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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的，”我说，“你看不见吗？”
“我不仅耳朵聋，”他说，“还是色盲。”
从港口出来后，天开始下雨，平静的海峡也起了浪。小船在海浪中沉浮，铝制船体不住地震颤。
“情况不妙啊，是吧？”康威说。
“这船比看起来结实，”欧希亚说，他朝船头看了一眼，“气垫下面有救生衣。今天用不着穿，就是告诉你们一声。”
太阳消失在了地平线之下，天空突然绽放出绚烂的色彩，仿佛它也有色素细胞似的。接着就暗了下来。海浪现在拍打着船舷，声声可闻。我把救生衣穿上了。
欧希亚说他知道要去哪里抓鱼，然后看了一眼导航系统上闪烁的小点。“咱们要去哪儿？”我问。
“那边。”他指着远处说。
我从挡风玻璃上面望出去，看到海浪上方有个黑糊糊的、船头一样的东西。行至近前，我发现是一块巨大崎岖的礁石。目力所及的礁石越来越多，有上百块，全都指向天空。礁石之间有一条约四十英尺的通道，海水流过如同瀑布。欧希亚全速前进。靠近礁石的时候，船开始颤抖，海浪高度也从十英尺变成了十七英尺。只见船舷突然沉了下去，小船被冲得东倒西歪。“抓稳了，伙计们，”欧希亚说，“大浪来了。”
小船被猛地抬起。我有那么一瞬间感觉自己被抛到了空中，就像动画片里从悬崖落下的人物一样。接着，船直直落下，另一波海浪砸向甲板，把我们往后冲了好远。我们本来准备的花生酱果冻三明治晚餐从盒子里面飞出去了。“咱们自己别被抛到船边上就行。”欧希亚说。
水流把我们冲向礁石，巨浪拍击声声入耳。我紧紧握住手电筒，光柱射向前方，只见一堵二十英尺高的水墙。我转了身，却发现另一道水墙正在从后方压来。
“纽约可看不到这些吧，兄弟？”欧希亚说。
有那么一小会儿，我都怀疑欧希亚的身体还听不听使唤了。但是，我们还是从礁石间的缝隙里穿了过去，他娴熟地把船开进了避风港。它确实是个理想地点。
我们下了锚。欧希亚抓起自制的网兜，在里面放了几根荧光棒。“乌贼会被光亮引来。”他说。他在网兜下面加了一个铅块，然后抛进水里。我们看着下沉过程中的光渐渐黯淡。“好了，看看底下有什么吧。”欧希亚说。
虽然海洋占据了地球表面四分之三的面积，光是太平洋就比七大洲加起来还要大，但是，大部分水下世界依然在人类视线之外。千百年来，科学家一直无法窥测深海，那里是望远镜都望不见的深渊。（采珠人最深不过能潜到一百英尺。）直到十九世纪，大部分科学家都认为温度极低、水压极大、光照极少的大洋深处没有生命。
1872年，英国政府与皇家学会发起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大洋科考活动，将一艘长二百二十六英尺的海军战舰改装成了实验船，配备了显微镜和防腐用的酒精。实验船被命名为“挑战者”号，拥有五名科学家，在全球进行了三年半的考察。船员不停地采集海底样本，工作艰苦而单调。两个人疯了，两个人淹死了，还有一个自杀了。但是，他们的发现让科学界倍感鼓舞。他们记录了四千七百多个新物种。科研负责人C.魏维尔·汤姆森后来说，它们证明“大洋底部到处都是”生命。
这次航行开了海洋学之先河，但也带来了两大困扰水下探索的顽疾：成本高昂、技术落后。就算科研经费没有问题，也只能先把动物拖上甲板再研究。这就好比通过观察一个人的尸体来想象他活着的样子。
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两名有钱的美国人，查尔斯·威廉·毕比和奥提斯·巴顿，自掏腰包，花费一万两千美元，设计了一种有两个石英观察孔的空心钢球，他们称之为“深球”，词源是希腊语里的“深”这个词。它的直径为四点五英尺，用钢缆与水面船只相连，如果钢缆脱落，里面的人就会在海底死去。
1934年，毕比和巴顿在百慕大附近下潜了五百英尺，接着又往下沉了一千英尺，钢球受到的水压已经越来越大了。最后，他们止步于三千零二十八英尺，远远超过了之前的纪录。毕比往外看时，发现了一种至少有二十英尺长的东西。后来在自传《半英里水下》中，他写道：“它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了。当时的光线太暗，我看不清是什么，只知道是一个巨大的生物。”
1960年，美国海军向西太平洋的马里亚纳海沟海底派出了一支科研团队，这里是大洋最深的地方，是大峡谷深度的七倍。在海洋学家看来，这次考察堪比载人登月。但是，美国深陷冷战泥潭，而这些科考任务的军事意义又不大，所以类似项目就都被搁置了。
一项近期的研究显示，多达百分之九十五的海洋尚未被探索。人们相信，海洋中有一千万种生物，现在只发现了不到一半。到了六十年代，巨型乌贼已经成为了未知海洋的一个象征。
