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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莫内特说，“我的确曾有杀了她的念头，是为了钱，而不是因为她的不忠。她的不忠就是让我觉得那么不真实，哪怕所有的……所有的内衣都堆在我眼前。可我连一个手指也没碰过她。我想是因为我太累了，这么多事情让我觉得太累了。我只想睡一觉，睡一大觉，一口气睡上两天。奇怪吗？”
“不。”牧师说。
“我问她怎么能够这样对我。她就这么不在乎我？而她问我——”
10.
“她问我怎么会不知道，”莫内特对搭车人说，“还没等我说话，她已经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所以我想她是在反问吧。她说：‘你不知道，是因为你不在乎。你总是在路上，不在路上的时候你也想到路上去。有十年了吧，你没有关心过我穿什么样的内衣——这是当然了，既然你连衣服里的那个女人都不关心。可你现在在乎了，是不是？你现在在乎了。’”
“伙计，我就那么看着她。我累得没法杀她——连打她一耳光的力气都没有——可我还是气疯了。哪怕那么震惊，我还是气疯了。她试图归罪于我。你也看出来了，对不对？她想把一切怪到我的工作上，就好像我能找到另一份哪怕收入只有它一半的工作。我是说，到了我这个年纪，我还能干什么？也许能到学校当个帮孩子们过马路的校工——我道德上没有任何不良记录——但说这些有什么意思。”
他停了一下。公路的远端，一块蓝色的路标在飘洒的雨水中若隐若现。
短暂地考虑后，他接着说：“但那也不是问题的关键。你知道关键是什么？她到底想说什么？她想说，我应该为喜欢自己的工作而内疚，为没有无聊地混日子、直到等到合适的人来放纵一把而内疚！”
搭车人身体晃动了一下，很可能是车轧过了路面的凸处，或是某个不幸丧生车轮的小动物，但这仍让莫内特意识到自己在吼叫。说不定那人不是全聋呢。即使真是全聋，音量超过一定高度后，他的脸上或许能感到震动。这种事儿谁他妈的知道呢？
“我没有上她的当，”莫内特放低了声音说，“我拒绝跟着她的逻辑走。我知道，要是真顺着她的思路，要是真跟她吵，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我想趁自己还没从震惊中恢复过来时赶快出去……因为这样才能让她免受伤害，明白吗？”
搭车人什么都没说。莫内特接着往下说。
“我问：‘现在会怎么样？’她回答：‘我想我会坐牢的。’你知道吗？如果她那时哭起来，我也许会拥抱她。经过了二十六年的婚姻，那样的反应就像条件反射一样，哪怕你对她已经没什么感情了。可她没有哭，所以我就走出去了。转过身就走出去了。等我回来时，只看到一张便条，告诉我她搬出去了。差不多是两周前的事了，那之后我就没见过她，只在电话上谈过几次。也跟律师谈过，冻结了所有的账户，可是司法程序很快就会介入，到那时，冻结也没什么用，制冷系统会被堵住，你懂我的意思吗？我想大概会再见到她吧。在法庭上。和该死的牛仔鲍勃一起。”
此时可以看清蓝色路标上的字了：彼茨菲尔德休息站前方两英里。
“哦，见鬼！”他骂了一句，“沃特维尔已经过去十五英里了，伙计。”看到哑巴没有任何反应——当然不会有——他才意识到自己也并不确定搭车人是否真的要去沃特维尔，一开始就没有确认过。不过，还有时间弄清楚，这件事可以放到休息站去做。不过，接下来的几分钟里，他们还会待在这个带轮子的告解室里，他觉得还有一件事要说。
“说实在的，我已经很久对她没有任何感觉了，”他说，“有时，爱情是会耗光的。要承认，我自己也没有百分之百忠诚——出差在外的日子，我偶尔也会找点乐子。但那就能为她的行为开脱吗？能解释一个女人像孩子用爆竹炸掉烂苹果似的毁掉自己的生活吗？”
他把车开进休息站。粗看之下，停车场里有四辆车，挤在前方有自动售货机的棕色建筑前。在莫内特看来，那些车就像被留在雨水里的落汤鸡。他停下车。搭车人疑惑地看着他。
“你要去哪儿？”莫内特也知道自己的问题不会被回答。
哑巴考虑了一下。他看看四周，明白了身在何处，然后扭过头看着莫内特，似乎在说，不是这里。
莫内特指指南面，扬了扬眉毛。哑巴摇摇头，指了指北方。他摊开手，又握拳，如此反复六次……八次……十次，基本上和以前一样。但这次莫内特明白了。他想，如果哑巴知道倾斜的数字八的手势代表无限，他流浪的日子就会好过些了。
“你只是漫无目的地游荡，对不对？”莫内特问。
哑巴只是看着他。
