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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觉得这两件案子真的有关联吗？还是没有？如果让你猜的话。”
凯茜看着窗外的围篱和阴沉的天空想了很久，云层迅疾地彼此追逐。“我不知道，罗布，”最后，她跟我说，“有些地方不一样。凯蒂被弃置在很明显的地方，可是……就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这是个很大的差别。但也可能是那家伙第一次犯案的时候被吓到了，所以这回他可能心想如果让家属找到尸体或许可以减轻罪恶感。而且萨姆说得没错，同一个地方出现两个儿童杀手的概率有多高？如果要我打赌的话……我真的不知道。”
我踩了刹车，很用力。我和凯茜应该都尖叫了一声。有个东西冲到了马路上，身形很黑，贴近地面，动作很像鼬鼠或白鼬，但以体形来说太小了。它跑到车前面，又一溜烟钻进马路另一边的茂密围篱里去了。
我们全都往前猛冲（小路是单行道，我开得太快了），不过凯茜对安全带非常偏执。她爸妈当年本来可以靠安全带幸免于难。因此我们都系着安全带。车刹是刹住了，却打滑冲到路边才停下，一边的轮胎离壕沟只有几英寸的距离。我们俩呆坐着，吓得动弹不得。收音机里少女乐队正疯狂地欢呼，不停地哼哼唱唱。
“罗布？”过了好一会儿，凯茜才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你没事吧？”
我双手紧紧抓着方向盘，完全松不开。“那到底是什么？”
“什么？”她睁大眼睛，满脸惊恐。
“小动物啊，”我说，“那是什么？”
凯茜看着我，眼神很陌生，把我吓坏了，就跟刚才的小东西一样。她说：“我没看到什么小动物。”
“它直接冲到马路上了。你一定是没看到，因为你在看旁边。”
“嗯，”仿佛隔了好久，她才说，“嗯，应该是吧。会不会是狐狸？”
萨姆只花了几小时就找到了那位记者。他叫迈克尔·凯利，今年六十二岁，目前半退休，当记者当得算是颇为成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他揭发了一名部长让九名家族成员以“顾问”的名义领取政府薪资，这让他声名大噪，但之后就没有再创巅峰了。二〇〇〇年，政府宣布将兴建高速公路，凯利写了一篇报道，暗指政府已经达成初步目标，因为那天早上爱尔兰很多房地产开发商都很开心。然而，事情就这样无疾而终，只有环境部部长写了回信，陈腔滥调地解释高速公路会让民众便利、国家富强。
不过，萨姆费了好几天才说服凯利跟他见面。他第一次打电话过去，提到纳克拿里，凯利马上大吼一句：“小子，你当我白痴啊？”然后就被挂掉了。后来他答应见面，却坚决不肯约在城里，要萨姆大老远跑到凤凰公园另一头的一家非常廉价的酒吧去找他。
凯利鼻子很挺，一头风吹过似的飘逸白发，“看起来有点像诗人。”两人谈话过后的当天晚上，萨姆一边吃饭一边带着犹疑的语气跟我们说。萨姆买了一杯百利甜酒和一杯白兰地请他。（“真好。”我说，反正我本来就没什么胃口。“哇。”凯茜若有所思地看着家里的酒架说。）
萨姆试着探询高速公路的事，但凯利听到后身体一震，举起一只手，仿佛承受着剧痛般眨眨眼说：“声音，孩子，放小声一点……那条路有问题，当然有问题，但有人——我不能说名字，否则会惹祸上身——有人在事发前就已经要我把报道撤下。他们的说法是担心法律问题，因为缺乏事实证据……真离谱，胡说，根本就和私人利益有瓜葛。孩子，我跟你说，都柏林啊，这座龌龊肮脏的老城里有太多回忆了。”
