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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费舍尔所说，操作员告诉贝弗利她没有通过检验，并且抛出更多问题时，贝弗利大喊着“我干吗要受这份罪”，起身快步走出了房间。“我追上她，”费舍尔回忆道，“我说，‘你跑什么？’她当时怒不可遏。她说，‘尼古拉斯就是这样。看他让我倒霉成什么样了。’”
接下来，费舍尔想要约谈杰森，但是对方有些抵触。伯丁在被捕几周后，才终于同意跟她见面。费舍尔说，她必须“把他的嘴撬开”。两人谈到了他将近两个月没去看自称是他弟弟的人这件事。“我说，‘你弟弟失踪了那么久，而且是被绑架了，你就不着急去见他吗？’他说，‘这个，不急啊。’我说，‘他长得跟你弟弟像吗？’‘呃，凑合吧。’”费舍尔发现他言辞闪烁，于是“强烈怀疑杰森参与了弟弟失踪一案”。斯迪克也认为，杰森要么“跟弟弟的失踪有关，要么掌握着弟弟行踪的信息”。费舍尔甚至怀疑，贝弗利知道尼古拉斯失踪的真相，可能还为了保护杰森而帮助他掩盖了罪行。
谈话结束后，斯迪克和费舍尔讲，杰森拒绝继续跟警方对话，除非他自己被捕或者有律师在场。但是，帕克是私家侦探，不像斯迪克和费舍尔一样受法律的条条框框约束，于是他继续追问杰森。有一次，他谴责杰森犯了谋杀罪。“我认为是你干的。”帕克说，自己当时就是这么跟他说的。“我觉得你不是故意的，但确实是你做的。”帕克说，对方的反应“只是看着我”。
费舍尔和帕克审问杰森几周后，有一天帕克正开车穿过圣安东尼奥市中心，突然在路边看到了贝弗利。他问要不要捎她一段。她上车以后就说，杰森因为可卡因摄入过量去世了。帕克知道杰森已经戒毒一年多了，于是问贝弗利，他会不会是有意的。她说：“我不知道。”斯迪克、费舍尔和帕克都怀疑这是一起自杀案。
痛失两子之后，贝弗利不再吸毒了，搬去了春枝镇，住在房车里，帮一个女人照看残疾的女儿。她同意跟我聊聊警方的疑点。一开始，贝弗利让我开车去找她，后来又说雇主家不愿接待外人，于是就在电话上讲了。不久前，她的一条声带麻痹了，本就沙哑的声音愈发低沉。帕克经常在甜甜圈店里跟她聊天，他对我说：“我挺喜欢她的，也不知道为什么。她的凝视有一千码那么深。仿佛她的全部生命都被掏空了。”
贝弗利的回答简明扼要。她说，在机场之所以没有上前，是因为伯丁“看起来怪怪的”。她又说：“我要是听从直觉的话，早就该知道了。”她承认自己吸了毒——“大概”是海洛因、美沙酮，还有酒精——在测谎之前。“他们一指责我，我就爆炸了，”她说，“为了养活孩子，我辛辛苦苦地工作，都快累死了。我怎么会对亲生骨肉下手？”她继续说：“我不是一个暴力的人。他们都没跟我的任何一个朋友或同事聊过……就是想吓唬我，看能不能让我承认些什么。”她还自言自语道：“我这个人最不会撒谎了。一撒谎准会露馅。”
我问她，杰森是否伤害过尼古拉斯。她停顿了一下，然后说她觉得没有。她承认，杰森吸可卡因的时候确实会“整个疯掉——换了一个人一样——挺吓人的”。他甚至跟他爸爸动过一次手，她说。但是，她强调，直到尼古拉斯失踪为止，他的毒瘾都不太严重。她在一个问题上同意警方的看法：杰森说尼古拉斯失踪后又看见过弟弟，她也不信。“杰森那段时间状态不好，”她说，“我不信尼古拉斯真的来过。”
谈话过程中，我多次问她：在将近五个月里，对于这个年龄二十三岁、头发染成金色、长着棕色眼睛、操着欧洲口音的法国人，她可曾怀疑过他不是自己的儿子。“我们都在找借口——他跟以前不一样是因为可怕的经历。”她说。她和卡雷太希望真的是他了。直到他搬过来跟自己住，她才生了疑心。“他为人处世跟我儿子不一样，”贝弗利说，“我跟他建立不起感情。就是没感觉。我对他是关心的，但不是母亲对孩子那种。他整个人一团糟，挺悲惨的，我希望没有人会像他这样。”
贝弗利的体验固然离奇，但并非没有先例，那起事件被称为“警察史上的一大奇案”（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导演的《换子风云》的原型）。1928年3月10日，九岁男童沃尔特·柯林斯在洛杉矶失踪。六个月后，经过全国范围的搜查，一个男孩出来说自己就是沃尔特，之前被绑架了。警方确认他就是沃尔特，这家人的一个朋友也做证说，“这个男孩的言行足以让任何人相信”他就是那个失踪的孩子。然而，沃尔特的妈妈克里斯汀来接人的时候，却觉得不是他。虽然警方和朋友们都劝她把孩子带回家，几天后，她还是把孩子送去了警察局，坚持说“他不是我儿子”。警方认为，她肯定是因为儿子失踪，受到的打击太大，情绪出了问题，于是把她送进了精神病医院。到了这个时候，她还是拒绝让步。她对一位警长说：“母亲怎么会连是不是自己的孩子都分辨不出？”八天之后，她出院了。不久，有证据表明她的儿子可能是被连环杀人犯杀害了，而自称沃尔特的男孩也承认，他已经十一岁了，家住在爱荷华州，是离家出走的。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觉得“成为另一个人挺好玩的”。
