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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佛教风行时代，陶渊明不信佛，不信前生与来世，却从鱼鸟树木间去见证自己。我们的前生的前生的前生，不就是鱼鸟草树吗。陶子所努力的，就是要把自己还给自然，还给宇宙啊。同时，也就是把自己还给自己。
家为逆旅舍，我如当去客。
你看，《五柳先生传》多像一个人的自言自语：我就是这样一个人。你知道不知道没关系。我自己知道，我知道自己。我宁愿是一棵树，一只鸟，一尾鱼。
——《杂诗》其七
“环堵萧然，不蔽风日”“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我对付穷的办法，就是守孔门“君子固穷”之道，就是照黔娄之妻的话去做。隐士黔娄家徒四壁，穷困以终，黔娄之妻不但不抱怨，还对人用“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赞扬丈夫。陶子之妻有没有黔娄之妻的境界呢？管他有没有，我陶渊明认同黔娄之妻。我向往的是做无怀氏之民、葛天氏之民。
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酒，陶子离不开酒，肉身需要酒，灵魂更需要酒。陶子近似酒仙，但有人可能会视之为酒鬼吧。陶子解决之道是，喝醉了我就自觉从人家退出来，不在意人家留与不留。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子，会不会为了酒而对某位乡邻面露讨好之色呢？有可能吧。——我陶子这可是求酒，不是求官，求功，求名，求财。
——《神释》
“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这话前半截每为人所乐用。用于自己，大半是一种以自谦出之的骄傲：不要小看我，我好读书，我读书不少。用于他人，则免不了调侃讥讽之意了。毛泽东曾对某公下此断语：“此公，好读书，不求甚解；好讲话，不得要领。”对渊明来说，自谦自傲都不是，调侃自己的味道或许有，要义却仍是“任真自得”。不偏执，不拘泥，通达自适，方能深入堂奥，臻于“会意”秘境。若寻章摘句，一穿凿即失其本旨。读书之弊，只在不得要领。会意之时，神往之际，则“欣然忘食”，不是痛苦的“废寝忘食”。“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桃花源记》）桃花源秘境洞开，这好像是在说陶子读书之境界。“好读书，不求甚解”，陶子得意之言也。若把这话看作陶子读书潦草，可真应了那句话：痴人面前说不得梦。
肴案盈我前，亲旧哭我傍。欲语口无音，欲视目无光。昔在高堂寝，今宿荒草乡。
“闲静少言，不慕荣利。”远离互相奉承，就是远离互相蔑视。陶渊明去世后，小他近二十岁的朋友颜延之作《陶征士诔》，深情悼念他。文中有此语：“在众不失其寡，处言每见其默。”古人解读陶渊明，没有比这话更好的了。我甚至认为，颜延之对陶的理解，比陶对自己的理解更到位更深入，更能准确彰显出陶渊明的独特存在。陶渊明每次到众人那里去，都迫切希望立即逃离，而在众声喧哗时，他的“默”又“无声胜有声”。在他人眼里，陶子该是极寡淡无味吧。找不出历史里还有哪位古人，曾用类似的话去评价过另一位古人。晚年陶渊明这样宽解自己的孤独：“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咏贫士》）——即使平生无一知己，亦不必视为可悲。这是极高远极放旷境界。我们知道，大孤独者鲁迅尚感慨“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可是，有颜延之话在，陶子不能说无一知己了。我们今天看陶渊明，觉得他是孤峰独绝，其实不是孤立的。魏晋这个悲惨乱世，却有逼人向自我认知走、向存在深处走的非凡之处。陶渊明是证明，颜延之亦是证明。颜延之的话有沟通古今的力量，千载之后读之，仍不能不戚戚然。颜与同代人一样，都犯了忽视陶渊明诗文价值的错误，但有此一文，有此话，就足证颜延之人性的丰富。
——《拟挽歌辞》
“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如此开篇，何“实录”之有？渊明独特姿态也。在这个门阀壁垒森严的时代，我什么都没有，我什么都不标举。我退到最低处，退到柳树下，泥水自闭，却是为了不仰视任何一个人。何名号之有？这的确又是实录，陶子心态实录。喋喋不休的人们，互相奉承有多么厉害，互相蔑视就会有多么严重。正是因为人人皆索求高人一等，索求名号耀眼，所以所有的灵魂都在他人面前跪着。
