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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从没见过他们？克罗纳问。
没有，特拉菲坎特说。
你从没收过他们的钱？
没有，他还是这么说。
接着，克罗纳播放了录音带：
特拉菲坎特：“他们给了我六万美元。”
“卡拉比”奥莱：“他们给了六万。我们要出多少？”
特拉菲坎特：“十三万吧。”
过了几秒钟，特拉菲坎特跌坐在椅子上。根据克罗纳的说法，他当时说：“我不想再听了。我听够了。”
按照联邦调查局的描述，特拉菲坎特承认接受了贿赂，并同意合作以换取赦免。在两名证人面前，他签署了认罪书，内容是：“我在竞选俄亥俄州马霍宁县治安官期间，接受了贿赂……同时知晓在我当选之后，某些非法活动会在马霍宁县进行，而且作为治安官，我不会干涉这些活动。”但是，联邦调查局说，过了几周，特拉菲坎特意识到自己必须卸任治安官，而且理由要被公开，便撤回了认罪书。“你办你的案，”他告诉克罗纳，“我干我的事。”特拉菲坎特后来对一名当地电视台记者说：“凡是想让我进监狱的人都是玩火自焚。”
克罗纳和联邦调查局逮捕了特拉菲坎特，罪名是接受黑帮贿赂，数额为十六万三千美元。起诉书称，他“在知情和自愿的情况下，参与、合谋、协助、默许”不法分子犯罪，建议判处二十三年有期徒刑。让所有人大吃一惊的是，特拉菲坎特决定自辩，虽然他并非专业律师，而且法官警告过他，“几乎没有头脑清醒的人”会这样做。
1983年春，开庭当日，特拉菲坎特信步走入审判庭，穿着短袖衬衫和宽松长裤。面对陪审团，他说出了自己在卡拉比亚磁带中承诺的话：他要做的是“俄亥俄州政坛有史以来最不同寻常的壮举”。特拉菲坎特说，他从一开始就是卧底特工，想要说服卡拉比亚兄弟，让他们以为他是自己人，以便借用他们的力量消灭更强大的匹兹堡帮。“我所做的，我要做的，就是谋划一套万全之策，肃清黑帮的政治势力，打击他们对马霍宁县的掌控。”他说自己的表演简直应该拿“奥斯卡奖”，而陪审团和旁听观众也听得入了迷。
他承认拿了黑道的钱，但又说，这样做只是为了防止竞选对手拿到这些钱。虽然他同意在联邦调查局面前签了“一份声明”，但它并不是可以用做证据的“认罪书”。他坚持说，自己之所以对联邦调查局撒了谎，是因为不信任探员，而且，若非克罗纳和联邦调查局捣乱，他早就把全国最腐败的县整饬一新了。“我要强调的是，”他说，“我打入了黑帮。”他又补充了一句：“我打乱了黑帮。”
轮到克罗纳出庭做证时，他说特拉菲坎特签了认罪书。治安官一跃而起，大喊道：“这是天大的谎言！”在盘问环节，他对联邦调查局的对手大加嘲讽，用的都是“嗯，我知道了。”和“没有，鲍勃。”这种话。特拉菲坎特自称“我的客户”，向记者们发问：“要我怎么办？”在这个腐败横行、时刻警惕着联邦干涉的地方，他在辩护结束时已经成为了河谷的象征，一名人民英雄。人们为他举办纪念活动，还穿着T恤衫声援他的抗辩。国税局后来发现，特拉菲坎特还存在受贿和逃税情节，在此案的民事审判中，他搬出了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a id="zw2" href="#zhu2"><sup>[2]</sup></a>。他宣称作为证据的款项从来没有交公。他的一名手下在法庭上宣称，特拉菲坎特曾多次要求自己朝他开枪，伪装出黑手党袭击未遂的假象，以便拖延庭审。（“他要我把他打伤，但下手不要太重。”手下说。）这些都没产生大的影响。
特拉菲坎特比任何人都了解自己的地盘。经过四天讨论，陪审团判定他完全无罪。“卡拉比”查理搞错了一件事：塔拉菲坎特要当的不是州长，而是美国国会议员。
