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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见过一份管教部门的报告，里面详细叙述了塔克的一生。报告连篇累牍地列举了他惊人的抢劫和大胆的越狱行动，结语却另有一番风味：
被告不了解女儿的情况。他说自己没有为抚养女儿长大出过力……被告不了解儿子的情况。被告没有参与抚养这个孩子。
我追踪到了里克·贝娄的消息。他在内华达州生活，开了家打印店。“我本来以为他出车祸死了，”他在电话上跟我说，“我妈妈是这么跟我讲的，是为了保护我吧。”他说自己直到二十岁出头才知道真相，当时塔克正要被假释：“我妈妈害怕他在街上碰到我，然后把我吓坏。”
他说，父亲被带走以后，警察把家具和东西全都没收了，因为它们都是用偷来的钱买的。母子二人只好搬去跟外祖父母同住，他妈妈当女工养家。“他什么都没给我们留下，”他说，“我们的日子全被他毁了。”
贝娄知道塔克最后一次被捕的消息后，第一次给他写了信。“我要知道他那么做是为了什么，”他说，“为什么要牺牲一切。”
虽然塔克从来不能给他一个满意的答案，两人还是开始通信了。在一封信里，塔克告诉了他一件意料之外的事情：贝娄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姐姐，名叫盖勒·塔克，是一名护士，住在佛罗里达。“我给她打了电话说，‘你坐稳了吗？’我说，‘我是你失散多年的弟弟。’她说，‘我的天啊。’”姐弟两人后来见面了，研究彼此长相的相似点，希望拼凑出一个他们基本不认识的男人的样貌。
“没有什么不快的感觉，”他女儿告诉我，“我什么感觉都没有。”
有一次，贝娄给我读了塔克最近寄来的一封信：“事情变成这样，我很抱歉……我从来没有带你去钓鱼，看棒球比赛，或者看着你长大……我不奢求你的原谅，毕竟失去的东西太多了。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希望你好好的。爱你。你的爸爸，福里斯特。”
贝娄说，他不知道还要不要继续跟他通信。不是因为塔克对他怎么样，而是因为对他妈妈做的事。“他把我妈妈的生活毁了，”贝娄告诉我，“她再也没结婚。她以前经常给我唱一首歌，叫《我和我的影子》，主题是孤独和忧郁。她后来患了癌症，没多少日子了。我当时很崩溃，她就给我唱这首歌。我一下子就明白了其中的苦乐。歌里唱的就是她的一辈子。”
2002年春天，我去庞帕诺滩看望塔克的第三任妻子。她似乎还没有缓过来。她七十多岁，个头不高，打扮得很精致，做过好几次手术，现在一个人住。“福里斯特走了，没有人能修补裂痕，”她说道，然后停顿片刻，扫了一眼以前摆放乐器的书房，“孤寂是最难熬的。”她给我看了一张两人的合影，是认识不久后拍的。他们并排站着，胳膊碰在一起。他穿着红衬衫，打着领带，鬈发整齐地梳向一边。“天哪，他以前是那么俊美，”她说，“我遇见他的时候，他简直像个人偶。”
她把塔克的照片放在手里翻来覆去。“我等了这么多年，”她送我出去时说道，还擦着眼泪，“我以为余生就能在一起了。我现在该怎么办？”
我在最后几次去监狱里跟塔克见面时，他有一次显得特别虚弱。脸部肌肉松弛了，双手也在颤抖。入狱之后，他多次中风发作。一名心血管医生的结论是，血凝块正在逐渐切断他的大脑供氧通道。他女儿直截了当地跟我说：“他会死在监狱里的。”
“每个人都说我聪明，”塔克对我说，“但是，我在人生选择上并不聪明，否则怎么会干出这等事来。”除了被捕后引起了一阵关注，他很快就被遗忘了。“我死的时候，没有人会记得我，”他说道，声音几乎像是耳语，“我多希望有一份真正的事业，比如搞音乐。我真后悔没有安心工作，好好养家。别的事我也后悔，不过这一件事就够让人受不了了。到了深夜里，躺在监狱的硬板床上，你就会琢磨，你失去了什么，你是什么人，你本来能干成什么。然后就是后悔。”
他说，妻子正在考虑卖掉房子，搬到一个人气更旺的社区。虽然两人还会定期说话，塔克对我讲，但她的身体已经太虚弱了，没法来看他。
“我最痛心的是……我知道自己对妻子的辜负有多深，”他接着说，“没有什么能让我更痛心了。”
他起身离开时，从后裤兜里拿出一张纸。“我昨天晚上给你做的。”他说。
纸上列出了他所有的越狱经历，打印得很整齐。最底下是“第十九次”，比实际越狱多了一次，后面没有内容。警卫把轮椅推来时，他抬手让警卫走开。“我用不着这东西。”他说。接着，他弯着腰、靠着墙稳住身形，后面站着警卫，慢慢地沿着走廊离开了。
——2003年1月
<a id="zhu1" href="#zw1">[1]</a>银行的一种反抢劫装置，放置在纸币堆里，被劫后不久就会把纸币永久性染色标记。
<a id="zhu2" href="#zw2">[2]</a>“里克”是“理查德”的昵称。
<a id="zhu3" href="#zw3">[3]</a>原书名为e Can Opener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