不封不树，日月遂过。匪贵前誉，孰重后歌。人生实难，死如之何？呜呼哀哉！
文章不足二百字，却连用九个“不”。把九个“不”一一标出来后，我第一次感到“不”这个字的形状是如此怪异有味。对这个世界，五柳先生说了一连串“不”，却并非剑拔弩张地说出来。令陶子憎恶的人或事物很多，陶子却不会去写一封“绝交书”。
——《自祭文》
如果说陶渊明品格的核心是“任真自得”，那么《五柳先生传》就是这一诗性人品的形象化。“尝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时人谓之实录”（沈约《宋书·陶潜传》）。这位五柳先生，诗意盎然，洒脱飘逸，时人却视为自况、实录。饶有趣味。那样一个人，在一心一意娱乐自己，却好似是在敲打自己的骨头。他的心情经常是柔软的，他的骨头却不软。他的快乐、他的“任真自得”，正根源于他骨头的坚硬。《五柳先生传》就像是这样的一块坚硬的骨头，在唱一首婉转悠扬的歌。
“任真自然”的生存追求，使渊明深知，物之兴替、人之生死，乃宇宙大化，他既情愿纵浪大化，又惟恐来不及活出自己的“活”。要自己勿“多虑”，正因有所虑。《拟挽歌辞》一心一意悬想自己死时、死后情境。此诗并非作于死亡来临之际，而是较早。荒诞未来时，我先荒诞着，无幽默处，我偏偏幽他一默。《自祭文》作于去世前两个月，总结感慨一生，兼具遗嘱意味，同时还有将卸下生存重负之释然。他要求不起坟不栽树。这自然是纵浪大化情怀。最后仍是对存在终极的追问：生之艰辛我已亲历亲尝，“死”又如何呢？渊明当然知道，这是个既不求人答、亦无答案的问题。至死还在思考死的渊明，对死显然已非“畏”。渊明是个不肯敷衍此生者，不肯随波逐流者。“聊复得此生”——此生总算在我手中了。《自祭文》又说：“余今斯化，可以无恨。”可以说，在艰辛备尝，顽强抗争之后，渊明得以在静穆澄明之境中辞别人间。虽然带有“精神胜利法”意味，仍可说是获得了基本的胜利。如此人间如此世道，人还能如何呢？他的灵魂或许能够前往他的“桃花源”。
陶子望着那个叫“陶渊明”的人，觉得此时此刻那人有些味道，就为他写了这篇小传《五柳先生传》。陶子对“五柳先生”说：你就这样吧，你就按这个样子去过日子吧。陶子是陶渊明的旁观者，对话者。自言自语，与自己对话，是陶渊明由来已久的癖好。他的每一诗每一文，都是这种对话。没有形诸文字的对话可就更多了。陶子对自己这样观想的时候，忽然就会有灵魂出窍之感。他似乎已经看见了一个幽灵。这或许类似庄周梦蝶。陶子喜欢这个时候的陶渊明，愉悦自足，心无挂碍，一片澄明，茫茫然与宇宙冥一。
一条命，一颗心，一杯酒，一辈子，一片尘，几番喜，几番忧，了却生，了却恨，已知生，再问死。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对死，陶子显然比孔子较真。可谓“向死而生”乎？孔子有担荷引领天下气度，生命能量外向，陶子则盯紧自己这条命，生命能量内向。孔子行走在春秋辽阔大地上，天下虽扰攘不已，士人却斗志昂扬，因为并无霸主敢随便对士人动刀锯。陶子这只丛林野兔，从凄风苦雨中退却至田园一隅，把这条命翻来覆去打量。陶子使用这条命，让这条命脱尽工具性，实现了生命存在的深度、生命审美的深度。这只敏感深情的野兔，远离喧嚣的世界，倾听天籁，倾听自己的心跳之音。越是不可一世的枭雄，往往越是难以实现存在之真，存在之深度。人生荒谬，行尸走肉。许多人物看上去身影伟岸，却不过是在追求作为行尸走肉存于世，然后瞬间腐烂溃败，血污狼藉。
柳树是五棵，不是四棵，也不是六棵七棵。这个人只能叫五柳先生。他还有大大小小五个儿子。儿子们总爱在树下顽皮。在陶子眼里，那五棵柳树也是他的孩子。
中国古代最能表达存在深度的文学作品，大约只能是陶渊明诗文和《红楼梦》。贾宝玉彻底“不器”，完全不具备贾政所希望体制所需要的工具性。贾宝玉天生痴绝，乃一不可“驯化”之赤子，其非工具性并非出于自觉。陶渊明非工具性的实现，则根源于自然加自觉。非工具性与存在深度具有密切相关性。后世对陶渊明的景慕，正是对其所实现的非工具性及存在深度的呼应。
这一年，陶子四十二岁了。嵇康在比这个年龄还小两岁时被人杀掉了，后世的李白在这个年龄趾高气扬地踏入皇宫。这个年龄，对饱经磨砺又有丰富心灵生活的陶渊明来说，正是人生一个制高点，有了一个审视与展望的宽广时空。
陶渊明之后，唱和陶渊明成为千年不绝奇观。被唱和如此之多之久，历史上并无第二人。
