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糟糕的一天。里沃利街上靠近莫里斯酒店的一家咖啡馆看起来不错，我走进去，坐在过道上的桌子边，下意识地瞥向对桌，正巧与一位年轻女士四目相接，那位女士马上就认出了我，并露出惊讶的表情。是索菲娅·凯索勒斯夫人。一瞬间，仿佛打开了封锁记忆的瓶子，往事如鬼怪般朝我扑来。我太震惊了，觉得血色正从脸上慢慢退去。
凯索勒斯夫人很快来到我身边。
“德拉蒙德先生，你怎么了？你看起来不太好，需要帮忙吗？”
“不，没事，来杯酒就行了。法国白兰地，谢谢。”
她帮我点了酒，然后坐下来热心地帮我脱掉外套。“哦，老天，这么热的天你还穿这么多。”
放在其他时候，这一举动或许十分贴心，但此时，我尴尬地意识到，在咖啡馆其他客人看来，这一幕不过是善良的孙女在照顾她头发花白的可怜爷爷。
“夫人，我真的——”
她举起一根手指用力压住我的嘴唇。“在你享用完白兰地、恢复过来之前请别再说话。半个字都别说。”
我听话地照办了。本来嘛，风水轮流转。我们上次见面是在六个月前，那场噩梦发生时她不知如何是好，而我是那个给她力量的人。与我重逢，残酷的往事一定也同样给予她沉重的一击。我该为她能挺过来表示赞叹。
我的白兰地来了，出于强迫症——可以这么说——我下意识地拿起杯子，透过阳光观察酒的颜色。凯索勒斯夫人的嘴唇弯成一个淡淡的微笑。
“亲爱的德拉蒙德先生，”她喃喃道，“您真是永远的鉴赏家。”
说得没错，我确实是鉴赏家。同时，这句话将我带回到一年前，也是这样一个阳光灿烂的巴黎晴天，一切的起点……
那天，一个名叫马克斯·德·马雷查尔的男人来到我的公司位于巴里街上的办公室找我，布鲁莱特与德拉蒙德红酒公司。我模糊地记得，德·马雷查尔是一份颇有名气的小众杂志的总编，叫《地下室》，一本专业的红酒鉴赏咨询类刊物。这不是那种商业性出版物，而是类似主题为“要纳税的地下室”的地下刊物，供一小部分有品位的业余红酒爱好者阅读。杂志上的大部分观点我都认同，于是很开心见一见总编。
然而，刚见面我就马上发现，自己不喜欢这个男人。他四十五岁左右，衣冠楚楚，神气活现，典型的退位领袖型人物。他喜怒无常的性格几乎把我逼至临界点。我试图表现得宠辱不惊、面无表情。这种情绪像被水柱顶起的乒乓球般忽上忽下、起伏不定的人，会让我非常不舒服。
据他解释，这次来访的目的是采访我，为那本杂志的一个系列文章作准备。他准备询问多位红酒专家，在他们品尝过的酒中，葡萄的最佳产地和产期是什么。如果最终发现，英雄所见略同，那就可以记录下来。如果——
“如果，”我打断他，“众人对‘最佳’的意见未达成统一，那你问一百位专家，就会得到一百个不同意见。”
“刚开始看起来确实是这样，不过做到现在，我已经发现了一处小统一，有两个年份的地位无可撼动。”
“哪两个？”
“都在勃艮第。一个是勃艮第一九三二，另一个是罗曼尼·康帝一九三四。显然，这两个年份无可争辩地并列最尊贵红酒排行榜榜首。”
“无可争辩。”
“您心目中‘不看就知是好酒’的选择也在它们之中吗？”
“我不想做这种选择，德·马雷查尔先生。对这个级别的红酒来说，互相比较不仅令人生厌，而且根本比不出结果。”
“那么，您不相信任何通过这种比较方式评出的最佳葡萄产期喽？”
“不，至少还有一瓶是公认的好酒。我从未尝过，外界关于它的溢美之词不绝于耳。这瓶酒的产地是勃艮第，毋庸置疑，那个庄园再也做不出这么好的酒了。一个非常小的庄园。你知道我在说哪个年份了吧？”
“我想我知道。”德·马雷查尔的双眼因兴奋而发亮，“久负盛名的尼依·圣-欧恩一九二九。我说对了吗？”
“没错。”
他无奈地耸了耸肩。“但知道它好又如何，没人尝过它的味道。我希望这个系列品鉴的都是还存在的名酒。至今为止，我采访的鉴赏家都知道这瓶传说中的圣-欧恩，但没一个人见过。像这样的传奇美酒——很可能是迄今为止最好的——却只存在于传说中，真是可悲。哪怕只有一瓶存留于世——”
“你怎么知道没有？”我问。
“我怎么知道？”德·马雷查尔冲我遗憾地笑了笑，“因为，我亲爱的德拉蒙德，不可能有。前不久我亲自去了一趟圣-欧恩酒庄，那里的酿酒记录显示，一九二九年总共只生产了四百八十箱。想想看，这么多年过去了，全世界这么多鉴赏家如饥似渴地寻找它，而总共只有四百八十箱。我敢向你保证，最后一瓶早在三十年前就不存在了。”
我本不想说出来的，但他那不可一世的笑脸使我没能控制住。
“恐怕你的计算有些出入，我亲爱的德·马雷查尔。”用言语给他一击之后，看他傻眼的感觉真不错，“其实，此时此刻，就有一瓶尼依·圣-欧恩一九二九躺在我公司的地下酒窖里。”
这件事带给他的震惊远远超乎我的想象。他张大嘴巴看着我，下巴都要掉下来了，惊讶地半句话都说不出来。接着脸色渐暗，泛起怀疑的神色。
“你在开玩笑，”他说，“绝对的。你刚刚才跟我说从未尝过，现在又说——”
“我不过是在陈述事实。去年我的搭档死后，我在他的私人收藏里发现的。”
“而你没有打开它？”
“我打消了这个念头。那瓶酒年代过于久远，万一打开后发现已经坏了，将给我带来无以复加的痛苦。”
“哦，不！”德·马雷查尔拍了一下额头，“你是个美国人，先生，这才是问题所在。只有继承了清教徒从克己自虐中寻求变态快感的美国人才会这么说话。而世间仅存的最后一瓶尼依·圣-欧恩一九二九竟留于这种人之手！这不行，这绝对不行。德拉蒙德先生，我们必须聊聊价格了，你打算为这瓶圣-欧恩开多少价？”
“无价。它是非卖品。”
“必须卖！”德·马雷查尔暴躁地叫道，然后花了点力气控制住了情绪，“听着，实话实说，我并不富有。为那瓶酒我顶多能出一千法郎——最多两千，真不敢相信我敢开这个价。但我有个熟人，不管你开多少价他都能满足。基罗斯·凯索勒斯先生，或许你认识他？”
作为整个欧洲大陆最富有的人，很多富商都对他脱帽致敬，因此你很难不知道基罗斯·凯索勒斯这个人，尽管他竭尽全力想过隐居生活。
“当然。”我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