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犯罪 (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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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案件调查民怨日沸，巴拉的前女友丹尼斯·莱因哈特为他成立了一个辩护委员会。莱因哈特是一名美国戏剧导演，在2001年留学波兰期间结识巴拉，后来一起去过韩国和美国。莱因哈特在网上发起了声援运动，她写道：“克里斯蒂安是哲学小说《杀人狂》的作者。书中包含大量刺激性的语言和内容，还有多处可能被视为反对天主教会与波兰传统的隐喻。在残酷的审讯过程中，他们无数次提到这本书，并将其引为罪证。”

辩护委员会给案子贴上了“Sprawa Absurd”的标签，意思是“荒谬案件”，联系了多家人权组织和国际笔会。不久，波兰司法部就被全球各地为巴拉申诉的信件淹没了。一封信中说：“巴拉先生应当享有《联合国人权宣言》第十九款中规定的言论自由权……我们敦请从速彻查他被绑架和拘禁一事，并将相关人员绳之以法。”

巴拉用并不纯熟的英语向辩护委员会发出了多份言辞激烈的简报，由后者集合整理后公之于众。在2005年9月13日的简报中，巴拉发出警告，说他已经被“盯梢”了。他还说：“我要你们知道，我将奋战到底。”第二天，他说到了弗罗布莱夫斯基和警方：“他们毁了我的家庭生活。我们在家里再也不敢大声说话，再也不能自由上网，再也不能无所顾忌地打电话了。我的母亲在服用镇静剂，否则就会因为这荒谬的指控而疯掉。我的老父亲每天抽五十根香烟，我每天三包。我们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害怕走出家门。家里养的狗叫一声，我们就要吓一跳。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会有谁过来。这是恐怖活动！十足的恐怖活动！”

与此同时，波兰当局也对巴拉宣称遭受虐待一事发起了内部调查。2006年初，经过数月的努力，调查者宣布没有发现正面证据。他们坚持认为，巴拉的故事是纯粹的神话创作。

“我已经感染了你，”克里斯在《杀人狂》的开头便警告读者，“你们摆脱不了我。”小说中的一个谜语让弗罗布莱夫斯基百思不得其解，他认为这是破案的关键。书中的一名角色问克里斯：“谁是盲人中的独眼人？”这句话出自荷兰神学家、古典学家伊拉斯谟（1469-1536），他当时说的是：“在盲人的国度里，独眼人便是国王。”弗罗布莱夫斯基在思索，《杀人狂》里谁是这个独眼人呢？盲人又是谁呢？在小说的最后一行，克里斯突然说他解出了谜语。他解释道：“是被盲目的嫉妒杀害的人。”但是，这句突兀的话实在难以理解。

一种基于《杀人狂》的假说是，巴拉在杀害谢尼亚夫斯基之前，两人有着同性关系。在小说中，克里斯最亲密的朋友向他坦白了自己是个同性恋，克里斯就说，自己心里有一个部分想要“用绳子勒死他”，然后“在冰封的河上凿一个洞，把他沉进去”。这个推论不无疑点。弗罗布莱夫斯基认真调查过谢尼亚夫斯基的背景，完全没有同性恋的迹象。

另一个假设是，这次谋杀是巴拉扭曲的哲学登峰造极的产物：他是后现代的内森·利奥波德和理查德·勒布。他们生活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芝加哥，是两名天资聪颖的学生，沉迷于尼采哲学，于是杀害了一名十四岁男童，想看一看自己能不能做到完美犯罪，能不能成为超人。两人被判无期徒刑。在庭审中，为他们辩护的是传奇律师克拉伦斯·达洛，他不希望两人被判死刑。达洛这样描述利奥波德：“这是一位十六七岁，沉迷上述学说的少年。对他来说，尼采学说不只是无关紧要的哲学观点，而是他的生命。”他在总结中说道：“一个人认真对待了尼采哲学，并按照它来生活，这难道有什么值得谴责的地方吗？……仅仅因为一个十九岁的孩子在大学里学到的哲学思想，我们便要绞死他，这是不公正的。”