“五柳先生”是陶渊明的自我意象。陶渊明说：这是应是之我，我就是这个样子。写作时间在公元406年，即彻底归隐第二年。上一年年底，陶渊明辞去只干了三个月的彭泽令，结束了十余年忽仕忽隐、仕隐不定的彷徨生涯，从此彻底归隐，回到他名为“园田居”的居所。从上一年到今年，从江湖到田园，陶渊明已差不多整顿好身心，开始了另一种生活。在一个好天气里，陶渊明面对堂前的五棵柳树，若有所思，若有所悟，会心之处，不禁悠然而笑。
陶渊明开创了田园诗，后世竞相效仿。王维、孟浩然、韦应物等诗人，都写出了大量优秀田园诗，与陶子相比，却大都似城里人在说乡下事。他们既无渊明之身世遭遇，更无长达数十年亲耕经历。陶之田园诗是心灵自然流露，如清风如天籁。更深层原因是，陶渊明已臻于“立德”境界。自古就有人指责渊明是“自了汉”。这没错，渊明的确是不得不走上了“自了汉”之路。奇迹在于，他在此路上可说实现了“立德”境界。达则兼济、穷则独善，是孟子所标榜士人应世之道。追求独善，又是魏晋士人普遍风尚。但无人能达渊明境界。或许，数千年间唯陶子一人。渊明是独善其身的极致。放弃立功，亦无意于立言，其诗文远离时尚，只为自娱，在当世毫无影响，立德境界却在近似自然状态中实现了。所立之德就是：追求人性的自然、自由、澄明。渊明所立此德，无违其深厚仁德，却有反工具性之潜质潜能，能启发存在感，能指向未来。显然，这不是皇权推崇之德，但皇权有时亦对之略示尊重。杀隐士这一极端行为，只朱元璋干过。江山打下来了，朱皇帝发布诏令：“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在此诏令下，姚涧、王谟、夏伯启等不肯出山为官者被诛杀，并籍没全家。明清时代，皇权臻末世，奴化达顶峰。如石头可以奴化，统治者大约连江山上的石头也不肯放过的。
赞曰：黔娄之妻有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其言兹若人之俦乎？酣觞赋诗，以乐其志，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
士人喜欢陶渊明有多深，其反工具性愿望即有多强。
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
对陶渊明的景慕，至宋代达顶峰，士大夫“嗜陶”成为普遍风尚。这其中，以苏轼、辛弃疾为杰出代表。二人同为豪放派词人，一为大才子，一为才子兼英雄，遭遇皆曲折异常，登高望远，识破机关，却只能无奈悲叹。才子的豪放，英雄的豪放，不约而同折服于陶子这位隐士的“豪放”。
把自己视为一棵树，大约是中国文学里的第一次。一篇《五柳先生传》，自恋意味是有的，但多么健康自然，潇洒有趣。
苏轼天纵之才，磅礴浩瀚，蔚为大观，饱受磨难，却愈老愈真。自五十七岁起极度迷恋渊明，一直到六十六岁去世，念念不忘是渊明。六百年前的“自了汉”渊明，竟成为苏轼晚年巨大精神安慰，其和陶诗达一百零九首，几乎把陶子作品和了一遍。“然吾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哉？如其为人，实有感焉。”（《苏轼与苏辙书》）“醉中了了梦中醒。只渊明，是前生。”（苏轼《江城子》）欲做渊明而不得，梦中醒中不能忘，以至于视渊明为自己“前生”。“常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苏轼《临江仙》）苏轼所恨者，正是恨不能摆脱工具性也。求真求自然，苏轼亦似渊明，但澄明之境、仁德之厚显然有所不逮。在摆脱工具性的决绝上，亦乏渊明勇气。苏轼一再沦落，却始终不曾去官。形格势禁，去官恐于生存不利。豪放如苏轼，亦不敢对生存不计功利，无法实现渊明的存在深度。皇权无缝隙，仕途之外再无路可走。这差不多是古代士人共同处境。
陶渊明（365——427），字元亮，别号五柳先生，晚年更名潜。避开剑戟，避开人群，避开他人目光，潜退至最低处，做渊中鱼，林中鸟，甚至成为一棵树，一株庄稼。这就是陶渊明。陶渊明、陶潜，一代又一代士人念一遍这名字，就好像是会晤一次幽灵，又似对自己的一次抚慰。
辛弃疾作品中对渊明的吟咏追和，达九十余处，仅次于苏轼。“千载后，百篇存，更无一字不清真。若教王谢诸郎在，未抵柴桑陌上尘。”（辛弃疾《鹧鸪天》）辛弃疾眼里，晋朝当年王导、谢安等巨族诸公，还抵不上渊明故里柴桑陌之尘土呢。
有的人，他的名字似乎就有强烈宿命意味。陶渊明、陶潜，他不叫这名字又叫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