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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灵汉的家信越到后来越绝望。“这是个冷酷的地方,让人的心也变得如同铁石,”他写道,“我告诉自己,我绝不能让这里把自己变得更痛苦。但这很难。”他接着说道:“我来以后,至少每个月都会有一个人被[处决]。没有意义,又很残酷……你们也看到了,我们在这里没有生活,只有生存。”1996年,他写道:“我就是想知道,我有过一个妻子和三个可爱的孩子,我爱她们,可我的生活为什么要这样结束。有的时候我就想,这一切都毫无价值……我来这三年半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觉得人生是如此的毫无价值,孤独凄凉。”他写道,自从那场大火以后,他就感觉自己的人生在被一点点地抹去。他在牢房里存着孩子和斯黛茜的照片,翻来覆去地看。“那么久了,那么遥远,”他在一首诗里写道,“那里的一切真的存在过吗?”

死囚被关在大监狱里面的一个小监狱里,没有改造,没有教育,也没有技能培训。1999年,亨茨维尔监狱发生了多名囚犯试图越狱的事件,于是威灵汉与其他四百五十九名死囚就被转移到了安全等级更高的得州利文斯顿监狱。威灵汉被关在一个六十平方英尺的单间里,每天的放风时间只有一个小时。他想通过画画来转移注意力——用他的话说就是“画着玩玩”——还有写诗。在一首关于孩子的诗里,他写道:“你们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事物。”吉尔伯特曾提出过一些修改意见,他解释说,这些诗不管多么粗陋,都完全是他真实的感受。“所以,对我来说,把这些文字拆开,单纯为了创意写作的目的去润色,这就违背了我的初衷。”他说道。

虽然他在努力给自己找事情做,在日记里,他还是写道,自己的头脑“每天都在退化”。不再锻炼以后,体重也增加了。他质疑自己的信仰:“关心造物的神绝不会抛弃无辜的人。”他似乎并不在乎狱友攻击他。“一个内心早已死去的人,不会害怕”死亡,他写道。

一个接一个地,他在监狱里认识的人都被送进了死刑室。有一个叫小克里夫顿·罗素的,十八岁,殴打并刺死了一个人,在遗言中写道:“天上的主,我的父,感谢你赐予我的恩典——我准备好了。”一个叫杰弗里·迪恩·莫雷的,绑架并枪杀了一名女性,在遗言中写道:“我爱你,妈妈。永别了。”还有一个叫约翰·费兰斯的,罪名是谋杀邻居,在人生的最后时刻皈依了主,说:“愿祂宽恕我的作为。”

威灵汉跟一些狱友熟络了起来,哪怕他知道这些人身犯命案。2000年3月,威灵汉的朋友彭查伊·威尔克森被执行了死刑。他二十八岁,在抢劫珠宝店时枪杀了一名店员。后来,威灵汉在日记里写道,他感到了“自从孩子们死去之后从未有过的空虚感”。一年之后,他的另一个朋友也即将被处决——“监狱里少有的几个不被吹嘘之风裹挟的真正的人之一”——他死前想请威灵汉为他最后作一幅画。“天哪,我从没想过画一朵玫瑰会这么消耗心神,”威灵汉写道,“最难的地方是,你知道这是你能为他做的最后一件事。”

欧内斯特·雷伊·威利斯是威灵汉的狱友,两人的案子惊人地相似。1987年,威利斯被判死刑,罪名是在西得克萨斯纵火,导致两名妇女死亡。威利斯告诉调查员,他当时睡在朋友家的客厅里,一起来就看见了满屋浓烟。他说自己试着叫醒一个睡在别的屋里的女人,但是火和烟太大了,他只好退回来,在房屋烧塌之前从前门逃了出去。多名目击证人说威利斯形迹可疑。他把车开出了院子,而且没有表现出“任何感情”,这是一名志愿消防员说的。当局也怀疑过威利斯光着脚跑出来为何没有受伤。火灾调查员也发现了泼洒形状、水坑状过火区域等纵火的迹象。当局没有发现任何动机,但还是宣称威利斯——他之前没有暴力行为的记录——有反社会倾向。用检察官的话说,他是一个“恶魔”。威利斯获罪一级谋杀,判处死刑。

