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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多说什么，随即回到吧台。接着，巴古雷心想自己这么说是否明智。明天所有报纸都会刊登这件事的。也许明天在公共酒吧，人们就会议论纷纷。很自然，乔治会说：“星期五晚上，医生像往常一样来了。关于杀人案的事，他守口如瓶……不过看来心情不好。”
什么也不说是不是很可疑？如果一个人清白无辜，谈谈自己不曾参与的一桩谋杀案，是不是更自然一些？这个小房间好像突然闷热起来，原有的平静被焦虑和痛苦所溶解。他无论如何必须告诉海伦，她知道得越早越好。
车开得很快，可是等他到家，已经晚上10点多了。透过高高的山毛榉树的间隙，他看见了海伦卧室的灯光。这么说她没有等他，而是自己上楼了。这可不是个好兆头。他把车停进车库，打起精神，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任何事情。斯塔林谷非常安静。这是一片小型私人别墅区，经过精心设计，以传统方式建造，每一幢房子都有一座大花园。它和邻近的斯塔林别墅几乎没有联系，是繁华近郊里一片名副其实的绿洲。这里的住户受世俗偏见和势利的束缚，像流亡者一样生活在异域文化中，却保留着文明的体面。这幢房子是巴古雷十五年前买的，当时他刚结婚不久。他一开始就不喜欢这个地方，过去这些年，他懂得了不重视第一印象是很荒唐的。但是海伦喜欢这个地方，而且当时还怀了孕，所以多了一个让她高兴的理由。在海伦眼里，这幢宽敞的仿都铎建筑的前景一片大好。前面的草坪上有一棵巨大的橡树，是“大热天放婴儿车的好地方”。宽敞的门厅是“以后孩子们会喜欢并可以聚会的好地方”。这里的环境安静，“亲爱的，你在伦敦和那么多可怕的病人打交道之后，这里对你来说是非常非常宁静的”。
可是她流产了，而且失去了再怀上孩子的希望。若是还有希望，又会有什么不同呢？这幢房子就不会像没有升值希望的仓库一样了吗？他静静地坐在车里，看着那扇亮着灯光的不祥窗户，心想，所有不幸的婚姻基本都大同小异。他和海伦的情况与莫里卡夫妇没什么不同。他们之所以还待在一起，是因为他们希望这样不像分手那么痛苦。如果婚姻的压力和痛苦超出了离异造成的损失、不便和痛苦，他们就会分手。理智的人不会继续忍受无法忍受的痛苦。对于他来说，离婚只有一个正当的、高于一切的理由，那就是他希望和弗里德里卡·萨克森结婚。现在，这个希望已经彻底破灭，他便不妨继续保持这样的婚姻。这种婚姻尽管很痛苦，但至少使他觉得还有人需要他，这样，他的心里会舒服些。他鄙视自己的个人形象。他是个心理治疗医生，却无法处理好自己的个人关系，婚姻状况岌岌可危。可是婚姻关系中至少有些东西可以维持；在大多数情况下，软弱和同情的无常冲动可以使他更具宽容之心。
他锁上车库的门，穿过宽阔的草坪，来到大门口。花园一看就无人打理。维护花园费用很高，而海伦对打理花园毫无兴趣。如果把这地方卖掉，换幢小一点的屋子，无论从哪方面考虑都更好。可是海伦不愿意谈卖房子的事。对她而言，住在斯塔林谷比住在其他任何地方都幸福。这里的社交生活面很窄，要求也不高，至少给了她某种安全感。这种喝鸡尾酒、吃小饼干的生活，与时髦、苗条、贪婪的女人愉快地聊天，关于外国女佣和寄宿姑娘的八卦，以及关于孩子的学校费用、成绩报告和孩子没有感恩之心的哀叹，都能引起她的同情与共鸣。巴古雷早就知道，因为夫妻间关系冷淡，她在家的时间很少，这使他感到很痛苦。
他思考着怎样才能以最佳方式把博勒姆小姐遇害的消息告诉她。海伦和她只有一面之交，是那个星期三在诊所里的会面。他不知道她俩谈了些什么。可是那次简短的见面像催化剂一样，使她们变得很亲密。或许那是一种针对他的进攻性同盟关系？不过肯定不是由博勒姆采取行动，她对他的态度从来没有变过。巴古雷甚至可以相信，博勒姆认为他要比多数心理咨询医生都强。他发现博勒姆历来都是非常配合，非常乐于助人，也非常正确。那个星期三的下午，博勒姆在对他毫无恶意、仇恨，甚至厌恶的情况下，让海伦到她的办公室，与她交谈了半小时，摧毁了他的最大快乐。他正想到这里，海伦出现在了楼梯顶端。
“是你吗，詹姆斯？”她大声说。
十五年来，每天晚上她都用这种不必要的问题跟他打招呼。
“是的。抱歉，我回来晚了。有件事也很抱歉，我在电话上不能多说。在斯蒂恩诊所发生了特别可怕的事情，埃瑟里奇认为这件事少说为妙。伊妮德·博勒姆被人杀了。”
她的脑子里立即出现了医务主任的名字。
“亨利·埃瑟里奇!他当然会这么说。他住在哈利大街，手下有足够的工作人员，收入大概是我们的两倍。他把你留在诊所，到现在才放你回来。他有稍微替我着想一下吗？他回家之前，他的妻子总不会一个人待在乡村吧!”
