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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们的一个医务秘书，叫珍妮·普里迪。那个老保安卡利今天老说肚子疼，珍妮小姐就去找博勒姆小姐，问她可不可以让他早点儿回家。珍妮小姐心里很烦，但她还是告诉我说——”
“我想最好还是让她直接跟我说。这扇门一直是锁着的吗？”
他的问话彬彬有礼，却感到他们为之一惊。医务主任回答时语气没有丝毫变化：“一般都是。钥匙挂在地下室保安值班室的一块板子上，和诊所的其他钥匙挂在一起。那把凿子也存放在那里。”
“这座雕像呢？”
“是从地下室过道另一头的艺术疗法室拿来的。它是我们的一名病人雕刻的。”
还是医务主任在回答。到现在还没有说过一句话的巴古雷医生突然说：“她是被人用这座雕像打晕后，再用凿子扎进心脏的，这个人很内行，要么就见鬼地很走运。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可疑的是，为什么病历撒得到处都是？她是躺在这些病历档案上的，而它们肯定在她遭到杀害之前就撒了一地。”
“也许是一场搏斗的结果。”埃瑟里奇医生提出自己的看法。
“看样子不像。这些档案是从架子上抽出来的，而且被故意丢得到处都是。这么做肯定有原因。这桩谋杀案中看不出任何冲动的迹象。”
这时候，刚才还站在门外的彼得·内格尔走了进来。
“大门口有人按门铃，长官。会不会是其他警察来了？”
达格利什注意到，病历档案室的隔音很好。前门的铃声很响，他却没有听见。
“好的，”达格利什说，“我们这就上去。”
他们一起朝楼梯走去，这时埃瑟里奇医生说：“警司，不知道您能不能去见见那些病人？还有两名病人在这里：一名是我同事斯坦纳医生的男性精神病患者，另一名是在地下室前诊疗室接受麦角酸治疗的女性病人。巴古雷医生可以跟您解释这种治疗方法，她是他的病人。不过您可以放心，二十分钟之前，她还无法离开自己的病床，当然对这起谋杀案也一无所知。这些病人在治疗过程中会变得稀里糊涂。玛丽安·博勒姆护士整个晚上都和她在一起。”
“玛丽安·博勒姆护士？她是死者的亲戚吗？”
“她的堂妹。”巴古雷医生的回答很简洁。
“医生，你那位稀里糊涂的病人会不会知道，在治疗过程中，玛丽安护士有没有把她一个人留下？”
巴古雷医生不假思索地回答说：“玛丽安护士不会离开她的。”
他们一起走上楼梯的时候，听见大厅里的人在低声耳语。
大门的门铃声给斯蒂恩诊所带来的是与它毫不相干的装备和技能。勘查暴力死亡案件的专家按部就班、悄然有序地开始了工作。达格利什领着警方的外科医生和摄影师走进了病历档案室。指纹专家是个两腮滚圆的矮胖子，一双纤细的小手仔细专注地检查了门把手、门锁、工具箱以及蒂皮特的雕像。那些便衣警察和电视上演的一样让人紧张。他们有条不紊地检查着诊所的每一个房间和每一口橱柜，以证实没有人擅自到过这里。一楼和地下室的后门都是从里面反锁的。他们匆匆将候诊室里的一些安乐椅搬进一楼前部的诊室，诊所工作人员被集中到那里，没有参与调查活动。他们觉得自己所熟悉的领地被陌生人占领，他们被司法机器扣押了，天知道将会遇到怎样的尴尬和不幸。这群人中，只有那位集团秘书显得镇定自若。他在大厅里俨然成了一个监督者，耐心地独自坐着，等警方找他谈话。
达格利什决定用一下博勒姆小姐的办公室。一楼前部有间较大的总务处办公室，后部则是夜间门诊治疗室，行政主管的小办公室就在它们之间。它对面的套房被隔成两间诊疗室和一间病人候诊室，而办公室本身也是从一个大房间隔出来的，根本不成比例。由于层高的原因，它显得太窄。房间里没有多少陈设，除了文件柜上大花钵里的菊花，看不出任何有个人品位的东西。一口老式保险柜紧靠着一面墙，另一面墙前面则摆着一排绿色金属文件柜。办公桌并不气派，桌上只有办公台历、记事簿和一沓牛皮纸文件夹。达格利什看了看文件夹，说：“奇怪了。这些显然是人员档案，全是女性的，却没有她自己的。我想知道她把这些东西拿出来干什么。”
“也许是在查人员年度休假资格，或者类似的事情。”马丁警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我觉得有可能。可为什么只看女性的呢？哦，这暂时不太重要。我们还是看看记事簿吧。”
博勒姆小姐显然是个不愿意相信记忆的管理人员。记事簿最上面那页的开头是日期，下面有不少记录，字体向一边倾斜，像孩子的笔迹。
医疗委员会——主任发言，重提青少年治疗科事宜；
内格尔发言——卡林斯基小姐房间的吊窗绳断了；