威利斯后来找了个“厉害律师”,威灵汉不无嫉妒地说。詹姆斯·布兰科是纽约著名的知识产权律师,事务所派他来代理威利斯的案子,作为公益工作的一部分。布兰科坚信威利斯是无辜的,为此投入了十几年光阴,事务所也花了几百万美元请火灾咨询专家、私家侦探、法医专家等协助。而威灵汉则要靠法院指派的律师大卫·马丁和他的一个同事来处理上诉的问题。威灵汉常常对父母说:“你们不知道,连辩护律师都觉得你有罪是什么感觉。”与许多死囚一样,威灵汉最后提交了一份关于律师能力不足的声诉。(我最近问了马丁代理威灵汉一案的事,他说:“完全没有理由推翻,判决是绝对正确的。”关于这起案子,他是这么说的:“天哪,怎么还有人琢磨这件案子!”)

威灵汉尝试过自学法律,阅读《律师决胜,法庭手腕:凭借技巧、智慧、艺术、勇气、手段和雄辩胜诉的案件实例》一类的书。然而,他跟朋友坦白说:“法律太复杂了,我根本搞不明白。”1996年,法院给他指派了一名新律师,瓦尔特·里弗斯。他对我说,看过威灵汉的辩护和上诉律师的表现后,他感到很震惊。他为威灵汉提请了州里的人身保护令,又称“大令状”。死刑的上诉流程极其复杂,十多年才走完也不稀奇,而在这个过程中,人身保护令是最关键的阶段。有了它,犯人就可以举出新证据,比如伪证、医学专家不可靠、鉴定发现有误等。但是,在死囚中,威灵汉这样一穷二白的人占了一大部分,他们没有能力去追查新证人、挖掘新证据,只好依靠法院指派的律师。根据非营利组织得克萨斯辩护服务的一份研究,许多此类律师“要么能力差,要么责任心差,要么忙不过来”。2000年,《达拉斯晨报》的一份调查表明,得州被判处死刑者中,约有四分之一的辩护律师是法庭指派的,而且这些律师曾经“受到州律师协会的警告记过、留档查看、暂停执业、吊销执照等处分”。虽然里弗斯的水平相对高一些,但他也没有重启调查的资源,而且他申请的令状也没有带来新的脱罪证据:在韦伯、目击证词、医学专家的可靠性方面都没有进展。焦点放在了程序问题上,比如审判庭给陪审团的案件说明中是否有错误。

得州刑事上诉法院是出了名的死硬派,哪怕证据确凿也要维持原判。1997年,DNA检测证明,从强奸受害者身上采集的精子与罗伊·科里纳的不符。后者曾因此案被判处了九十九年有期徒刑。两个下级法院都建议重判,但刑事上诉法院还是维持了原判,理由是科里纳可能戴了安全套或没有射精。时任该庭审判长的沙朗·凯勒表达了法庭成员的多数意见:“新证据不能证明犯人无辜。”2000年,乔治·W.布什将科里纳特赦。(凯勒最近被指控司法不当,理由是为了不让当晚要被处死的一名犯人临刑申诉,拒绝让工作人员在五点后继续工作。)

1997年10月31日,刑事上诉法院拒绝了威灵汉的令状。威灵汉又向联邦法院申请了一份人身保护状,这次获得了临时批准。他在一首诗里写道:“新的机会,新的希望/躲过了一颗子弹,逃过了一日死期。”

威灵汉当时正处在上诉的最后阶段。他越来越焦虑,也越来越依赖吉尔伯特的案情调查和情感支持。“她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她为我的生命带来了怎样的机会,”他在日记里写道,“这么多年来的第一次,她给了我一个目标,一个希望。”

随着两人友情的加深,他请求她保证,不会一句话不说就消失。“那简直是要我的命。”他对她说。

两人一起研究了线索和证词。吉尔伯特说,她会把线索发给里弗斯,然后由他跟进。然而,虽然他同情威灵汉,但似乎一直没什么进展。2002年,一所联邦上诉法院连听证会都没开就否决了威灵汉的令状申请。“现在,我要踏上人生的最后一段路了,”威灵汉给吉尔伯特写信说,“该把事情都整理清楚了。”

