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雅娜 (第3/5页)

斯蒂芬·金提示您：看后求收藏（350中文350zw.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我去。”我回答，但我先去了前门——拉尔夫不仅把门关上了，还上了锁——朝外看去。带绿色塑料顶棚的小车站只有一个街区的距离，但没有人站在站牌或是车棚下，人行道上也是空的。阿雅娜和那个女人——不知道是她妈妈还是照顾她的人——不见了。只剩下小女孩留在我嘴唇上的碰触，仍然是温暖的，但已经开始变凉了。

现在到了奇迹的部分了。我不会省略这部分——既然讲故事，就要好好讲——但也不会大费笔墨。奇迹故事虽然让人高兴，却很少有趣，因为它们都差不多。

我们住在福特城大路上的一家叫拉美达的汽车旅馆，墙壁很薄。拉尔夫开玩笑地叫它辣妹多。“如果你一直这样叫，当心在陌生人面前也脱口而出，”我妻子说，“那样你就会弄个大红脸了。”

由于墙壁很薄，我们听见了隔壁拉尔夫和特露迪在争吵，为的是还能在这里待多久。“他是我的父亲。”拉尔夫说，而特露迪回答：“等账单到期的时候，请对康涅狄格电力照明公司说。或者，病假用完时，请对你的上司这么说。”

那是个炎热的八月的晚上，刚过七点钟。很快，拉尔夫就会离开旅馆到父亲那里去，因为兼职护士八点就会走。电视里在放海盗队的比赛，我开大声音，想盖住隔壁令人沮丧的争吵声。露丝在叠衣服，她警告我，如果下次再买折扣店的廉价内衣，她就跟我离婚，或者抛弃我跟陌生男人私奔。电话铃响了，是科乐护士打来的——有个广告词是“请为科乐护士多喝一点汤”，她便让我们叫她科乐护士。

她没有浪费时间寒暄。“我想你们应该马上过来，”她直截了当地说，“不只是拉尔夫来值夜班，你们都过来。”

“他要走了吗？”我问。露丝放下手上的衣服，走过来，一只手放在我的肩膀上。这个结果并不出人意料——事实上，我们希望他能不再受苦——但真的事到临头的时候，却感觉那么荒谬，难以置信，连伤痛的余地都没有。小时候，他教我玩板球，那时我也就和今天闯入家里的盲人小女孩差不多大。少年时，他逮到我躲在葡萄架下抽烟，告诉我——不是气愤地，而是慈祥地——抽烟是个愚蠢的习惯，如果能不被烟瘾控制，我会过得更好。明天的报纸送到的时候，他就会不在了？太荒谬了。

“我不这样认为，”科乐护士说，“他看上去好些了。”她停了停。“我这辈子从没见过这样的事。”

他是好些了。十五分钟后我们到达时，他正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在大一些的电视上看海盗队的比赛——这台电视也没有高级多少，但起码色彩还算正常。他用吸管喝着蛋白质饮料，脸色有了些血色，脸颊似乎圆润了些，也许是因为刚刚刮过脸的缘故。看来，他已经恢复了元气。当时我是那样想的；随着时间流逝，那种印象越发深刻。我们达成共识的另一件事是——即使是我娶的那位多疑的托马西娜：医生们把他送回家等死后一直像醚般弥漫在屋里的死亡气息消失了。

他依次叫出了我们的名字，告诉我们威利·斯达格尔刚刚为巴克斯队击出一记本垒打。拉尔夫和我面面相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特露迪一下子跌坐在道格旁边的沙发上。露丝跑到厨房，给自己倒了杯啤酒。露丝喝啤酒，也算是个奇迹了。

“也给我来一杯，小露丝，”父亲说，接着——很可能把我呆板茫然的表情错认为反对，“我感觉好些了，肚子基本上不疼了。”

“我的意见是，你不要喝啤酒。”科乐护士说。她坐在起居室另一边的椅子上，毫无收拾东西的迹象。通常，下班二十分钟前她就会开始收拾，而且，她那一贯令人讨厌的颐指气使的口气也柔和了许多。

“这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我问，其实也不确定我说的“这”是指什么，因为父亲的好转是全面的。但若真要说我脑子里想的是某个具体的方面，我想，我应该想问的是味道是什么时候消失的。

“今天下午我们离开时他就好些了，”特露迪说，“我只是不敢相信。”

“布尔什维克。”露丝说，她能允许自己说的骂人话最多也就如此了。

特露迪没理她。“是那个小女孩。”她说。

“布尔什维克！”露丝又冒了一句。

“什么小女孩？”父亲问道。现在一局结束，电视上出现了一个秃头、大牙、眼神疯狂的男人向我们叫喊着朱克斯店里的地毯便宜得等于白送，而且，上帝啊，预约订购不需要任何费用。我们还没来得及对露丝的感叹语做出反应，道格就已经开口向科乐护士请求喝半杯啤酒了，结果被她拒绝了。但科乐护士在那栋小房子里的权威差不多终结了，接下来的四年里——在一块嚼了一半的肉永远堵住他的喉咙之前——我的父亲喝了数百上千杯啤酒。我希望他尽情享受了每一杯。毕竟，啤酒本身也是个奇迹。

就是那天晚上，躺在“辣妹多”旅馆硬邦邦的床上听空调轰隆轰隆响的时候，露丝让我不要把盲人女孩的事情告诉别人。她一直没有叫她阿雅娜，而是称她为“有魔力的黑孩子”，那副难听的嘲讽口气十分不像她。

“还有，”她说，“这种状况不会持久的。有时，一个灯泡坏掉之前还会变亮一会儿。我相信对于人来说也是如此。”

或许吧，但发生在医生·金特里身上的奇迹却是持久的。周末之前，他已经能在我或拉尔夫的搀扶下在后院里走走了。那之后，我们就都各自回家了。到家的第一晚，我接到了科乐护士的电话。

“我们不会回去的，不管他病成什么样子，”露丝近乎歇斯底里地说，“告诉她。”

但科乐护士只是想说，她碰巧看见道格从福特城的兽医诊所出来，他是去和年轻的医师讨论马匹的蹒跚症的。她说，他拿着拐杖，但没有拄。科乐护士还说，她从来没见过一个“他这个岁数”的人气色这么好的，“我还是不敢相信”是她的原话。一个月后，他已经能走过整个街区了（不用拐杖）。那个冬天，他每天都去当地的健身房游泳。他看上去像个六十五岁的人，每个人都这样说。

我跟父亲的主治医师们讨论了他的康复，这样做的原因是由于父亲身上发生的事情让我想起了中世纪欧洲村庄里流行的所谓奇迹剧。我告诉自己，把老爸的名字改一下——或许就称呼他为G.先生就行——说不定能写篇有趣的文章投给某家杂志。也许可以，但我从未真的动手写。

是斯坦·斯洛恩，道格的家庭医生首先举起了红旗。是他把道格送到匹兹堡大学癌症研究中心的，因此他可以责怪那里的肿瘤专家雷迪夫医生和扎马科夫斯基医生误诊。而他们把误诊的责任推到了影像科，雷迪夫说影像科的主任无能得连胰腺和肝脏都分不清。他要求我不要转述他的话，但二十五年过去了，我猜那个限制已经失效了。

扎马科夫斯基医生则将之解释为简单的器官畸形。“我一直不敢苟同最初的诊断。”他向我透露。我和雷迪夫通的电话，和扎马科夫斯基是面谈。他穿着实验室的白大褂，下面是件红T恤，隐约透出T恤上印着我宁愿去打高尔夫。“我一直认为是VHL综合征。”

“那种病不是致命的吗？”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