六十年代中期，加拿大海洋生物学家弗雷德里克·阿尔德里奇组建了第一支正式的“乌贼小队”。他在纽芬兰周边四处张贴海报，上面画着巨型乌贼，写有征购乌贼！死活均可！的字样。在一次活动中，他在潜水艇里待了四天时间，用生金枪鱼肉做诱饵，但一无所获。他的许多科考活动同样铩羽而归。
到了九十年代，更多人加入了寻找巨型乌贼的行列，克莱德·罗泊尔决定另辟蹊径，通过已知以巨型乌贼为食的一种生物来寻找它。几年来，他和他的团队的足迹从北大西洋一直延伸到南太平洋，划着不可充气式皮艇，将一种特别设计的水下摄像机贴在抹香鲸的身体上。结果，这些摄像机连一只巨型乌贼都没拍下来，让罗泊尔大失所望。1999年，时年六十六岁的罗泊尔进行了四重旁路手术。他告诉我，虽然他跟家人承诺过，再也不去为科考奔走筹款了，但是“真的还想再来一次”。
与此同时，乌贼小队的竞争越发激烈。桑德尔·鲍姆加滕是一名社会活动家，曾参与推动雅克·库斯托之子让-米歇尔在2000年进行的一次科考。他告诉我：“这些人都在全力以赴，有些人之间真的是势不两立。”罗泊尔告诉我，许多猎手在秘密行动。欧希亚会与几名同行——他口中的“绅士”——分享他的研究心得，但也有些专家被他称作“野蛮人”，他坚决不跟他们说话。“不少人心思阴暗，”他说，“他们希望你失败，好让自己抢先。”
随同欧希亚出海前几周，我曾加入过布鲁斯·罗宾逊的乌贼小队，它在欧希亚的同行里算是领先的。与其他人不同，罗宾逊有两个水下机器人，成像能力卓越，而且速度比潜水员和大部分水下设备都要快。机器人属于罗宾逊的雇主，成立于1987年的蒙特雷湾海洋研究所。研究所由技术界大佬、亿万富翁戴维·帕卡德创办，位于旧金山以南一百英里，每年有三千万美元的经费。我参加的那次活动中，罗宾逊团队将一个价值一千万美元的机器人沉入了蒙特雷海底峡谷，它是美国本土沿岸最深的水下裂隙。
用他的话说，罗宾逊和他的团队是“投机分子”。意思是说，他们不光拍摄乌贼，还拍许多其他东西。（“如果你专心找一种生物，”他说，“那失望就是难免的。”）无论如何，罗宾逊团队计划在这片区域停留六天。1980年，他差点在这里捕捉到成年大王乌贼。那一天，他在水下的拖网深度超过了两千英尺。他决定把网拖到水面上来，于是合上钢爪，夹住了一只活的巨型乌贼的触手。可惜，还没等到被拉上船，触手就撕裂了，网里只剩下了十二英尺长的部分。“这个大东西就挂在拖网前头，”罗宾逊回忆道，“吸盘还紧紧抓着呢。”罗宾逊的发现是对巨型乌贼活动深度的最精确记录。“在此之前，大部分人都以为它们只在海底附近活动。”他说。罗宾逊后来解剖了触手，进行了化学分析，发现组织相当结实，蛋白质含量很高，于是他推测巨型乌贼“有较强的游泳能力”。罗宾逊告诉我，他吃过一口大王乌贼的生肉，像胶皮一样。“怎么可能错过呢？”他补充道，“味道是苦的。”
我到研究所的时候，罗宾逊团队正在得名自同名渔船的“西方飞人”号上。1940年，约翰·斯坦贝克曾乘后者进行过一次远航，见闻后来形成了《科特兹航海日志》。“西方飞人”号是我见过的最神奇的船只之一，它有一百一十七英尺长，三层甲板，形状是不常见的矩形，箱子似的船体架在两艘轻舟上，让船能够在最恶劣的海面上保持稳定。
罗宾逊团队共有二十一人，有计算机专家、海洋生物学家、化学家和工程师。我上船时，甲板上空无一人，让我大吃一惊。但是，我一打开正门，就发现大量人员和机器已经在等着我了。在这个类似洞穴的房间周围，船员们通过耳机进行交流，中央则放着“遥控载具”（ROV）。它有一辆大众汽车那么大，重约八千磅，被起重机用钢索吊着。乍看上去不过是一大堆线缆。载具的前部——至少是我认为的前部——有两盏可以转向的大灯，顶部是外壳，写着一个西班牙语单词“TIBURON”，意为“鲨鱼”。
“欢迎加入。”罗宾逊说。
罗宾逊站在ROV旁边指挥。他白须白发，看上去活像十八世纪的捕鲸船船长，连乱糟糟的浓眉也显得不同寻常。他开始解释机器人的工作原理：一条镀膜光纤连接着船只与ROV，来回传送信号。它由电力驱动，有浮力装置，可以在水下悬停，模仿巨型乌贼的样子，虽然足足有四吨重。此外，ROV还配有八台摄像机，用罗宾逊的话说，可以“三百六十度无死角拍摄”。他还说了一句：“我们的使命是看到其他任何人都看不到的东西。”
他带着我参观了船只的其余部分，有餐厅、计算机室、实验室，还有一个储藏样本用的冷库。上层甲板和舰桥的船舱里配有电视，实时播放“鲨鱼”传回的视频。“告诉你个小秘密，上厕所根本不用下床。”他说。接着，他就走了，留我一个人收拾自己的屋子。我很快意识到，船已经起航了。它在水中航行得非常平稳，我都没发现船在动。
当天下午，我们越过了蒙特雷海底峡谷，停船进行第一次探测。六人组成的工程团队为“鲨鱼”做好了准备。
“右侧摄像头？”一个人问。
“完好。”
“推动器？”
“没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