他向美国最高法院提起上诉,却在2003年12月接到通知,最高法院拒绝审理他的案子。没过多久,他就收到了一则法院通知,内容是:“得克萨斯州亨茨维尔刑事司法局局长已指定行刑人……特此指示和命令其于2004年2月17日晚6时之后于得克萨斯州亨茨维尔刑事司法局为该犯卡梅隆·托德·威灵汉执行本死刑判决,执行方式为静脉注射致死剂量的一种或多种药品。”

威灵汉给父母写了一封信。“你们现在坐好了吗?”他先问了一句,才告诉他们这一消息。“我非常爱你们。”他说。

他仅剩的一条活路就是向得克萨斯州州长,共和党人里奇·佩里请求特赦。这一流程被认为是行刑前的最后一道关口,最高法院称之为“我国刑事司法制度中的故障保险”。

2004年1月里的一天,知名火灾研究专家杰拉德·赫斯特收到了一份文件,详述了威灵汉案的纵火相关证据。吉尔伯特偶然听说了赫斯特的名字,便和威灵汉的一名亲戚一起联系了他,向他求助。在请求下,赫斯特同意无偿审阅该案证据,威灵汉的辩护律师里弗斯也把相关文件发了过去,希望能找到特赦的依据。

赫斯特在奥斯汀自家的地下室里翻开了卷宗。这里是他的实验室和办公室,摆满了显微镜和正在进行中的实验的图表。赫斯特身高差不多有六英尺半,不过有点驼背,所以看起来没那么高。一头灰白的长发半遮住他憔悴的面庞。他穿着平常的工作服:黑鞋黑袜、黑T恤,宽松的黑色吊带长裤,嘴里嚼着烟叶。

赫斯特是在大萧条时代的一个佃农家庭长大的,从小就是个神童。他经常在垃圾场里寻宝,收集磁铁和铜导线,以制作收音机和其他设备。六十年代初,他获得了剑桥大学的化学博士学位,开始进行氟和其他易爆化学品的实验,有一次把实验室都炸了。后来,他担任多家美国企业的秘密武器计划的科研负责人,设计火箭和威力极大的燃烧弹——他称之为“上帝厌弃之物”。他参与研发了奥曲莱特炸弹。这种炸弹被描述为“除核武器外最强大的炸药”。他实验过一些毒性极强的药物,只要一小滴就能把人的肌肉腐蚀掉。在实验室里,他往往要穿上加压登月服。就算这样小心谨慎,长期接触化学品还是使他患上了肾衰竭。1994年,他不得不接受肾移植。利用对所谓的“纵火阴暗面”的研究成果,他用奥曲莱特炸弹改造了凝固汽油弹,为在越南执行任务的美国特工开发了多种“土制法”,用当地的鸡粪和蔗糖制作炸弹。他还完善了一种通过硝化T恤纤维来制造T恤炸弹的方法。

终于,他的良知觉醒了。“有一天,你会问自己,我到底在干什么?”他回忆道。他退出了国防工业,投入到铝箔气球(一种改进版修正液)和基纳帕克(一种低意外爆炸风险的炸药)的研究中去。由于他在火焰与爆炸物方面的知识极其丰富,民事诉讼机构经常请他鉴定爆炸原因。进入九十年代后,他开始将大量时间投入到刑事纵火案件中。了解到地方和州级火灾调查员采用的方法后,他被眼前的一切震惊了。

事实上,许多火灾调查员只有高中学历。在大部分州,调查员上岗需要参加四十个学时的火灾调查课程,还要通过书面考试。调查员的主要培训经历往往是在上岗后,从这一行的“老人”那里学习。老人会向新人传授各种隐秘纵火迹象方面的智慧。然而,1977年的一份研究提出警告,没有“科学研究来证明其合理性”。