1985年，特拉菲坎特来到华盛顿特区的时候，马霍宁河谷的经济已经在走下坡路了。全球钢铁需求量猛跌，让这里滑入长期的衰退。钢厂和百货大楼纷纷倒闭。到了八十年代末，扬斯敦人口大大减少，刚过两万八千人。灰暗了半个世纪的天空也变得湛蓝。
特拉菲坎特多次连任国会议员，每次都是大获全胜。他展开了反击。八十年代末，大部分钢厂都关门了，这时又有一家钢厂提出破产申请。特拉菲坎特拿出了“卡拉比”查理的腔调发出警告：“不要再说空话了。”他还补充道，要是老板关掉当地的一家工厂，就会有人“抓住他的喉咙，帮他抻一抻”。
繁荣将黑道带进了山谷，而衰败则让黑道统治更加巩固。七十年代，芝加哥、布法罗和纽约的黑手党文化被打破了，中产专业人士功不可没。但是，这个阶层在扬斯敦几乎不存在。这里的中产阶级要么离开了，要么没落了。马霍宁河谷经历了社会学家所说的“城市空心化”，它的公共生活脊梁——医生、律师、会计——已经垮掉了。少数留下的公共领袖要么被边缘化了，要么吓破了胆。地位观、事业观、价值观倒错扭曲。结果就是一整个世代的“巴卓”们。他们崇拜黑帮老大，就像其他孩子崇拜体育明星米奇·曼托和乔·迪马吉奥一样。（巴卓左臂上有一个黑帮老大的文身，赫然声称自己会“为他挡子弹”。）
与此同时，莱尼·斯特洛及其同伙开设的赌场也需要人来一掷千金，于是他们开始接近当地的毒贩和罪犯，这里只有他们有钱可赌。当年，黑道与河谷的市民社会处于竞争关系；现在，它已经取而代之了。等到1997年，斯特洛已经控制了小城坎贝尔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警局职位。他还篡改公务员考试结果，警长和几乎所有巡警都是他的人。城市法务主管会带着拟定的升职名单来斯特洛家，请他审阅酌定。一名了解该市情况的律师跟我讲，斯特洛可以“决定哪些杀人犯进大牢，哪些人逍遥自在”。
1996年，三名黑帮打手——包括“摩曼”哈里斯——出发去解决自己的最新目标。在路上，坎贝尔警方因超速把他们拦了下来。警察在车里发现了一把AK-47突击步枪、一把.357马格南转轮手枪、一把九毫米手枪。其中一人给杰夫·里德尔打了电话，后者赶忙来到现场，对警方说他们是给“犹太人”博尼干活的。警察就把他们放了。
警方极少会逮捕黑帮里的大人物。即便逮捕了，斯特洛一伙也会买通法官。有一次，法官判了他们暴力威胁罪，而且拒不妥协。于是，斯特洛就派巴卓拿着对讲机和消声手枪找上了辩护律师加里·范·波洛克林，想要逼法官就范。巴卓后来回忆道：“我说，‘你是加里·范·波洛克林律师吗？’他说，‘我就是。’……我照着他膝盖就是一枪。”时任克罗纳上司的安迪·阿瑞纳告诉我：“在这座城市里，我不知道诚实的辩护律师要怎么活下去。”
斯特洛的影响力也扩展到了河谷的国会议员。查尔斯·欧涅斯蒂是特拉菲坎特在当地的首席助手，也是斯特洛与该市腐败官员之间的“联络员”，他后来自己也承认了。（特拉菲坎特是从1984年开始雇佣欧涅斯蒂的，虽然他在解释那些臭名远扬的磁带时说，欧涅斯蒂是黑帮的人，他本来是要把他抓起来的，这是他所谓的净化河谷行动的一部分。）当特拉菲坎特手下期间，欧涅斯蒂会去斯特洛家跟这位大佬见面，或者在电话上商讨计划。两人甚至密谋在铺设期间盗走一段人行道。
1994年，联邦调查局开始打击这张腐败的大网。此时，克罗纳已经结婚了，有两个女儿，通过催眠法戒了烟，原本瘦弱的身材也变得稍微健壮了些。一天早晨，在逼仄的当地办公室里跟其他几名探员见面时，他感到了绝望。十四个月前，他让斯特洛以聚众赌博罪锒铛入狱。但不久前，斯特洛从监狱里出来了，而且恢复了入狱前的权势。克罗纳取得的胜利本就不多，这一次又功亏一篑。克罗纳觉得，就算把他们抓住了，最后也总会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