“是的，你是的，”莫内特说，“让我来告诉你下一步怎么办。你听完了我的故事——哪怕你并不知道自己在听——我呢，就把你送到德里。”他突然灵机一动，“事实上，我可以把车停在德里收容所。你会有饭吃，有床睡，起码一个晚上没问题。我要去小解了，你去吗？”
哑巴茫然而耐心地看着他。
“小解，”莫内特说，“小便。”他想指指下身，却意识到这个动作可能会让公路流浪汉误会，手转而向建筑物一侧的标示指去——黑色的男性剪影和女性剪影各一个。男人腿分开，女人腿并拢，两个符号差不多道尽了人类种族的故事。
看到那两个符号，搭车人懂了。他坚定地摇了摇头，又做了个“OK”的手势。他不去的话，莫内特就面临一个微妙的问题：自己去办事儿的时候，是把沉默的流浪汉先生留在车里，还是让他到外面站在雨里等……第二种情况下，搭车人无疑会明白为什么会被请出去。
然而这根本不算个问题，他很快便打定了主意。车里没有钱，他自己的行李锁在后备厢里，只有两只样书箱放在后座。然而，他认为搭车人不会偷两只重达七十磅的大箱子，还要把它们拖到休息区后出口。别的不提，单说他怎么举他那块我是哑巴！的牌子吧。
“我去去就来。”莫内特说。搭车人还是用那双眼圈发红的眼睛看着他，于是他指指自己，又指指洗手间的牌子，再指指自己。这次打车人明白了，他点点头，又做了个“OK”的手势。
莫内特走进洗手间方便，他自己感觉简直像有二十分钟之久。释放之后无比轻松，自从芭芭拉用那些惊人的消息把他砸晕以来，他还是第一次感觉这么好。他会帮助凯尔西渡过难关的。他想起了一句古老的德国谚语——也可能是俄罗斯的，这句话听上去无疑符合俄罗斯人的生活哲学——打不倒我的只会让我更坚强。
他吹着口哨走回去，甚至路过可以投掷硬币的彩票机时还友好地拍了它一下。他想，没看到搭车人的身影是因为那人躺下来了……不管怎样，发动车辆之前，莫内特要让他起来坐直。可是，搭车人并没有躺着。他走了，拿着他的背包和牌子走了。
莫内特检查了一下，发现伍尔夫父子公司的样品箱原封不动地放在后座，收纳匣中乱七八糟的小东西也都在——登记证、保险卡、汽车协会会员卡等等。流浪汉留下的只是并不难闻的味道：汗味中混杂着淡淡的松叶香，好像他是在野外露宿一样。
他本以为会在出口的斜坡处看到那个人，还耐心地翻转牌子以便让路过的好心人对他的残障有个全面的了解。要是这样，莫内特就停下来，再载他一程。不知为何，他觉得事情还没做完，把那个流浪汉送到德里收容所才会让他有完结感。那样做会给这件事画上句号，或说把这一页翻过去。不管他究竟有多失败，他还是喜欢有始有终。
然而，搭车人并不在出口处；他完完全全消失了。而直到莫内特经过德里前方十英里的路牌时，他才抬头发现挂在后视镜上、陪伴了他数百万英里的圣克里斯托弗勋章不见了，肯定是被哑巴偷走了。可是，莫内特新生的乐观并未因此受到影响。也许哑巴比自己更需要它吧，莫内特希望它能给他带来好运气。
两天后——当时他正在普雷斯克岛销售史上最棒的秋季书目——他接到了缅因州警察局的电话。他的妻子和鲍勃·扬多夫斯基在葛洛夫旅馆被人打死了，凶手用的是一根包在旅馆毛巾里的水管。
11.
“噢……上……上帝啊！”牧师倒抽一口冷气。
“是啊，”莫内特说，“我也是这个反应。”
“你女儿……？”
“伤心欲绝，这是当然。她现在和我在一起待在家里。我们会熬过去的，神父。她比我想象中要坚强。当然，她对其他的事一无所知。我说的是她母亲盗用公款的事。运气好的话，她一辈子都不会知道。我们会得到一笔数额很大的保险金，所谓的双倍赔偿。考虑到之前发生的事，要是拿不出有力的不在场证明，或是案情侦破没有进展的话，估计我会有不小的麻烦。事实上，我已经被警察问询了几次了。”
“孩子，你是不是雇人——”
“警察也问过我这个问题。不，我没有。我不怕把银行账户明细给任何人看。每一分钱的去处都很正当，不管是我的还是芭芭拉的。在财务上，她是很认真的，至少在她丧失理智之前是这样。”
“神父，你能打开门吗？我想给你看样东西。”
牧师没有回答，直接打开了门。莫内特把挂在脖子上的圣克里斯托弗勋章摘下来，从门缝里塞了过去。勋章和它的细钢链从一只手交接到另一只手时，他们的手指短暂地接触了一下。
牧师打量着勋章，有五秒钟没说话。然后他问：“这是什么时候还给你的？是在案发的旅馆——”
“不，”莫内特说，“不是在旅馆。是在巴克斯顿的家里，在曾经是我们卧室的那间屋的梳妆台上，事实上，就放在我俩结婚照的旁边。”
“上帝啊。”牧师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