1992年,旨在推动火灾预防与用火安全的全国消防协会发布了第一份有科学依据的火灾调查指南。然而,许多火灾调查员依然认为,他们的行当是一门艺术,而非科学——是经验与直觉的集合。1997年,国际火灾调查员协会提交了一份摘要,提出火灾调查员不应该受1993年最高法院一项判决的约束,即法庭做证专家应遵循科学方法。该简报称,火灾调查员的“科学性不足”。时至2000年,多家法院已经否定了此类主张,火灾调查员对科学方法的认可度也越来越高,但是各地情况不一,许多人仍然在沿用没有科学依据的长年经验。“整体上,火灾调查方法的思路跟‘地球是平的’差不多,”赫斯特对我说,“看上去是纵火——那就是纵火。”他继续说道,“我认为,科学基础是必需的。否则,那与猎巫运动有何区别。”

1998年,赫斯特调查了一名北卡罗来纳州女性泰瑞·辛森的案件。她被指控纵火,导致十七个月大的儿子死亡,面临死刑判决。赫斯特进行了多次复原试验,表明事实并非火灾调查员所说的纵火,而是意外着火,起因是阁楼电线短路。由于这一研究,辛森获释。约翰·兰迪尼是一名火灾专家,写过一本纵火调查方面的主要教科书,他将赫斯特描述为“天才”。一名得州检察官在接受《芝加哥论坛报》采访时这样描述赫斯特:“他说是纵火,那就是纵火;他说不是,那就不是。”

赫斯特的专利授权费很多,所以有财力为了一个案件无偿工作几个月甚至几年。但是,他拿到威灵汉案的卷宗时,距离预定死刑执行日期只有几周了。赫斯特查阅案件记录时,州消防厅副厅长曼纽尔·瓦斯奎斯的一份陈述引起了他的注意。瓦斯奎斯举证说,他经办过一千二百到一千五百件火灾案件,“绝大部分”都是纵火。这个估计有些太高了。根据得克萨斯州消防厅的记录,纵火比例只占百分之五十左右。

瓦斯奎斯还说,威灵汉家的大火由于液体助燃剂而起势“迅猛”。这也让赫斯特感到震惊。几十年来,火灾调查员在法庭上一直重复着一种说法:可燃液体会让火焰达到更高的温度。然而,这个理论毫无道理:实验表明,木头燃烧和汽油燃烧的温度基本上相同。

瓦斯奎斯和福格提出的另一个纵火证据是,前门的铝质门槛被烧化了。“只有助燃剂才能实现这一点。”瓦斯奎斯说。赫斯特也对此表示怀疑。原木燃烧的温度可以达到两千华氏度,远高于铝合金的熔点,后者一般在一千至一千二百华氏度之间。而且,瓦斯奎斯和福格也犯了一个火灾调查员的常见错误,以为铝质门槛下的木头灼烧痕迹证明——用瓦斯奎斯的话说——“液体助燃剂从下面流过并燃烧”。赫斯特进行过各类实验,均表明此种灼痕只是铝材传热的结果罢了。实际上,液体助燃剂浇在门槛上会导致火焰缺氧熄灭。(其他科学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要是液体助燃剂能在铝门槛底下烧起来,那煎锅里的黄油就能着火,只要你不把盖子盖严实。”赫斯特在威灵汉案的调查报告中如是说。

接下来,赫斯特检验了瓦斯奎斯与福格的另一个论断,即威灵汉家前门厅的“褐色污迹”是“液体助燃剂”的证据。赫斯特之前在自家车库里做过实验,把焦炭打火机油浇在混凝土的地面上,然后引燃。火焰熄灭后,现场没有褐色污迹留存,只有烧灼痕迹。赫斯特用各种液体助燃剂进行了多次实验,结果都是一样的。褐色污迹在火场中很常见,成分一般是烧焦物件上的铁锈铜锈或黏稠附着物,再加上消防龙头喷的水。