不过，酒过三巡，他就放松下来，开始沉浸在回忆之中。“或许有人会说，”他坐在椅子上，身体前倾，比手画脚地对萨姆说，“或许有人会说那地方一开始就注定会出问题。太多漂亮的说辞了，你知道的，说什么那里将是未来的都市中心，结果等住宅区的房子都卖完之后，一切都落空？政府只会说预算不足，无法进一步开发。孩子，或许有人会说，当初政府搬出那一套说辞，只是为了让那些盖在鸟不生蛋地方的房子能够卖出去。当然，这不是我说的，因为我没有证据。”
他把酒喝干，感伤地望着空酒杯说：“我想说的很简单，就是那地方从一开始就有点不对劲。你知道吗，当初兴建住宅区时，工人的死伤率几乎是全国平均值的三倍？孩子，你相信土地也有灵魂，会反抗人类的不当行为吗？”
“不管别人怎么说纳克拿里，”我说，“至少它没有拿他妈的塑料袋罩在凯蒂·德夫林头上。”幸好应付凯利的人是萨姆，不是我。通常听到这种荒诞不经的说法，我会觉得挺有趣的，但以那一周的心情来说，我很可能会直接朝那老家伙的小腿踹下去。
“那你是怎么回答的？”凯茜问萨姆。
“我当然说相信了，”萨姆把叉子上的意大利宽面弄下来，若无其事地说，“要是他问我相不相信爱尔兰有小绿人，我都会说相信。”凯利喝完第三杯（这杯萨姆想报销可就没那么容易了）之后，下巴抵在胸前，不再开口说话。后来他穿上外套，用力跟萨姆握手，握了很久并低声对他说：“到安全的地方再打开。”说完就冲出了餐厅，留下萨姆和他手心里的纸团。
“可怜的家伙，”萨姆一边翻找口袋一边说，“我想他一定很感激有人听他说话，他那个样子，就算站在屋顶大声喊，也没有人会相信他说的话。”他掏出小小的一坨银色的东西，谨慎地用拇指和食指捏着拿给凯茜。我放下叉子，凑到她背后看。
她手上的是一张银色的纸（就是烟盒里会看到的那种纸），漂亮地紧紧滚成一个小卷。凯茜把纸卷打开，银纸背面用签字笔脏兮兮地写满了蝇头小字：“动力——肯尼思·麦克林托克；未来——特伦斯·安德鲁斯；环球——杰弗里·巴尔内斯和康纳·罗奇。”
“你确定我们可以相信他？”我问。
“他是疯子，”萨姆说，“但也是个好记者，起码之前是。我猜他应该有十成的把握，否则不会交给我。”
凯茜用指尖磨蹭着小纸片。“要是查证属实，”她说，“这绝对是我们目前找到的最好的线索。干得好，萨姆。”
“他回到车上，你知道，”萨姆说，语气透露出些许担忧，“我不知道该不该让他开车，毕竟他喝了那么多，可是……我可能还需要再去找他谈谈，没错，我需要跟他保持联系。我在想是不是应该给他打个电话，看他是不是平安到家了？”
第二天是周五，侦查已经过了两周半，那天傍晚奥凯利把我们三个叫进办公室。外面天空晴朗，寒风凛冽，不过阳光穿透大窗户洒了进来。重案室里暖洋洋的，让人感觉好像还是夏天。萨姆在他的角落里不是低声打电话，就是抄抄写写。凯茜在电脑上查某人的档案，我和两名支援刑警刚刚泡完咖啡，正在传马克杯。就像教室一样，房间里充满了低声细语。奥凯利在门口一探头，拇指和食指圈成小圆放进嘴中吹出了一声尖锐的口哨，细语声停息之后，他开口说道：“瑞安、马多克斯和奥尼尔。”他竖起拇指比比身后，接着就把门甩上了。
我用眼角余光瞄了一眼，发现支援刑警都扬起眉毛，偷偷左右对望。这个场景我们两天前就预料到了，起码我是如此。开车上班的时候，冲澡的时候，我都会在脑袋里模拟可能发生的状况，甚至睡梦中都会醒来自言自语。“领带。”我对萨姆说，同时伸手比画了下。他专心想事情的时候，领带结常常会偏向一边。凯茜匆匆灌了一大口咖啡，吁了一口气。“好了，”她说，“走吧。”支援刑警又开始忙各自的工作，但我可以感觉到他们的目光还在我们三个身上，一直到我们走出重案室，进到走廊为止。
我们走进办公室，奥凯利已经坐在桌前，手里把玩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留下来的难看的铬合金碰碰球。“那么，”他一看到我们就问道，“你们那个叫什么玩意的任务进行得怎么样了？”我们没有人坐下，三个人详细说明了到目前为止的办案进度，还有为什么找不出杀死凯蒂·德夫林的凶手的原因。我们说得太急，太冗长，不断重复地讲了一堆他早就知道的细节，我们都猜到他会有什么反应，但三个人就是不想面对现实。