在《杀人狂》中，克里斯显然想要成为后现代的“超人”，大谈自己的“权力意志”，坚持认为“不能杀人的不配生存”。然而，这些情怀并不能完全解释小说里的一个神秘人，那个克里斯自称对他“动手动脚”的男人。克里斯暗示两人之间发生的事情时，用语颇具挑逗意味：“或许他也没干什么罪大恶极的事，但最邪恶的恶魔恰恰存在于微不足道的细节里。”如果说，在巴拉自己看来，他的哲学能让他心安理得地打破一切道德约束，包括不得杀人，那么，上面的段落则表明，还有另外的动机，他与被害人之间存在深切的、私密的联系。这从作案手段的残忍中也能发现端倪。既然巴拉已经不能离开波兰，弗罗布莱夫斯基及其团队就开始讯问嫌疑人的家人亲友了。

许多接受讯问的人都觉得巴拉很好。他的一名前女友说，他是个“聪明、有趣的男人”。巴拉以前在波兰的一所英语培训学校工作过，不久前获得了这家单位的推荐信，信中称他“聪慧”“富有好奇心”“易于相处”，还称赞了他的“强烈幽默感”。推荐信末尾说：“在此，我毫无保留地大力推荐克里斯蒂安·巴拉承担任何涉及儿童教学的岗位。”

然而，随着弗罗布莱夫斯基和同事们深入寻找“细节中的恶魔”，巴拉生活中的阴暗面逐渐浮现出来，尤其是在1999年和2000年。在这段时间里，他的公司倒闭了，婚姻破裂了，谢尼亚夫斯基也被杀了。巴拉的一名朋友回忆道，他一度“行为粗野下流，总想要把衣服脱掉，展现自己的男性气概”。他家雇的保姆说，他的酗酒越发严重，行为也越发失控。她说他总是谴责妻子斯塔莎，朝她大喊大叫，说她“跟别的男人睡觉，搞婚外情”。

2000年巴拉与妻子分居后，多人称他对她依然有占有欲。他有一个朋友说他是“威权主义”，还说他“继续控制斯塔莎，查她的手机”。2000年的跨年派对上，谢尼亚夫斯基的尸体被发现几周后，巴拉认为一名调酒师在追求妻子，按照一名目击者的说法，然后他就“抓狂了”。巴拉尖叫道，他迟早会收拾这个调酒师，还说他之前“处理过一个这样的家伙”。当时，斯塔莎和朋友都觉得是酒后狂言，没当回事。即便如此，巴拉还是靠五个人才被制服，其中一人告诉警察：“他就跟杀人狂<a id="zw2" href="#zhu2">^[2]</a>似的。”

就在弗罗布莱夫斯基和手下试图确定作案动机时，其他同事帮他们查了谢尼亚夫斯基失踪当天的两通可疑电话，一通打给他的办公室，一通打给他的手机，都是用公用电话卡打的。每张电话卡都有唯一的编号，每次使用时，发卡公司都会有记录。放走巴拉后不久，负责谢尼亚夫斯基案的电信专家就查到了电话卡的编号。掌握这一信息后，警方就能追踪用这张卡拨打的每一个电话号码。在三个月的使用时间里，该卡共拨打了三十二通电话，包括巴拉的父母、女友、几名朋友和一名商业伙伴。“真相越来越清晰了。”弗罗布莱夫斯基说。

弗罗布莱夫斯基及其团队很快发现了被害人与嫌疑人的另一重联系。斯塔莎的朋友，玛尔戈扎塔·德罗斯特扎乌对警方说，2000年夏天，她跟斯塔莎去了弗洛茨拉夫的“疯马”夜总会。德罗斯特扎乌跳舞的时候，看见斯塔莎在跟一个长头发、蓝眼睛的男人说话。她在城里见过这个人，他叫达留什·谢尼亚夫斯基。

弗罗布莱夫斯基还有最后一个人要问话：斯塔莎。但是，她一直拒绝合作。也许是因为害怕前夫。也许是因为她听信了巴拉遭受警方迫害的说辞。抑或是她害怕有一天要告诉儿子：她出卖了他的父亲。

弗罗布莱夫斯基和手下又去找了斯塔莎，这一次给她看了《杀人狂》的几个片段。这本书是两人分开后出版的，她从来没认真看过。波兰警方称，斯塔莎看了关于克里斯的妻子索尼娅的几段，发觉她与自己实在太相似了，这才同意开口。

她承认自己在“疯马”夜总会见过谢尼亚夫斯基。“我点了薯条，就问吧台旁边的人薯条炸好了没有，”斯塔莎回忆道，“这个人就是达留什。”她说，两人说了一晚上话，谢尼亚夫斯基给了她自己的电话号码。后来，他们约会了一次，还开了房。但是，还没等两人发生什么，谢尼亚夫斯基就承认自己有家室，而她也就离开了。“我知道被丈夫背叛的妻子是什么感觉，所以我不会这样对待另一个女人。”斯塔莎说。谢尼亚夫斯基的婚姻问题很快就过去了，他和斯塔莎再也没一起出去过。