威灵汉被定罪的另一项关键证据是“裂纹玻璃”,瓦斯奎斯认为它是由液体助燃剂催发的迅猛大火导致的。然而,1991年11月,一支火灾调查员团队实地考察了加州奥克兰山区的五十座房屋,当地刚刚经历过一次森林火灾。这些房屋大部分位于火场外围,消防队员直接向其喷射了水柱。调查员后来公开发表了一份研究,提出了一种理论:裂纹不是由突然升温而是由突然降温导致的,巨大的温差导致玻璃急速收缩,于是破碎。调查员接着在实验室中检验了这一假设。加热玻璃的过程中,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但是,每次把水浇到高温的玻璃上时,裂纹就会出现。在剑桥大学做科研期间,他曾用喷灯加热玻璃,然后将其冷却,也观察到了同样的现象。赫斯特在报告中说,瓦斯奎斯和福格对裂纹玻璃的看法简直是“老妇人的迷信”。

之后,赫斯特又针对威灵汉案的几个重要纵火证据提出了反面意见:燃烧轨迹、泼洒形状、水坑状过火区域、倒三角和其他表明有多处起火点的灼烧痕迹、儿童床底下着火等。还有前门旁查出的矿油精,以及威灵汉看似不可思议的说法:他光着脚跑出了房子,脚却没有被烧伤。

随着赫斯特进一步阅读卷宗,他注意到,威灵汉和多名邻居都说,房前的窗户突然爆开了,里面有火焰喷射出来。赫斯特当时就想到了传奇的“酸柠街大火”,它是火灾调查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1990年10月15日傍晚,时年三十岁的男子杰拉德·韦恩·刘易斯站在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酸柠街上的自家屋外,怀里抱着三岁的儿子。他家的两层木结构房屋陷入了一片火海。火焰熄灭时,共有六人死亡,包括刘易斯的妻子。刘易斯说,他把儿子救了出来,但没能救出楼上的其他人。

火灾调查员勘察现场时发现了经典的纵火迹象:火焰沿着墙面底部和地面蔓延、泼洒形状、水坑状过火区域、从客厅进入走廊的燃烧痕迹。刘易斯声称是意外,起火点是客厅的沙发,他儿子当时在玩火柴。但是,一扇门前有倒三角痕迹,表明还有其他的起火点。有目击者向当局举证,称刘易斯在火灾中似乎很平静,从未试图求救。《洛杉矶时报》撰文称,刘易斯曾因虐待妻子被捕,后者还申请了一份针对他的禁止令。一名化学家说,他在刘易斯的衣服和鞋子上发现了汽油,于是当地警方就得出结论:“火灾起因是泼洒在前门、门厅、客厅、楼梯、二楼卧室的汽油被引燃。”刘易斯被逮捕,受到谋杀六人的指控,面临死刑惩罚。

然后,后续化验表明,汽油鉴定结果是错误的。此外,当地电视台清晰地拍摄到了刘易斯在火灾现场的痛苦状态。调查员也发现,他曾跳上一台驶过的车辆,请求司机叫火警。

为了夯实观点,检方向火灾专家约翰·兰迪尼和约翰·德哈恩寻求咨询,后者同样是著名调查员兼教科书作者。兰迪尼对我说,虽然案件中有一些疑点,但是根据房屋中典型的烧灼图案和水坑状过火区域,他确定是刘易斯放的火:“我已经准备好出庭做证,把这个家伙送上电椅了。”

为了发现真相,两名调查员在检方配合下,准备进行一次精密的实验,重现火灾现场。当地政府批准调查员使用刘易斯家旁边的一栋即将被拆毁的废弃住宅。两座房屋基本是一样的,调查员在废宅中按照刘易斯家的样子装上了地毯、窗帘和家具。科研人员还在屋内加上了耐火温度计与气体传感器。实验成本为两万美元。兰迪尼没有使用液体助燃剂,就在客厅沙发上点了火。预期结果是,实验将表明刘易斯的叙述是不可能的。

调查员看到沙发迅速被火焰吞噬,滚滚浓烟冲向天花板,然后向外散开,在头顶形成了厚厚的一层高温气体——这层气体的传热效率很高。不到三分钟,浓烟从下面的火焰中吸收了更多气体,开始沿着墙面下沉,布满了整个客厅。在浓烟靠近地面时,部分区域的温度超过了一千一百华氏度。突然,整个屋子在火焰中爆炸了,高温把家具、窗帘、一切可燃物,甚至地毯通通引燃了。窗户也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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