肖特豪斯太太——？请假。
这些记录至少是无须解释的，可是下面的字迹显然是匆忙中写就的，不太看得懂。
女人。这儿八年。1号(星期一)到。
达格利什说：“这些好像是电话记录。当然，可能是私人电话，跟诊所没有什么关系。可能是医生想跟踪了解一个病人，或者是病人想要预约医生。显然是有什么事要发生，或者什么人要来，时间是第一个星期一，或者1号星期一。这段话可以有十来种解释，可是无论哪一种都与这桩杀人案没有关系。而且，有人近期打电话谈到了一个女人，博勒姆小姐显然是在查看除了她自己之外每个女性工作人员的档案。为什么？为了查八年前谁在这里？这些都不沾边啊。我们暂时先不去推测，还是实际一点，先见见这里的人。我想先见见那个发现尸体的打字员小姐。埃瑟里奇说她心烦意乱，希望现在已经平静了下来，否则我们就要在这儿等她到半夜了。”
不过，珍妮·普里迪异常平静。她显然喝了酒，除了有点悲伤，还表现出了难以抑制的激动。她面色红润，但因为哭过，脸还有点肿。她的眼睛闪闪发亮，显得很不自然。她没有因喝酒而显醉态，而且说话有条有理。这个晚上的大部分时间里，她都在一楼的总务处忙活，最后一次看见博勒姆是在17点45分左右，当时她进过行政主管办公室，准备去查询一位病人的预约时间。在她看来，博勒姆小姐没有什么异常。大约18点10分，她回到了总务处。这时候，彼得·内格尔也进来了。他身上穿了一件外套，是来拿外发邮件的。珍妮小姐在外发邮件登记簿上把最后几份信件做了登记，然后把信交给了他。在18点15分到18点20分之间，肖特豪斯太太进了办公室。肖特豪斯太太说她刚从博勒姆小姐的办公室过来，当时行政主管正在考虑年度休假人员的休假顺序。彼得·内格尔已经把信件拿走了。她和肖特豪斯太太在一起待了大约十分钟之后，他又回来了。接着，内格尔就去了地下室的保安房间，他要去把上衣挂起来，还要喂办公室的猫——蒂格尔。几乎就在同一时间，她跟着他下去，帮他喂了猫，然后两个人一起回到总务处。大约19点，老保安卡利又说肚子疼。实际上，他已经疼了一天。由于卡利肚子疼，又不肯回家，珍妮小姐、博斯托克太太、另一位医务秘书以及彼得·内格尔都陆陆续续替他在电话交换台上代过班。当时，他终于愿意回家了，于是，珍妮小姐去了行政主管办公室，想问问博勒姆小姐可不可以让他提前下班。她发现博勒姆小姐不在办公室，于是就到一楼的护士值班室去找她。安布罗斯护士长说，大约三十分钟前，她看见行政主管穿过大厅，往地下室楼梯那边去了。病历档案室通常都是锁着的，可是这次，它的钥匙就插在锁上，而且门半开着，于是她就进去看了看。档案室里的灯亮着，她发现了尸体——说到这里，珍妮小姐的声音有点结巴——于是她立刻冲上楼梯喊人。她没有碰任何东西，不知道为什么病历档案被甩得到处都是，也不知道她是怎么知道博勒姆小姐已经死了的。博勒姆小姐看上去就像死了。她也说不上来自己为什么肯定这是一起谋杀。她觉得博勒姆小姐头上好像有一块瘀青，接着就看见了放在尸体上的那座蒂皮特的雕像。她怕蒂皮特就躲在档案架间，随时会向她扑过来。大家都说他不是个危险人物，至少除了斯坦纳医生，大家都这样认为。可是他曾经住过精神病院，而且毕竟没有十足的把握，确保他是绝对无害的，是不是？不，她不知道蒂皮特当时不在诊所。是彼得·内格尔接了医院的电话，准备告诉博勒姆小姐，可是他没有告诉珍妮小姐。她没有看见博勒姆胸口的那把凿子。是大家集中在屋前的候诊室，等警察到场的时候，埃瑟里奇对工作人员说了那把凿子的事，她才知道的。她认为大多数工作人员都知道彼得·内格尔把工具放在什么地方，而且知道用哪一把钥匙开病历档案室的门。钥匙就挂在第12号钩子上，比其他钥匙亮一些，不过上面没有贴标签。达格利什说：“我希望你仔细想想。你下去帮助内格尔先生喂那只猫的时候，以及你后来下去，发现博勒姆的时候，病历档案室的门是不是都半开着，里面的灯是不是都亮着？”
这个姑娘把一缕湿漉漉的金发向后一捋，突然厌倦地说：“我……我记不得了。你看，我又没有从那扇门旁边走过。我直接进了楼梯底层的保安房间。彼得在那里清洗蒂格尔的盘子。它上次的东西没有全被吃完，我们把残渣刮出来，在水池里洗干净盘子。我们没有到病历档案室那边去。”
“但是你下楼的时候可以看见那扇门。你有没有注意到那扇门是半开着的呢？那个房间不常有人去，对吧？”
“是的，但如果有人要找病历，就可以去。我是说，如果门是开着的，我也不会去看是谁在里面，或者做类似的事。我想，如果那扇门大开着，我可能会注意到，所以它应该不是大开的，不过我记不得了，说实话，我真记不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