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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诗人，如果能有让历代读者百读不厌价值，那么他一定具备可以让读者“自我发现”的功能。解说不尽的屈原，就像一面镜子，文人或非文人都可以拿来照一照自己。有人照见面具，有人照见肝胆，还有人照见的不知是什么。
二
五
中国第一个独唱的诗魂痛哭登场——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八方有灵，四顾茫然，“东一句西一句地上一句天上一句”（刘熙载《艺概》评《离骚》语），自言自语，绵绵无尽。他似乎将我们带离了历史、生活现场，进入一个似真似幻、婉转浩瀚、芳菲迷离、匪夷所思的世界。而这一切竟是因为他承受着超常的现实重压——君昏国危，党人跳梁，朝政日非，宫阙日远，他一再被疏被逐，无助绝望日甚一日。
惟郢路之辽远兮，
春秋战国是华夏文明走向成熟的时代，是思想哲学的自觉时代，思潮激荡且主流已显。这一大潮中的楚文化却仍保持青春气象，狂热、纯洁、生猛，并具原始气息。屈原是这一文化的集大成者，又是它的极端代表。诸子之文皆可视为文学作品，但文学是以寄生状态存在。屈原的横空出世，标志着中国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屈原带着源自南方沃野的新鲜血液，猛然楔入华夏文明腹地。
魂一夕而九逝。
楚辞形式上与《诗经》迥异，句式、篇幅不拘长短，随物赋形，曲尽幽情，诗的表现力得到大解放。孔门诗教：“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屈子却是又怨又怒，气吞声悲，肝肠寸断，大哀极伤。以北方诸子为标准衡量，屈赋真可谓不伦不类，不经不典，可正因如此，屈赋才具备了自为经典的品格。《离骚》是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最早最辉煌的抒情诗篇之一，亦成为中国文学的重要源头。从此中国文人的伤感有了深度，有了参照，从此《诗经》《离骚》并峙，进而风骚并称，成为文学的代名词。
——《抽思》
吟诗，以诗为交际工具曾是《诗经》时代的日常生活。“不读《诗》，无以言。”（孔子语）。那是一个诗像工具一样被普遍使用的时代，却并无独立诗人。屈子来了，这实在非同寻常。
屈原之后，随着以儒为主、儒释道融合格局的形成，中国士人的人格、情绪得到驯化、平衡，少有屈原式的悲剧英雄了。
屈子来了。他之来，不是为了加入已有的合唱，而是开始了独唱，开始了水气淋漓、芳香扑鼻、凄美绝艳的独唱。似乎没有任何征兆，任何铺垫，中国第一位独立诗人横空出世，大放悲声，哽咽难抑，草木为之生情，风云为之变色，神灵为之驱遣。《离骚》《天问》《哀郢》《怀沙》……一章章吟完，投江自尽。屈子死了，楚国亡了。屈子投江激起的这轮涟漪，渐洇渐大，很快，屈子便化为中国文化史上一根最敏感的神经。
屈原代表了人类困境的一种类型。“魂一夕而九逝。”屈原说，在流放地，他的梦魂一夜奔往郢都“九次”。用“忠君爱国恨党人”来概括屈原的精神世界，应该无大错。君、国、党人、屈原，形成一个无解的困境。他那“一夕而九逝”之魂，想的是存国，存国，还是存国。忠君？他不能不忠君，国家存亡系于君王一身。君昏国危是逼到眼前的现实。他对君的忠、恋、怨、愤即婢妾心态，全部根源于此。
迟于北方在远古南方文化发育，荆楚曾长期遭受华夏文明的歧视与征伐。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国风》未采录楚风，原因或许就在这里。至战国末期，楚文化已相当发达，形成与北方并驾齐驱之势，但文化边界却仍是清晰的。《诗经》记录了黄河流域的文明形态。在《诗经》里，不论是庙堂颂歌，还是田野风咏，都情感质朴、少想象。那是稷麦气息，那是有时温馨有时呛人的人间烟火。而这时的楚地却仍是神话沃野，巫风弥漫，人神共处。作为楚国北部人的老子、庄子，正可看作南北过渡的代表，少了些质朴，多了些想象与浪漫。长江岸边的屈原则纯是南人了。屈原带着植物气息，带着湿地沼泽气息，从另一个方向来了。那牵挂与哀愁，温热与伤感，具有多么醒目的强度啊。
屈子的悲剧深刻又彻底。可以说，悲剧成全了屈原。当然，这是今天的解读，而非屈原的自觉。屈原是自觉的牺牲者，而非自觉的诗人、自觉的文化创造者。这与前面所说“屈原标志着中国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并不矛盾。所谓“自觉时代”是后世历史的认可，屈原并无这种自觉。屈原追求的是楚国统一天下、楚国常存以及个人成就“修名”这一“喜剧”，而不是做“伟大诗人”。人，不论伟大还是渺小，自觉进入历史的可能性极小。
屈原（约公元前339——前278年），名平，字原，先后忠事楚怀王、楚顷襄王，秦破楚都后投汨罗江而死。他创立了“楚辞”这一文体，《离骚》等二十五篇被视为屈赋楚辞。
读到余秋雨解说屈原的文章《诗人是什么》，文中有此一说：
这是屈赋楚辞《湘夫人》首段。不看注释，不求甚解，仅轻轻吟诵，异样的天籁般的美感即无边无际扑面而来——生命如花，神灵如云，草木情深，人神相依。这与《诗经》给你的人间烟火气太不相同了。这一切是怎么来的，根源何在？
在后世看来，当时真正与“国家”贴得比较近的，反倒是秦国，因为正是它将统一中国，产生严格意义上的国家观念，形成梁启超所说的“中国之中国”。我们怎么可以把中国在统一过程中遇到的对峙性诉求，反而说成是“爱国”呢？
——《湘夫人》
有人也许会辩解，这只是反映了楚国当时当地的观念。但是，把屈原说成是“爱国”的是现代人。现代人怎么可以不知道，作为诗人的屈原早已不是当时当地的了。把速朽性因素和永恒性因素搓捏成一团，把局部性因素和普遍性因素硬扯在一起，而且总是把速朽性、局部性的因素抬得更高，这就是很多文化研究者的误区。
洞庭波兮木叶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