“看来你们能查的、该查的都查了。”我们总算报告完后，奥凯利说。他还在玩那个恐怖的碰碰球，“咔、咔、咔”，响个不停。“找到嫌疑犯了吗？”
“我们觉得家长很有可能，”我说，“不是父亲，就是母亲。”
“换句话说你们根本不知道是哪一个。”
“报告头儿，我们还在追查。”凯茜说。
“关于威胁电话，我已经锁定了四个主要对象。”萨姆说。
奥凯利抬头瞄了一眼说：“我读过你的报告了，你自己小心点。”
“是，头儿。”
“很好，”奥凯利放下玩具，说，“继续努力，但我想三十五名支援刑警应该是没有必要了。”
虽然我早就料到他会这么说，但听了还是心头一沉。我不是很喜欢支援刑警，但撤掉支援的这个决定意义重大，这表示我们要迈出撤退的第一步，且这么一退就再也不能回头了。换句话说，再过几周，奥凯利就会让我们回去值班，派给我们新的任务，“维斯塔尔行动”就会变成有空再办的案子。再过几个月，凯蒂的档案就会被送到地下室，收进纸箱，最终布满灰尘，每隔一两年才会被翻出来一次（如果我们发现了什么新线索的话）。爱尔兰国家电视台会替她制作煽情的纪录片，并且用低沉的旁白和毛骨悚然的音乐告诉大家这件命案悬而未决。不知基尔南和麦凯布当年是不是也在同一个房间里听过同样的话，说不定说话的人也在玩同样一个无聊的玩具。
奥凯利察觉到了我们无声的抗议，便说：“怎么了？”
我们铆足劲儿，用最真诚且流利的表达，把预先准备好的说辞搬了出来。但我嘴上说着，心里却明白这只是白费工夫。我不想回忆自己当时说了什么，但很肯定说到最后根本就是在胡言乱语。“头儿，我们一开始就知道这不是什么易如反掌的案子，”到最后，我说，“但我们确实在前进，即使一次只有一点点。我真的觉得现在就说放弃还太早。”
“放弃？”奥凯利气得大骂，“你什么时候听到我说‘放弃’了？我们不是放弃，是缩小规模，听懂没有？”
没有人答话。他靠在桌上，双手指尖对指尖，拱成金字塔的形状。“小子，”他的语气和缓下来，“这只是简单的投资回报率分析，既然要派支援刑警，就得有用才行。你们还有多少人需要查访？”
一阵沉默。
“今天有多少人打专线电话？”
“五个，”凯茜过了一会儿才说，“目前。”
“有用的有几个？”
“可能没有。”
“那就对了，”奥凯利双手一摊，“瑞安，你自己也说这不是什么好办的案子，我的看法跟你完全一样。案子不是办得快，就是办得慢，这件案子显然需要时间。再说，这阵子又冒出三件凶杀案，北区也有扫毒行动要忙，我成天都在接电话，问我到底把都柏林的支援刑警都派到哪里去了。你们明不明白我的意思？”
我当然明白，我太明白了。不管我个人对奥凯利有什么偏见，都必须承认一点：换成其他长官，他们连案子都不会交给我和凯茜。爱尔兰再怎么说也只是个小地方，通常很快就能找到嫌疑犯，因此警方大部分时间不是在追查歹徒是谁，而是搜集证据，想办法将凶手定罪。“维斯塔尔行动”刚开始的那几天，奥凯利发现这件案子非比寻常，备受各方关注时，心里肯定想过要我和凯茜回去办出租车命案，把这案子交给科斯特洛或其他有三十年资历的警探，然而他却没有这么做。我自认为并不天真，但我觉得他这么做肯定出于忠诚，即使并非心甘情愿。当然，并不是对我们忠诚，而是因为我们是他属下。我之前一直觉得应该是这样，现在却猜想是不是还有其他原因：难道他征战多年的第六感从一开始就告诉他此案破案无望，所以才……
“那就留一两个帮手吧，”奥凯利大方地说，“负责接电话和跑腿之类的。你们想要留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