只想让他对我和女孩们公平些，他一直都很讲求公平，你愿意把这话转告他吗？’所以，我就来了。”他耸耸肩。
我起身走到起居室和门廊之间的落地窗前，望着外面的湖。很快，我就可以飞到仅属于我的“佛罗里达屋”，且不管那到底是什么货色，反正能把墨西哥湾一览无遗。我在想，那和我现在望着法伦湖会有什么不同，又能好到哪儿去。我想多少会有些不同，而我会为此整顿，至少开始时是这样。有所不同，就可以当作重新开局。等我转过身，却发现汤姆·赖利根本没在看我。起初我以为他肚子疼，但很快就发现，他是在强忍着不要哭出来。
“汤姆，怎么了？”我问。
他想说什么，却只能含含糊糊发出嘶哑的哽咽。他清了清嗓子再说，“老板，看到你这样，我真不习惯。只有一条胳膊。我心里很难受。”
毫无美感，毫无预备，却分外甜蜜，就像一颗子弹直中我心。我想，当时我们差一点就抱头痛哭，像奥普拉脱口秀节目里那些过分神经质的家伙。
想到那档节目，让我重新克制住了自己。“我也很难受，”我说，“但我会好起来的，真的。现在，趁你的啤酒还有汽，赶紧喝光。”
他笑起来，把瓶里剩下的谷带啤酒倒进杯子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