“我被留在诊所，那不是亨利的错。我跟你说，伊妮德·博勒姆被人杀了。今晚大部分时间，诊所里都是警察。”
这次她听见了。她下楼的时候，他感到她呼吸急促，看见她眼睛眯成了一条缝，紧紧抓住裹在身上的睡袍。
“博勒姆小姐被人杀了？”
“是的，被杀害了。”
她木然站着，似乎在考虑什么，接着平静地问道：“她怎么被害的？”
巴古雷告诉她的时候，她还是一句话也不说。他们面对面地站着，他惴惴不安地想，该不该走上前去，做出表示安慰或同情的举动。可为什么要同情呢？海伦究竟失去了什么？
她开口说话的时候，声音非常冷淡：“你们谁都不喜欢她，是不是？你们谁都不!”
“荒唐，海伦!她是行政主管，我们大多数人和她很少接触，即使有，时间也很短。”
“看来这是内部人员作案，是不是？”
他听见这句直截了当的、警方和法庭的行话，脸上的肌肉抽搐起来，作出的回答却非常简单：“从表面上看是这样。可是我不知道警方是怎么想的。”
她一声苦笑：“哦，我可以猜出警方的想法!”
她再度站在那里不吭气，接着突然问道：“你当时在哪里？”
“我跟你说了，在医务工作人员的衣帽间。”
“弗里德里卡·萨克森呢？”
现在，巴古雷已经不可能对她表现出同情和温柔，甚至连局面也控制不住了。他极为镇静地说：“她在自己的房间，做罗夏墨迹检测。我们两个人都没有不在现场证据，这下你满意了吧？不过，如果你想把这桩谋杀栽到弗里德里卡或者我的头上，就需要多一点智慧，而我相信你没有。警司也不大可能听一个心怀仇恨并患有精神病的女人的话。这样的人他见得多了。不过你可以试一试!可能你会走运呢!为什么不来检查一下我的衣服上有没有血迹啊？”
他气得浑身发抖，把双手朝她伸过去。她吓坏了，看了他一眼，转过身跌跌撞撞地朝楼上走去，甚至还被睡袍绊了一下，接着像个孩子似的哭起来。他用眼睛看着她，由于疲劳、饥饿以及自厌，他感到浑身发冷。他必须到她身边去。不管怎么说，不能这样持续下去。不过不是现在，不是马上。首先，他必须喝两口。他在楼梯扶手上靠了一会儿，然后疲惫不堪地说：“哦，弗里德里卡，亲爱的弗里德里卡。你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为什么？”
安布罗斯护士长和一个最近退休的老朋友住在一起。她们三十五年前是护士学校的同学。她们在吉迪亚公园买了一幢房子，过去二十年中一直靠共同的收入生活在一起，日子过得舒适、愉快而又和谐。她俩都没有结婚，也没有因此而后悔。她们也曾希望有孩子，可是在看到亲朋好友的家庭生活之后，她们产生了与常人相反的婚姻观念。她们深信婚姻对男人有好处，代价却是由女人付出的，即使做母亲也不是纯粹的幸福。无法否认的是，她们并没有去验证这样的观念，而且从来没有人向她们求过婚。像精神病诊所的其他职业人士一样，安布罗斯护士长也意识到了性压抑的危险，可是她从没感受到这种危险，而且它确实很难在从未觉得性有什么压抑的人身上产生作用。如果她认真地研读过各种精神病理论，一定会认为那大多数都是非常危险的胡说八道。但安布罗斯护士长受到的训练是，医生是仅次于上帝的人。医生像上帝一样，以神秘的方式创造着奇迹，对待他们也要像对待上帝一样，不能进行公开的批评。毋庸置疑，有些医生采用的方式更加神秘，但护士的特权依然是辅助这些只比上帝低级的人，鼓励病人对治疗方式要有信心(特别是当这种方式的成功似乎非常值得怀疑的时候)，并做到在基本职业道德方面完全忠诚。
“我对医生一向忠诚。”这是吉迪亚公园阿卡西亚路的一句口头禅。安布罗斯护士长经常说，在节假日，有些年轻护士偶尔到诊所来替班，在她们所受的训练中就没有多少助人为乐的传统。她对大多数年轻护士都颇有微词，对现代培训更是少有恭维。
她像往常一样，乘坐地铁中央线到利物浦大街站，然后换乘东郊线电车，二十分钟后下车，进入与比阿特里斯·夏普小姐合住的连排公寓。不过今天晚上，她把钥匙插进锁孔的时候，并没有习惯性地看看前花园，也没有用挑剔的目光扫视门上的油漆，甚至没有像以往那样去想这间公寓令人满意的外观，更没有觉得购买这处住房果然是桩令人满意的投资。
“是你吗，多特？”正在厨房的夏普小姐问道，“你回来晚了。”
“要是不晚，那就是奇迹了。诊所里出了杀人案，晚上大部分时间，警察都和我们在一起。据我所知，他们现在还在那儿。他们取了我的指纹，也取了其他工作人员的。”
安布罗斯护士长故意说得轻描淡写，不过这个消息的影响使她高兴。这恰恰是她所期待的结果。这种令人兴奋的消息不是每天都有的。在火车上，她脑子里就在演练，看怎么传播这条信息才能取得最佳效果。这句反复琢磨过的话准确地表达了事情的主要细节。她暂时把晚饭的事情也忘了。夏普小姐嘟囔着说平底锅里的东西可以等等再做，先给她的朋友和她自己倒了杯雪利酒压惊，而后端着酒在起居室里坐下，听她从头到尾细细地谈。在诊所里，安布罗斯护士长以谨慎周到、沉默寡言著称，在家里却是快人快语，没过多久，夏普小姐对这桩杀人案的了解就和她的朋友一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