她与谢尼亚夫斯基约会几周后，斯塔莎说，巴拉醉醺醺地来到她家，脾气很大，要求她承认跟谢尼亚夫斯基有外遇。他闯进大门，还动手打了她。他喊道，他雇了一个私家侦探，什么都知道。“他还说自己去过达留什的办公室，跟我描述了办公室的样子，”斯塔莎回忆道，“接着，他说知道我们去了哪家宾馆，进了几号房间。”

斯塔莎说，后来她知道谢尼亚夫斯基失踪了，就问巴拉跟他有没有关系，他说没有。她相信巴拉虽然行为粗暴，但肯定不会杀人，也就把事情放过去了。

弗罗布莱夫斯基第一次感到明白了《杀人狂》的最后一句话：“是被盲目的忌妒杀害的人。”

2007年2月22日，巴拉受审第一天，旁听者纷纷涌入弗洛茨拉夫法院。旁听者里有哲学家，他们争论着后现代主义的后果；有年轻的律师，他们希望了解警察局的最新侦查技术；还有记者们，他们想要记下每一个撩人的细节。“现在是二十一世纪，杀人本身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先杀人，然后写进小说里，这肯定能上头条。”罗兹的一份周刊Angora的头版文章中写道。

莉迪亚·霍延斯卡法官坐在审判庭最高的位置，身下是波兰的白鹰国徽。根据波兰法律，陪审团由主审法官、另一名法官和三名波兰公民组成。被告和检方分别坐在两张朴素的木椅上，检察官旁边坐着谢尼亚夫斯基的遗孀和儿子。听众坐在房间后部，最后一排坐着一名敦实的女人，留着红色短发，看上去很紧张，仿佛危在旦夕的是她一样。她是巴拉的母亲特蕾莎；他的父亲因忧心过度，没有出席。

似乎每个人的注意力都对准了房间中部的一个笼子，它有近九英尺高，二十英尺长，安着粗重的金属栏杆，就像动物园里的那种一样。笼子中间站着一个身穿正装的男人，透过眼镜平静地看着外面。他就是克里斯蒂安·巴拉。他最多会被判处二十五年有期徒刑。

审判的前提是：真相是可以获知的。然而，正如作家珍妮特·马尔科姆所说，它也是“两种对立叙事”对抗的战场：“胜利者属于能够经受住证据考验的故事。”在此案中，检方提出的叙事与《杀人狂》很像：巴拉与他的另一个自我克里斯一样，都是堕落的享乐主义者，不受任何道德戒条的约束，并在嫉妒的怒火中将人杀害。检方首先举出了巴拉电脑里的文件，是搜查他父母家时查获的。在一个加了密码“amok”的文件里，巴拉巨细靡遗地列举了与七十多名女性的性交经历，包括：他的妻子斯塔莎；一名“又老又胖”的离婚表姐；一位朋友的母亲，描述是“岁数很大，行为很野”；一名俄罗斯“妓女，地点：一辆老式汽车”。检方还呈递了多封电子邮件，其中巴拉的用语和克里斯如出一辙，多有淫语或暗语，比如“愉悦果汁”（joy juices）、“忧郁夫人”（Madame Melancholy）。在一封发给斯塔莎的怒气冲冲的邮件中，巴拉写道：“生活不只是性交，亲爱的”——与克里斯的疾呼“性交不是世界的目的，玛丽”颇为相似。一名心理学家的证词中写道，“每个作者都会把自己的一部分个性代入到艺术创作中”，而且克里斯和被告都有“性虐待”的人格。

在整个过程中，巴拉都坐在笼中，或记录庭审过程，或饶有趣味地观察听众。有时，他似乎对“真理可以被认清”这条前提发起了挑战。根据波兰法律，被告可以直接向证人提问，巴拉迫不及待地利用了这条权利。他的质问富有学者气息，经常让证词显得如德里达所说的那样不稳定。他的一名前女友做证说，喝醉的巴拉曾来到她家阳台，好像马上就要自杀似的。他问她，她的话会不会有多种解释方式。“我们能不能说这是一个语义问题——对‘自杀’一词的误用？”他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