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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重远的嘴唇在发抖,从那里跳出的话语显得有些走音:“1956年4月20号,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它。就是在这天的傍晚,我老婆在回家的路上被一辆卡车碾得粉碎!我闻讯赶过去的时候,看到了一幅惨不忍睹的景象,遍体的鲜血泼在已经有些消融的冰雪大路上,那血不是红色的,是艳红艳红的。”
我见陈重远悲伤不已,稍稍停了一会儿才继续问道:“那么,这是一次意外的交通事故吗?”
陈重远说:“起初我也觉得是个意外,但是后来据当时的目击群众说,我老婆神情呆滞地在路边站了许久,似乎一直在等待着什么,直到那辆疾驰的卡车经过时,她才突然飞身冲了上去……那是一辆运煤的卡车,虽然天气已经回暖,但是车轮上的防滑锁链还没有摘下。目击群众还说,当时他们听到了一声撞击的沉闷声。这件事发生之后,那声沉闷从此在我的耳朵里茁壮成长,再也没有离开过。只有,只有酒精才能消减一下它对我的折磨。”
我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为陈重远点燃之后才说道:“难道,在这件事之前,你和你老婆之间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
陈重远缓缓吐出一股烟雾:“这也正是我当时的疑问。后来我把我们婚后生活的整个细枝末节回忆了一遍,我们一直相安无事,感情好得不能再好,我实在找不出任何一条能够解释她自杀的理由。她是一位非常爱干净的女人,我们在恋爱的时候,有一次她跟我开玩笑说,就算自杀也要选在一个风光秀丽的地方。”
我把刚刚叼进嘴里的烟卷拿在了手中,抿着舌头吐掉了半截儿烟丝,说道:“这就奇怪了,这显然是有反常态,难道你没有接着追查下去吗?”
陈重远说:“当然。我当时就觉得这里边肯定有问题,于是发了疯地想弄清事情的真相。后来,我经过多方打听终于找到了一些蛛丝马迹:当日,在我老婆回家的路上,她遇见了两个人,这两个人跟她在路边说了很长时间的话,接着没多久我老婆就……”
我连忙问道:“这两个人是谁?他们究竟是谁?”
陈重远扯过放在餐桌上的卷宗,翻开之后手指缓缓下移,最后停留在纸张的下端,在那里,我看到了两个名字:张树海、李光明。
陈重远说:“就是他们,这份卷宗的记录者—也就是我在队里的两个结拜兄弟。”
我有些瞠目结舌:“陈老,你是说1956年‘肃反’时期,审讯战士冯健的人正是你的这两位结拜兄弟?那真是太巧了。还有,既然你了解到他们曾经跟你老婆说过很长时间的话,那么我想,他们之间的谈话内容肯定是破解她自杀之谜的最关键线索。既然如此,你只需问问他俩不就真相大白了吗?”
陈重远苦笑着说:“当时我何尝不是跟你想的如出一辙。但是,自从那天—也就是1956年4月20日之后,我的两位结拜兄弟再也没有在通化城出现过,他们像是突然变成了一团空气,凭空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不由自主地“啊”了一声:“这怎么可能?两个大活人怎么会无缘无故地没了踪影?你们是结拜兄弟,就算他们有了什么变故,也应该通知你一声的。那么,他们的家人你询问过了吗?他们怎么说?”
我一口气提出了若干疑问,但是陈重远报以的回答却是连连摇头。他说:“二十多年来,我几乎—不是几乎,是完全,我完全查遍了跟他们有任何关系的人,甚至不远万里追踪到他们在南方的远房亲戚家里,但结果却是一无所获。我也因此经常受到上级批评,挨了不少处分。因为当年我是重点培养对象,起初领导还苦口婆心地劝导,后来干脆就发展成严厉的批评。只是他们见我的肆无忌惮依然没有一点收敛,最后就彻底死心了,不但把我调离原来的岗位,还通报各直辖公安部门,无论我在哪里都不要分配给我任何一宗案件。后来轰轰烈烈的‘文革’爆发了,我因为之前的所作所为饱受打击。我以为劫后余生会改变我寻找真相的决心,但是我发现根本没有用。我没有办法说服自己,那时候我就明白了,我的后半生将在不断地寻找真相中苟延残喘。”
我心里突然开始有些同情陈重远,于是连忙安慰道:“陈老,事情总有水落石出的一天,如果你信得过我,我可以帮帮你—反正咱们在队里都不受待见,跟闲人没什么区别。”
陈重远兴奋不已地说:“燎原,你已经帮到了我,我知道上天总有开眼的一刻。”说着陈重远指了指卷宗封面上用毛笔写就的日期,“你仔细看看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