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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点左右，我到了圣贝纳迪诺。我开到坡底，停在普里斯科特酒店旁一个画对角线的停车位上。我从后备厢里扛出行李箱，刚走了三步路，一个下身镶边裤子，上身白衬衫，打着黑领结的服务生就从我手里一把拉走了箱子。
值班的接待员是个圆脑袋的秃子，对我、对任何事都不感兴趣。他半披着一套白色亚麻衣服，一边打哈欠一边递给我笔。他望着远处，仿佛在追忆童年。
我和服务生坐四轮电梯来到二楼，转了几个弯走过几排房间。越走越热。服务生打开房门，那房间小得像是给孩子住的，只有通风井上开了一扇窗户。空调的进风口在天花板一角，跟一块女式手绢差不多大。上面系的一小段丝带有气无力地飘动着，不过是为了表示还是有风的。
那服务生高高瘦瘦、面色蜡黄、年纪不小，态度冷得就像肉冻里的一片鸡肉。他把嘴里的口香糖盘了一圈，将我的箱子放到椅子上，抬头瞧瞧窗户的铁栅，立定看着我。他的眼睛水汪汪的。
“也许我应该要一美元的房间，”我说，“这间好像有点太紧巴巴了。”
“我看能弄到一间就算你走运了。这时节镇子都快挤爆啦。”
“给我俩拿点干姜水、杯子和冰块来。”我说。
“我俩？”
“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正好也是爱喝两口的。”
“这么晚了，我想可以冒个险。”
他出去了。我脱下外套、领带、衬衣和汗衫，门敞着，我在温热的穿堂风里走来走去。风里有炽热的铁腥味。我侧身挤进卫生间——那种卫生间就是这个样子——往身上浇不太凉的凉水。我的呼吸顺畅了一点，这时候那懒洋洋的高个服务生端着托盘回来了。他关上门，我拿出一瓶黑麦威士忌。他调了两杯酒，我们看着酒杯照例虚伪地笑笑，喝起来。我脖子后面沁出的汗珠沿脊柱流着，等我放下杯子，已经快沾湿袜子了。但我还是觉得好多了。我坐在床上，看着那服务生。
“你能待多久？”
“待着干吗呢？”
“回忆。”
“我记性烂透了。”他说。
“我想用我自己那套办法，”我说，“花掉点钱。”我从屁股口袋里抽出钱包，把皱巴巴的钞票在床上一字排开。
“失礼了，”服务生说道，“我还以为你是警探呢。”
“别傻了，”我说，“哪里见过警探用自己的钱独自打牌玩儿的？你可以叫我‘查事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