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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认为伯丁的情绪已经稳定下来，可以回卡雷家的房车了。但是，他依然躁动，止不住地想真正的尼古拉斯·巴克莱到底怎么了。帕克也是一样。在确定伯丁身份的过程中，他已经开始收集信息，找尼古拉斯的邻居谈话了。尼古拉斯失踪的时候，跟贝弗利一起住在圣安东尼奥的一座小平房里。尼古拉斯同母异父的哥哥杰森当时二十四岁，一度在犹他州与表兄弟同住，最近又搬了回来。杰森是个壮汉，一头长长的棕色鬈发，牛仔裤后边的口袋里经常揣着一把梳子。他身上和脸上都有灼痕：十三岁的时候，他刚往割草机里加完汽油就开始抽烟，结果把自己烧到了。卡雷说，因为伤疤的原因，“杰森担心自己会找不到对象，孤独终老”。他喜欢用吉他弹林纳·史金纳的歌，还有点美术天分，给朋友画的素描肖像都挺不错。他只读到了高中毕业，但人很聪明。他跟母亲一样有成瘾性人格，不仅酗酒，还使用可卡因。用卡雷的话说，他也有自己的“心魔”。
1994年6月13日，贝弗利和杰森报了警，说尼古拉斯三天前在打篮球，给家里打了个付费电话，要他们开车接自己回家，贝弗利正在睡觉，是杰森接的。他让尼古拉斯走回来，但是尼古拉斯一直未归。尼古拉斯跟妈妈刚因为偷网球鞋的事吵过架，她正在考虑把孩子送去少管所。所以，警方起初以为尼古拉斯离家出走了，虽然他身上没有财物。
警方报告中称，尼古拉斯失踪后，贝弗利家里出了好几件事。这让帕克感到震惊。7月12日，她报了警，但是警官赶来时，她却说一切正常。杰森告诉警官，他妈妈“因为另一个儿子的失踪开始酗酒，对他大喊大叫”。过了几周，贝弗利又报了警，警方记录里的起因是“家庭暴力”。到了现场的警官说，贝弗利和杰森在“交换意见”，杰森被要求当天离开贝弗利家，他同意了。9月25日，警方又接到了电话，这一次是杰森打来的。他说弟弟回来了，正想进车库，但刚被杰森发现，他就跑了。值班警官的报告中写道，他“搜查了该区域”，寻找尼古拉斯，但是“没能找到他”。
杰森之后的行为越发怪异。他因为对警察“施暴”而被捕，贝弗利把他赶出了家门。科迪告诉我，尼古拉斯的失踪“让杰森变得一团糟。他开始滥用毒品，长期注射可卡因”。尚特尔说，尼古拉斯不见的那一天，他拒绝开车接他回来，这让他“深感自责”。
1996年底，杰森进了戒毒所，慢慢开始恢复。疗程结束后，他又在戒毒所里待了一年多，担任辅导员，并负责园林绿化的工作。伯丁现身时，他还在所里，宣称这人就是自己失踪的弟弟。
伯丁一直在想为什么杰森没有来接机，而且起初也没有要求在卡雷家跟他见面。一个半月后，伯丁和家里人说，杰森终于来探望他了。就在当时，科迪说：“杰森冷冰冰的。”伯丁说，虽然杰森在众人面前拥抱了自己，但他的眼神里带着狐疑。过了几分钟，杰森让他来外面，向伯丁伸出了手。杰森手上是一条项链，挂着亮晶晶的金十字架。杰森说这是给他的。“他好像一定要给我似的。”伯丁说。杰森把项链挂在他的脖子上，然后就道别了，再也没有回来。
伯丁告诉我：“显然，杰森知道尼古拉斯到底怎么了。”伯丁第一次开始怀疑，到底是谁在骗谁。
同时，警方也开始怀疑伯丁的说法了。南希·费舍尔当时是联邦调查局的一名资深探员，伯丁来到美国几周后给他做过笔录，内容是他在美国被绑架的经过。她告诉我，自己马上“感觉有猫腻”：“他的头发是由棕色漂染成金色的，从发根就能明显地看出来。”
帕克认识费舍尔，之前就跟她谈了自己发现的疑点。费舍尔警告过帕克，让他不要干涉局里办案。但是，随着两人调查的同步进行，他们之间建立起了信任感，帕克对她知无不言。费舍尔讯问尼古拉斯可能被谁绑架、又是被谁性侵时被发现的，贝弗利反常地“阴郁、不配合”。
费舍尔怀疑，贝弗利一家会不会只是“想要”相信伯丁就是他们深爱的尼古拉斯。不管家属的动机是什么，费舍尔主要关心的是：这名进入美国境内的神秘人物到底是谁。她知道，瞳色是不可能改变的。11月，以治疗受虐创伤为由，费舍尔把伯丁带去休斯敦见了一位司法精神病专家。后者的结论是：从伯丁的语言习惯来看，他不可能是美国人，更可能是法国人或西班牙人。费舍尔称，联邦调查局将结果知会了贝弗利和卡雷，但是他们坚持说，他就是尼古拉斯。
费舍尔说，她觉得伯丁是间谍，于是联系了中情局，解释了潜在的威胁，并请求协助鉴定身份。“中央情报局拒绝合作，”她说，“一位联邦调查局探员对我说，除非你能证明他是欧洲人，否则我们爱莫能助。”
费舍尔试图说服贝弗利和伯丁去做DNA鉴定。两人都拒绝了。“贝弗利说，‘你好大的胆子，敢说他不是我儿子。’”费舍尔回忆道。2月中旬，也就是伯丁抵达美国四个月后，费舍尔获得批准，可以强制要求他们配合。“我去她家采集血样，她就躺在地上，说她就不起来，”费舍尔说，“我说，‘不行，你必须起来。’”
