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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务主任是谁？”达格利什问道。
“亨利·埃瑟里奇医生。你肯定在电视上见过他。他是官方的心理治疗专家，致力于让这个职业受人尊敬。他相貌非凡，为人非常传统，也非常认真。”
“我在法庭上见过他。”达格利什说。
“当然。他在劳特莱奇案件中出过庭吧？他说得我真拿出手绢儿擦眼泪了。我比大多数人都了解劳特莱奇。很自然，如果能找到的话，任何辩护委员会都会选择邀请埃瑟里奇。你知道他们的哭诉：给我找一个值得尊敬的心理治疗医生，讲英语，而且不会让陪审团感到惊讶，也不会使法官觉得反感。回答：埃瑟里奇。就这样吧，祝你好运!”
局长很乐观，认为他的信息可能会干扰这场招待会。可是招待会已经到了任何独自赴宴的客人离去都不会引起人们注意的阶段。达格利什向主办方表示谢意，向看见他的几个人挥手告别，几乎无人察觉地离开了大楼。他没有看见黛博拉·里斯科，也没有去找她。他已经在思考即将开始的工作了，而且觉得自己得救了，至少，他离开了别人的冷落，说得重一点，就是离开了愚蠢。这不过是一场短暂、撩人、毫无结果，而且令人心绪不宁的聚会，好在它已经成为过去。
达格利什穿过广场，来到斯蒂恩诊所，走进那幢乔治时期的楼房，回想起了他所接触过的关于此地的几件事。有一句俏皮话说，你必须神志特别正常，才能接受斯蒂恩诊所的治疗。这个诊所当然很有名气，不过达格利什认为这也许是徒有虚名。在选择病人的时候，它更多地关注他们的才智和社会阶层，而不是他们的精神状态。它有一套只有心理检查的狂热者才不会被吓退的诊断程序，然后再把他们置于长长的候诊名单末尾，以确保病人在接受首次实际心理治疗之前，时间这剂良药已经发挥了它最大的疗效。达格利什记得，斯蒂恩诊所有一幅莫迪利安尼的作品，虽不是一幅名画，也不是那位画家的代表作，但有一点毋庸置疑：那是一幅莫迪利安尼的真迹。它悬挂在二楼会议室内，是一位病人赠送的谢礼，代表了诊所在公众眼中的形象。其他国家卫生服务机构的墙上挂的都是红十字会绘画图书馆的复制品。斯蒂恩诊所的工作人员毫不掩饰地说，纵使是二流的原创作品，也比一流的复制品更配他们诊所。为了证明这一点，他们确实弄到了一张二流的原作。
这幢楼是乔治亚风格的联排房，坐落在广场南端一角，舒适、低调且非常宜人。它的背面有一条狭窄的通道，可以直通林肯广场的皇家马厩。它有一间带护栏的地下室。一座宽阔的阶梯直通正门，两旁的护栏呈弯曲状向大门延伸，阶梯上还有两根铸铁的灯柱。在大门右侧有块并不起眼的黄铜牌，上面刻着该诊所所属医院管理委员会的名称，下面是“斯蒂恩诊所”几个大字。铜牌上没有其他任何信息。斯蒂恩诊所没有向世俗宣传过它的疗效，也不希望招惹大批当地的精神病患者上门求医问诊。诊所外停着四辆车，但还没看见警察。这幢房子显得非常安静。它的大门紧闭，上方优雅的亚当式扇形窗和一楼拉起的窗帘缝中都透出了灯光。
达格利什按门铃的手指还没放下，门就打开了。他们一直在等他。一个身穿保安服、身材结实的年轻人打开大门，一言不发就让他进来了。大厅里亮着灯，温暖的灯光驱散了秋夜的寒气。大门左侧是一间有玻璃挡板的小接待处，里面有一台电话交换机。另一名保安年纪大得多，坐在电话交换机面板前，显得垂头丧气。他扭头用湿润的眼睛瞥了达格利什一眼，然后转过头继续专注地盯着工作面板，仿佛警司的到来给这令人无法承受的重担添加了最后一根稻草。如果没有这个担子，他就解脱了。在大厅的主要部位，接待委员会成员走上前来，医务主任伸出手，像是在欢迎客人。“是达格利什警司吗？见到您很高兴。请允许我介绍我的同事，詹姆斯·巴古雷医生和医管会秘书劳德先生。”
“先生，您来得很快呀。”达格利什对集团秘书劳德说。
劳德当即回答：“我两分钟前赶到后才听说出了谋杀案。今天午饭时，博勒姆小姐打电话说急于见我。她说所里出了事，她需要有人给她出主意。我尽快赶了过来，发现她已经遇害了。在这种情况下，我更有理由决定留下来。看来她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需要多大的帮助。”
“无论如何，你恐怕来得太晚了。”埃瑟里奇医生说。
