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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马科夫斯基神秘地一笑，这是医生们为毫无头绪的水管工、家庭主妇和英语老师特别保留的笑容。然后他说，他约了人，已经迟到了。
去找影像科的负责人时，他两手一摊。“我们只负责拍片，不负责解读，”他说，“再过十年，我们的仪器设备将会使这样的误读成为不可能。而现在，为什么不放掉其他想法，庆祝你老爸还活着呢？”
我尽力照办了。在被我理所当然称之为研究的短暂调查中，我知道了一件有趣的事：奇迹的医学定义就是误诊。
一九八三年我比较清闲。我和一家学术出版社签了合同，写一本名叫《授人以渔：创造性写作的教学法》的书，但是，和我那篇关于奇迹剧的文章一样，那本书也没有真正落笔。七月，露丝和我原本打算去野营，我的小便却突然变成粉红色了。那之后开始了疼痛，先是在左边臀部的深处，紧接着蔓延到腰腹，痛感也更强。后来，我就开始尿血了——我想，那应该是出现首次症状四天后，而当我还在玩全球流行的游戏“自动消失”时，疼痛已经从严重变成了酷刑。
“肯定不是癌症。”露丝说，而从她嘴里说出这样的话就意味着她认为是。她的眼神更让人警觉。她绝对到死也不会承认——她以自己的现实主义为傲——但我知道，那时她一定觉得癌症离开父亲逃到我身上了。
的确不是癌症。是肾结石。对于我这种情况，奇迹就叫做体外震波碎石术——和利尿剂一起——粉碎了那些小石头。我告诉医生，这辈子从来没那么疼过。
“我想你今后也不会这么疼了，即使得了冠心病，”他说，“女性患者把结石的疼痛和分娩相比，还是难产。”
术后，我仍然疼得不轻，但等医生复查的时候，已经能够看杂志了，我把这视为巨大的进步。这时，有人坐到我旁边，说：“来吧，到时间了。”
我抬起头。不是来到父亲病房的那个女人，而是一个身穿棕色西装的男子，看上去十分平常。然而，我知道他为什么来，这从来就不是个问题。我还确定，如果我不跟他走，那么全世界的碎石术都帮不了我了。
我们出去了。接待台前没有人，所以我也就不用跟人家解释为什么会突然离开。反正我也不知道该编个什么理由。说我的肚子突然不疼了？听上去又荒谬又不可信。
穿西装的男人看上去三十五岁左右：从他一头精干的短发来看，或许是前海军陆战队员也说不定。他不说话。我们绕过我的主治医生所在的医疗中心，然后朝康复病院方向走去。由于肚子还有点疼，我一直略微弯着腰。
我们走上人行道，又钻进一条走廊，走廊两边的墙上画着迪士尼的壁画，头顶的扬声器里在唱《小世界》这首歌。前海军陆战队员头颅高昂、步履轻快，好像他本来就属于这里。可我与这里格格不入，而且自己也知道这一点。我从来没觉得离家和能够理解的生活这么远过。就算此刻变成一只孩子们收到的“祝你康复”的气球飘到天花板上，我也不会吃惊的。
在中心护士站，前海军陆战队员拽了一下我的胳膊，让我停下，直到那里的两个护士——一男一女——又忙开了。然后，我们从护士站前过去，走进另一个大厅，里面有一个坐轮椅的光头小女孩，她渴望地看着我们，伸出一只手。
“不。”前海军陆战队员带着我继续往前走。拔脚之前，我又看了看那双明亮的、濒死的眼睛。
他把我带到了一间病房，里面有个三岁左右的小男孩在玩积木，他的病床上罩了一顶透明的帐篷。男孩好奇地看着我们，他看上去比坐轮椅的女孩健康得多——起码满头的红色卷发还在——但是，他的皮肤是铅灰色的。在前海军陆战队员把我推上去，自己跨立站在一边后，我才看清面前的男孩其实病得非常重。尽管帐篷上写着无菌环境，我也没有理会，拉开拉链后，我看出，这个孩子剩下的时间恐怕是按天数而不是星期计算的。
我向他伸出手去，与此同时，我闻到了与父亲病榻前类似的味道。这里的气味虽然轻些，但本质上是一样的。孩子毫无保留地向我展开双臂，我在他的嘴角亲了一下，他立刻给了我一个大大的吻，足以显示长时间以来，没有人这样接近过他，至少除了给他带来疼痛的接触之外。
没有人走进来问我们在做什么，也没有人威胁要报警，就像露丝那天在父亲房里那样。我又拉上帐篷。走到门口时，我回头看看坐在透明帐篷里、手拿一块积木的小男孩。他扔下积木，向我挥挥手——孩子的挥手方式，手指两次打开又并拢。我也以同样的方式向他挥挥手。他看上去已经好些了。
路过护士站时，前海军陆战队员又拽了我一下，但这次，我们没逃过男护士的眼睛，他脸上挂着不满的微笑，我们学校英语组的主任把这种微笑修炼成为了一种艺术。男护士问我们在做什么。
“对不起，我们走错楼层了。”前海军陆战队员说。
几分钟后，我们来到了医院外的台阶上，他说：“你可以自己找到回去的路，是不是？”
“当然，”我说，“不过我必须跟我的医生另约时间。”
“是，恐怕是这样。”
“我还会再见到你吗？”
“会的。”他说完就朝停车场走去，一次也没有回头看过。
他第二次来是一九八七年，露丝去市场了，我一边在花园修剪草坪，一边祈祷脑袋一跳一跳的难受不是偏头痛的开始，虽然心里其实也明白肯定事与愿违。自从上次康复病院的小男孩事件后，我就常犯偏头痛。但深夜里，我用湿布蒙住眼睛，辗转不成眠的时候，我想的不是他，而是最初的那个小女孩。
那次，我们去见圣裘德医院的一个女人。亲吻她时，她把我的手放在了她的左胸上。那是她仅剩的一个乳房，医生们已经割掉了另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