“贝弗利一直在护着我，”伯丁说，“她在尽力阻止他们。”
除了血样，费舍尔还采集了指纹，送到州司法厅与国际刑警的指纹库比对。
卡雷担心“弟弟”会自残或者情绪失控，不愿继续收留他。他只好搬去了贝弗利家。到了这个时候，伯丁说，他对这家人的看法就变了。他想起了好几件富有深意的事情：贝弗利接机时的冷淡，还有杰森迟迟不来看他。他说，虽然卡雷和布莱恩——无视明显的证据——看上去很想相信他就是尼古拉斯，但贝弗利似乎没把他当儿子，而是当成了“鬼魂”。伯丁声称，有一次他跟贝弗利在一起，她喝醉了，大叫道：“我知道，上帝把你送到我身边是在惩罚我。你是谁？你到底是来干什么的？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贝弗利不记得这件事了，只是说“他肯定是惹我生气了”。）
1998年3月5日，当局已经盯上了伯丁，此时贝弗利给帕克打了电话，说她相信伯丁是冒名顶替的。第二天早晨，帕克带他去了一家餐厅。“我把裤腿提起来了，好让他知道我没在脚踝藏枪，”帕克说，“我希望他放松点。”
两人点了烤薄饼。在冒充了五个月的尼古拉斯·巴克莱之后，伯丁说，他已经精神崩溃了。帕克讲，当他告诉“尼古拉斯”他“妈妈”很生气时，这位年轻人脱口而出：“她不是我妈妈，你知道的。”
“能告诉我你是谁吗？”
“我是弗雷德里克·伯丁，国际刑警组织的通缉犯。”
几分钟后，帕克去男厕所给南希·费舍尔打了电话，告诉她这则消息。她刚刚从国际刑警组织收到了同样的信息。“我们正在申请逮捕证，”她告诉帕克，“把他拖住。”
帕克回到桌前，继续跟伯丁谈话。听着伯丁讲在欧洲居无定所的日子，帕克说，他对告发伯丁感到了一丝内疚。伯丁却对帕克讨厌得很，对谈话细节提出了异议，还谴责私家侦探“假装”已经把案子破了，好像帕克走进了伯丁的内心戏，还自封为主角一样。过了大概一个小时，帕克开车送伯丁回了贝弗利的公寓。帕克开走以后，费舍尔和警方已经在等着他了。他平静地招认了。“我知道自己做回弗雷德里克·伯丁了。”他说。贝弗利的反应就没那么冷静了。她转过来，朝着费舍尔大喊：“你怎么才查出来？”
在拘留所，伯丁讲了一个故事，看上去跟“我是尼古拉斯·巴克莱”一样不可思议。他声称，可能是贝弗利和杰森合谋造成了尼古拉斯的失踪，而且他们从一开始就知道伯丁在骗人。“我是挺擅长冒名顶替，但还没有那么擅长。”伯丁告诉我。
当然了，对于一个众所周知撒谎成性的人，警方是不会采信他的话的。“他一百句话里面有九十九句是谎言，可能有一句是真的，但你也不知道是哪一句。”费舍尔说。然而，警方内部也有人起了疑心。杰克·斯迪克是时任的联邦检察官，后来担任过一届得州众议员，是伯丁案的负责人。他和费舍尔都不明白，贝弗利为何要阻挠FBI调查伯丁自称被绑架一事，后来还不愿意揭穿骗局。另一个疑点是，她为什么没有让伯丁跟自己同住。据费舍尔说，卡雷告诉她的原因是贝弗利会“伤心过度”。至少在费舍尔和斯迪克看来，这有点蹊跷。“孩子回来难道不应该开心吗？”费舍尔说，这是又一个“警示信号”。
费舍尔和斯迪克注意到，尼古拉斯失踪后，贝弗利家出了几件大事；还有警方报告说，贝弗利因为尼古拉斯的失踪对杰森大喊大叫。杰森还说，他看见过尼古拉斯闯进了家里。这套令人吃惊的说法得不到任何证据的支持。杰森声称，当时就有警察在“四处调查”了，就像斯迪克说的那样。他和费舍尔都怀疑，这番说辞是一个骗局，旨在强化尼古拉斯离家出走的印象。
斯迪克和费舍尔开始朝着杀人案的方向调查。“我就是想知道，那个小男孩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斯迪克回忆道。
斯迪克和费舍尔进一步收集了证据，表明贝弗利家存在暴力倾向。他们说，尼古拉斯学校的领导曾表示，从身体上的瘀青来看，他可能受到了虐待。而且，就在他失踪之前，校领导已经通知了青少年保护部门。邻居们指出，尼古拉斯有时会打贝弗利。
有一天，费舍尔要求贝弗利上测谎仪。卡雷回忆道：“我说，‘妈妈，让你做什么就做吧。上了测谎仪又能怎样？你又没杀尼古拉斯。’于是她就去了。”
贝弗利接受测谎检验时，费舍尔就在旁边房间里实时观看视频监视器。最重要的问题是，贝弗利是否知道尼古拉斯在哪里。她说不知道，说了两遍。测谎仪操作员告诉费舍尔，贝弗利说的似乎是真话。费舍尔表示自己不信，于是操作员说，如果贝弗利在撒谎，她肯定吸了毒，药劲儿还没过。操作员等到确定包括美沙酮在内的所有麻醉毒品都过了有效期之后，又测了一遍。这一次，操作员问贝弗利是否知道尼古拉斯在哪里时，费舍尔说，指针滑动得很快，表明她在说谎。“就差把机器甩下桌子了。”费舍尔说。（测谎仪经常在实际没有说谎的时候给出说了谎的结果，科学界对它的基本可靠性是有争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