达格利什发现他比电视中看起来矮了许多。他的脑袋很大，额头很宽，头上像婴儿般又细又软的白发秃成了一道“光环”。他的躯体已自然老化，难以支撑那颗很重的脑袋。虽然很难猜测他的年龄，但达格利什觉得他肯定不止六十五岁，而是接近七十岁，到了医生正常退休的年龄了。他脸上气色很好，面颊红润，像油彩画上去似的，湛蓝的眼睛上方是两道扬起的眉毛，俨然一副不可摧毁的侏儒形象。达格利什认为他那两道具有穿透力的目光和那副柔软而有说服力的声音显然不是一个医生的行医资本。
相比之下，詹姆斯·巴古雷医生身高六英尺，与达格利什不相上下。他给人的直接印象是有种强烈的倦怠。他那件白大褂松松垮垮地耷拉在弯弯的肩头。他虽然比较年轻，却缺乏医务主任那股勃勃生机。他笔直的头发已经开始变成灰色，时不时就需要他用他那被尼古丁熏黄的手指将它们从眼前拨开。他的相貌英俊，面庞骨感，但皮肤缺少光泽，眼睛也不明亮，好像永远是那么疲惫。
医务主任说：“您肯定想马上去看看尸体。如果您不反对，我想让我们年轻的保安彼得·内格尔一起下去。他的凿子是凶器之一。我不是说这个可怜的家伙可能能帮上多少忙，但您肯定有问题要问他。”
“到时候我每个人都要问。”达格利什回答说。
医务主任显然大权在握。巴古雷医生虽然没有说话，却似乎很乐意接受这样的角色。劳德显然已经决定采取暂时观望的态度。在大家朝大厅后的地下室楼梯走去时，达格利什扫了一眼劳德。他很难仅凭这短暂的一瞥做出分析，但他认为自己看见了一道有趣的目光和某种被扭曲的超然。
达格利什在尸体旁跪下，其他人则在一旁静静地站着。他没有触及那具尸体，只是把没有扣扣子的羊毛衫和衬衫拨开，露出凿子。凿子扎得很深，只露出了凿柄。尸体上几乎没有组织挫伤的痕迹，也没有血迹。她的背心被卷到胸部上方，露出了被那把邪恶的凿子蓄意扎进的部位。如此蓄谋的行动表明，凶手对解剖学知识非常了解。比用利器扎进心脏更简便的杀人方法有不少，但对于了解人体解剖并且有力气的人来说，还没有比这更能切实杀死对手的办法。
他站起身，转身问彼得·内格尔：“这凿子是你的吗？”
“显然。它像是我的，而且我的凿子不在箱子里。”
尽管他没有像人们通常那样称他为长官，但从他那受过教育的沉稳声音中听不出丝毫的傲慢或怨恨。达格利什问道：“你知道它怎么会到这儿来的吗？”
“一点儿都不知道。不过即使知道，我也不大可能说出来，是吧？”
医务主任皱起眉头，迅速扫了内格尔一眼，像是告诫或规劝，抬手在保安的肩上轻轻地拍了一下。他没有与达格利什商量，轻声说道：“暂时到此为止吧，内格尔。你到外面去等着，好吗？”
保安不发一言，悄然走开了。达格利什也没有提出异议。
“可怜的家伙!凶手用他的凿子作案，当然吓到了他。凶手似乎想把他卷进来，真令人不快。可是警司，您会发现，在推定的死亡时间内，工作人员中只有少数人可以证明自己不在犯罪现场，他就是其中一个。”达格利什没有指出这种说法本身就很值得怀疑。
“对于死亡时间，您是否进行过估计？”达格利什问道。
埃瑟里奇医生回答说：“我想它肯定刚发生不久。巴古雷医生也这么看。我们刚开始中央供暖，所以今天诊所里很暖和，尸体也冷却得比较慢。我没有精确计算过。当然了，对这种事，我基本上是个外行。后来我得知，她的死亡时间肯定在一小时之内。我们在等您的时候难免进行了议论。安布罗斯护士长好像是最后一个见到活着的博勒姆小姐的，当时是晚上6点20分。我们的老保安卡利跟我说，博勒姆小姐在晚上6点15分用内部电话联系过他，说她要到地下室去，如果劳德来了，就叫他直接到办公室去。根据安布罗斯护士长的判断，几分钟之后，她从一楼的夜间门诊治疗室走了出来，穿过大厅，来到了病人候诊室，告诉一个男人说他可以带妻子回家了。她看见博勒姆穿过大厅，走向通往地下室的楼梯。此后再也没有人见过活着的她。”
“不包括那个杀害他的人。”达格利什说。
埃瑟里奇露出惊讶的表情。
“是的，当然。我的意思是说，我们都没有再看见过活着的她。关于时间问题，我问过安布罗斯护士长，她说得很肯定……”
“我会见见安布罗斯护士长和另一个保安的。”
“那当然。每个人您都会见，这很自然，我们都想到了。在等待的时候，我们都给家里打过电话，说今天晚上可能有事耽搁，不过都没有解释是什么事。我们在大楼里进行了搜索，确认地下室的门和一楼的后门都是上了闩的。当然，这里的一切都没有人动过。我把所有工作人员都集中安排在前诊室里，只有安布罗斯护士长和玛丽安护士与候诊病人在一起。我们只让劳德和您进来了。”
“你好像想得很周到，医生。”说着，达格利什站起身，俯视着那具尸体。
“是谁发现她的？”他问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