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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是风声鹤唳的局面。天下大势，屈原看得分明。他的焦虑紧张，由来已久。屈原始终力主联齐抗秦。他屡次出使齐国，都是为了同一目的。可是他的主张与奋斗却一再受挫，楚国逐步陷入为秦摆布状态。屈原亦渐被疏远，直至被流放。楚怀王三十年（前299年），怀王应邀赴武关会盟时被秦扣，三年后客死异国。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年），秦将白起攻破郢都。据记载，此时屈原绝望，赋《怀沙》，投汨罗江自沉。
西汉初贾谊、西汉末扬雄皆为有名辞赋家，都激赏屈原品格及作品，同时痛惜其遭遇，责其未能离楚，全身远害，致遭蝼蚁之辈欺凌。
六国从未有过真正成功的合纵，秦国的连横动作却每每奏效。
东汉班固，青年时激赏屈原。自中年奉诏修史后，一改从前立场，激烈反对刘安、司马迁观点，在《离骚序》等文中全面否定屈原，指责屈原“露才扬己”“怨主刺上”“非明智之器”，《离骚》不合儒家“法度”。班固观点的逆转可视为屁股决定脑袋的古代版本。
正当中国实现大一统前夕。迅速崛起的秦国，雄踞西北，虎视鹰瞵，有野心有实力有动作。对六国来说，存亡是逼到眼前的现实。国际关系错综复杂。有能力抗衡秦国的是齐、楚，齐国在政治上已显颓势，楚国疆域更广更富庶。“横则秦帝，纵则楚王。”天下不归秦，则归楚。实际上，秦国完成大一统之前，楚国先完成了中国南方的统一。
东汉末王逸的《楚辞章句》是《楚辞》最早注本，对后世影响甚大。王逸反对班固所有观点，视屈原为标准儒家门徒。为此，王逸不惜削足适履。例如，他这样解释《天问》：“何不言问天？天尊不可问，故曰天问也。”“天问”这种命题方式，在屈赋及诸子著作中甚为普遍，屈赋中尚有《橘颂》《国殇》等。重要的是，王逸的解读有违《天问》主旨。《天问》正是昊天之下“日暮途穷”的屈原，对“天”的激烈发难。
屈原出身楚国贵族，主要活动于楚怀王时期。怀王为太子时，屈原曾长期侍读。怀王即位后，屈原深得其倚重，位为左徒、三闾大夫，“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仪表出众，风度翩翩。古人是迷信相貌的。相貌或许是命运的一种形式。才华和相貌都会引起他人的嫉恨。屈原在作品中屡屡诉说他为嫉恨所困。
班固与王逸观点针锋相对，其思想却并无本质不同。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议为汉武帝推行后，儒教迅速三纲五常化。班固因感到实在很难把屈原当儒家门徒对待，干脆“打倒屈原”。王逸则煞费苦心“解屈”，务必将屈原修饰成标准儒家门徒。
屈原陷入困境，导源于楚国陷入困境。
汉唐之间是漫长的乱世。历仕梁、北齐、北周、隋四朝的颜之推，在其《颜氏家训·文章篇》中，历数几十位“轻薄”文人，屈原首当其冲：“自古文人，多陷轻薄：屈原扬才露己，显暴君过……”颜之推自叹“三为亡国之人”，朝秦暮楚，却皆为“忠臣”，腾挪躲闪，竟得善终。念此惊魂一生，必有深刻“心得体会”。如此评价屈原，可谓发自肺腑。
《离骚》作于屈原初被怀王疏远或第一次流放之后。忧心如焚，缠绵悱恻，辞意哀伤而志气宏放。这时的屈原希望未灭，心存幻想，切盼怀王悔悟，让他重回郢都，为国效力。这数句诗，将屈原的人格主要特征、困境意识表达得很充分。
自唐代始，统治者不断加封屈原，意欲将其打扮成忠君道德神。体制塑造适合它需要偶像的冲动是强烈的。南宋理学家朱熹作《楚辞集注》，努力把君臣大义从屈赋里读出来，无视屈赋显露的冲天怨气、如梦似狂的精神状态，将“怨”全解读为“忠”，以屈原作孔门太庙之牺牲。元明清诸朝，对屈原或褒或贬，并无超出前代新意。闪光点却是有的。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将“忠君”解读为“忠国”，同期的金圣叹否定屈原“忠孝著书”说，立屈原“忧患著书”说。二人同历明亡之痛，眼光毒辣，迥异于俗儒，属非常之人的非常之见。
——《离骚》
皇权时代，围绕屈原的论争，少有艺术批评意味，多有政治道德纠缠。根源在于，皇权专制二千年一贯制，了无新意。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那些真正的诗人、文学家对屈原是何心态？刘安、司马迁之后，贾谊、扬雄、李白、杜甫、柳宗元、辛弃疾、苏轼等皆厚爱屈原。他们甚少参与论争，只是把屈赋精髓融入血液，融入诗文。“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汨罗。”（杜甫《天末怀李白》）在杜甫想象中，遭遇冤屈奔波湖湘的李白会写诗投入汨罗江，与屈子之魂惺惺相惜。“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李白《〈古风〉（其一）》真正的诗人，他们的确容易对屈原产生惺惺相惜之情。
——《离骚》
诗人中竟也有憎恶屈原的。中唐诗人孟郊有《旅次湘沅有怀灵均》一诗，其对屈原评价之劣可说绝无仅有：“名参君子场，行为小人儒。”“死为不吊鬼，生作猜谤徒。”“怀沙灭其性，孝行焉能俱？”“如今圣明朝，养育无羁孤。”简直类同诅咒，连屈原自杀亦被视为不孝。真是令人瞠目。上纲上线式的大批判，古人亦懂。上纲上线的作用就是，让本不搭界的意思搭上关系后，会有特别惊悚的效果。诗最后歌颂“吾皇圣明”，社会福利好得很。一个很有成就的诗人，为何如此仇视屈原？孟郊又有《登科后》一诗：“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登科后狂喜至此。孟郊为“苦吟派”诗人代表，功名心重却半生困顿，大约永存一个“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式的梦想，精神人格之苍白干枯由此诗可见一斑。已成标准“小人儒”，却完全不自知。孟郊的心态就是完全建立在一己功名基础上的彻底婢妾心态。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围绕屈原，古代文人似可站成数列。一列：刘安、司马迁、贾谊、李白、杜甫、王夫之、金圣叹等。二列：班固、颜之推、孟郊等。三列：王逸、朱熹等。他们对屈原态度分别为：高度肯定或大部肯定、基本否定或全盘否定、高度肯定或基本肯定但曲解之。第三列虽只列出二人，实际追随者却是一支浩荡大军，一支拿“艺术”比附政治的大军。推敲一下三列人物的思想、情感、个性及文化取向，大有趣味。
——《离骚》
对屈原的解读，至梁启超、王国维等现代学者，始基本摆脱皇权阴影，置于现代理性阳光之下。可是，时至今日，屈原仍然可以继续被荒谬、被涂抹。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