谈及伯丁一案，费舍尔说，有一件事他是确定的：“贝弗利肯定知道他不是自己的儿子。”
调查开展几个月后，斯迪克认定，没有证据就尼古拉斯失踪一案发起指控。没有目击证人，也没有DNA。警方甚至说不准尼古拉斯是否还活着。斯迪克的结论是，杰森吸毒过量这一事实“排除”了警方获知尼古拉斯事件真相的“可能”。
1998年9月9日，弗雷德里克·伯丁站在圣安东尼奥的一所法庭上，承认了伪证罪和制造和持有虚假证件罪。他这一次的说法是，自己只是太缺爱了。伯丁被捕、认罪、宣判后，卡雷一度精神崩溃，说：“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撒谎，到了法庭上还在撒谎。他真是死不悔改。”斯迪克将伯丁斥为“肉食细菌”。法官则将伯丁的行为——让家庭燃起希望，以为失踪的孩子还活着，然后又将它熄灭——与谋杀相提并论。
贝弗利似乎是唯一对伯丁怀有同情的人。她说，当时自己“为他感到难过，我们都知道他的经历，这孩子是吃过很多苦的人，他有许多神经质的习惯”。她告诉我：“他干了许多需要很大勇气的事，你想一想就能明白。”
法官判了伯丁六年——是量刑建议的三倍。伯丁在法庭上说：“我要向所有人，为我做过的所有事情道歉。我希望，真的希望你们会相信我。但是，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他还补充道，不管在不在监狱里，“我都是自己的囚徒”。
我上次见到伯丁是在2008年的春天，他的人生已经发生了最具戏剧性的变化。他娶了一位法国女性，名叫伊莎贝尔，他们是两年前认识的。伊莎贝尔二十多岁，漂亮苗条，轻声细语，正在攻读法学。她受过家庭虐待，在电视上见过伯丁，听他讲述过自己遭受虐待和寻找爱情的经历，深受感动，最后找到了他。“我对他讲，我感兴趣的不是他如何颠倒黑白，搬弄是非，而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还有他在寻找的东西。”她说。
伯丁说，伊莎贝尔刚联系自己的时候，他以为是在开玩笑。但是，他们在巴黎见了面，慢慢坠入了爱河。他说自己之前从没谈过恋爱。“我从来都是一堵墙，”他说，“一堵冰冷的墙。”2007年8月8日，两人交往一年后，在波城郊外的一座小镇市政厅结婚了。
伯丁的母亲说，弗雷德里克邀请了她和外祖父母去参加典礼，但是谁都没去。“没人把他的话当真。”她说。
我见到伊莎贝尔时，她已经有了八个月身孕。她和弗雷德里克希望能躲开公众视线，便搬到了勒芒，住在一栋老石楼的小单间里，地板是木头的，从窗户里可以看到一座监狱。“我想起了当年待过的地方。”伯丁说。客厅朴实无华，地板上摆着一个婴儿床零件的包装箱。伯丁现在剃着短发，穿着普通的牛仔裤和运动衫。他告诉我，自己找了份电话推销员的工作。他很会说服别人，所以业绩特别好。“这么说吧，我就是有这种天赋。”他说。
他的大部分家人认为，这些“改变”不过是另一个角色的一部分，他的妻子和孩子最后肯定会很凄惨。“当爸爸是冒充不来的，”他叔叔让-卢克·德鲁阿尔说，“不是当六天，六个月这样。这不是演戏——而是事实。”他补充道：“我为那个孩子感到担忧。”
伯丁的母亲吉莱纳说，她的儿子是一个“死不改悔的骗子”。
在他多年的冒名顶替生涯之后，他的家人和许多相关部门都确信，这就是弗雷德里克·皮埃尔·伯丁的真面目：一只变色龙。2003年10月，他走出美国监狱，被遣返回国后没几个月，就又开始冒充小孩子了。他甚至盗用了一名十四岁的法国失踪儿童的身份。这个孩子名叫列奥·巴雷，是将近八年前的一次野营过程中不见的。这一次，警方做了DNA检验，很快就发现了伯丁在撒谎。一名为他做过检查的精神病医师总结道：“预兆令人极其担忧……我们对改变其人格特质持悲观态度。”（在美国监狱服刑期间，伯丁开始阅读心理学著作，并在日记中写下了如下段落：“面对自己的不当行为，该精神病患者装出诚恳、悔改的样子，获得了指斥者的信任，燃起了他们的希望。但是，重复多次之后，他那令人信服的表演最终被揭穿了——只不过是一场表演。”）
伊莎贝尔相信伯丁“会改变的”。她说：“我已经跟他交往两年了，他不是那种人。”
有一次，伯丁抚摸着伊莎贝尔的肚子。“我的孩子可能会有三只胳膊、三条腿，”他说，“那也没关系。我的孩子用不着完美无缺。我只要孩子感受到爱。”他不在乎家人的想法。“他们是我的避难所，”他这样谈论自己的妻子和即将出世的孩子，“谁都别想从我身边夺走。”
一个月后，伯丁给我打电话说妻子生产了。“是个女孩。”他说。他和伊莎贝尔给她起了个古希腊神话里女神的名字，雅典娜。“我会当个好爸爸的。”他说。
我问他是不是真的洗心革面了。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不，这才是真正的我。”
2008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