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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为逆旅舍，我如当去客。
——《杂诗》其七
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神释》
肴案盈我前，亲旧哭我傍。欲语口无音，欲视目无光。昔在高堂寝，今宿荒草乡。
——《拟挽歌辞》
不封不树，日月遂过。匪贵前誉，孰重后歌。人生实难，死如之何？呜呼哀哉！
——《自祭文》
“任真自然”的生存追求，使渊明深知，物之兴替、人之生死，乃宇宙大化，他既情愿纵浪大化，又惟恐来不及活出自己的“活”。要自己勿“多虑”，正因有所虑。《拟挽歌辞》一心一意悬想自己死时、死后情境。此诗并非作于死亡来临之际，而是较早。荒诞未来时，我先荒诞着，无幽默处，我偏偏幽他一默。《自祭文》作于去世前两个月，总结感慨一生，兼具遗嘱意味，同时还有将卸下生存重负之释然。他要求不起坟不栽树。这自然是纵浪大化情怀。最后仍是对存在终极的追问：生之艰辛我已亲历亲尝，“死”又如何呢？渊明当然知道，这是个既不求人答、亦无答案的问题。至死还在思考死的渊明，对死显然已非“畏”。渊明是个不肯敷衍此生者，不肯随波逐流者。“聊复得此生”——此生总算在我手中了。《自祭文》又说：“余今斯化，可以无恨。”可以说，在艰辛备尝，顽强抗争之后，渊明得以在静穆澄明之境中辞别人间。虽然带有“精神胜利法”意味，仍可说是获得了基本的胜利。如此人间如此世道，人还能如何呢？他的灵魂或许能够前往他的“桃花源”。
一条命，一颗心，一杯酒，一辈子，一片尘，几番喜，几番忧，了却生，了却恨，已知生，再问死。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对死，陶子显然比孔子较真。可谓“向死而生”乎？孔子有担荷引领天下气度，生命能量外向，陶子则盯紧自己这条命，生命能量内向。孔子行走在春秋辽阔大地上，天下虽扰攘不已，士人却斗志昂扬，因为并无霸主敢随便对士人动刀锯。陶子这只丛林野兔，从凄风苦雨中退却至田园一隅，把这条命翻来覆去打量。陶子使用这条命，让这条命脱尽工具性，实现了生命存在的深度、生命审美的深度。这只敏感深情的野兔，远离喧嚣的世界，倾听天籁，倾听自己的心跳之音。越是不可一世的枭雄，往往越是难以实现存在之真，存在之深度。人生荒谬，行尸走肉。许多人物看上去身影伟岸，却不过是在追求作为行尸走肉存于世，然后瞬间腐烂溃败，血污狼藉。
中国古代最能表达存在深度的文学作品，大约只能是陶渊明诗文和《红楼梦》。贾宝玉彻底“不器”，完全不具备贾政所希望体制所需要的工具性。贾宝玉天生痴绝，乃一不可“驯化”之赤子，其非工具性并非出于自觉。陶渊明非工具性的实现，则根源于自然加自觉。非工具性与存在深度具有密切相关性。后世对陶渊明的景慕，正是对其所实现的非工具性及存在深度的呼应。
陶渊明之后，唱和陶渊明成为千年不绝奇观。被唱和如此之多之久，历史上并无第二人。
陶渊明开创了田园诗，后世竞相效仿。王维、孟浩然、韦应物等诗人，都写出了大量优秀田园诗，与陶子相比，却大都似城里人在说乡下事。他们既无渊明之身世遭遇，更无长达数十年亲耕经历。陶之田园诗是心灵自然流露，如清风如天籁。更深层原因是，陶渊明已臻于“立德”境界。自古就有人指责渊明是“自了汉”。这没错，渊明的确是不得不走上了“自了汉”之路。奇迹在于，他在此路上可说实现了“立德”境界。达则兼济、穷则独善，是孟子所标榜士人应世之道。追求独善，又是魏晋士人普遍风尚。但无人能达渊明境界。或许，数千年间唯陶子一人。渊明是独善其身的极致。放弃立功，亦无意于立言，其诗文远离时尚，只为自娱，在当世毫无影响，立德境界却在近似自然状态中实现了。所立之德就是：追求人性的自然、自由、澄明。渊明所立此德，无违其深厚仁德，却有反工具性之潜质潜能，能启发存在感，能指向未来。显然，这不是皇权推崇之德，但皇权有时亦对之略示尊重。杀隐士这一极端行为，只朱元璋干过。江山打下来了，朱皇帝发布诏令：“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在此诏令下，姚涧、王谟、夏伯启等不肯出山为官者被诛杀，并籍没全家。明清时代，皇权臻末世，奴化达顶峰。如石头可以奴化，统治者大约连江山上的石头也不肯放过的。
士人喜欢陶渊明有多深，其反工具性愿望即有多强。
对陶渊明的景慕，至宋代达顶峰，士大夫“嗜陶”成为普遍风尚。这其中，以苏轼、辛弃疾为杰出代表。二人同为豪放派词人，一为大才子，一为才子兼英雄，遭遇皆曲折异常，登高望远，识破机关，却只能无奈悲叹。才子的豪放，英雄的豪放，不约而同折服于陶子这位隐士的“豪放”。
苏轼天纵之才，磅礴浩瀚，蔚为大观，饱受磨难，却愈老愈真。自五十七岁起极度迷恋渊明，一直到六十六岁去世，念念不忘是渊明。六百年前的“自了汉”渊明，竟成为苏轼晚年巨大精神安慰，其和陶诗达一百零九首，几乎把陶子作品和了一遍。“然吾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哉？如其为人，实有感焉。”（《苏轼与苏辙书》）“醉中了了梦中醒。只渊明，是前生。”（苏轼《江城子》）欲做渊明而不得，梦中醒中不能忘，以至于视渊明为自己“前生”。“常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苏轼《临江仙》）苏轼所恨者，正是恨不能摆脱工具性也。求真求自然，苏轼亦似渊明，但澄明之境、仁德之厚显然有所不逮。在摆脱工具性的决绝上，亦乏渊明勇气。苏轼一再沦落，却始终不曾去官。形格势禁，去官恐于生存不利。豪放如苏轼，亦不敢对生存不计功利，无法实现渊明的存在深度。皇权无缝隙，仕途之外再无路可走。这差不多是古代士人共同处境。
辛弃疾作品中对渊明的吟咏追和，达九十余处，仅次于苏轼。“千载后，百篇存，更无一字不清真。若教王谢诸郎在，未抵柴桑陌上尘。”（辛弃疾《鹧鸪天》）辛弃疾眼里，晋朝当年王导、谢安等巨族诸公，还抵不上渊明故里柴桑陌之尘土呢。
后世文人追慕古代同类，如苏、辛这般持久深切，文学史尚无足以媲美之第二例。有苏、辛这等异代知音，渊明可以告慰于九泉了。
苏、辛主位人格乃积极用世者。似乎淡泊的渊明，却最能打动他们的才子情、英雄魂。渊明的柔软、自然，正是从不屈的热血刚肠中生长出来的。越是真才子、大英雄，其自然自由之我越是难以被彻底压抑取消。景慕渊明，正是对自然自由之我的深情呼唤，对工具之我的反抗。皇权时代无数士人，皆承受过欲为“自了汉”而不得的痛苦。人们喜欢渊明，其文化、心理原因就在这里。渊明不朽的原因亦在此。
普遍的怀乡情结、田园情结，正源于自然、自由之我。故乡、田园的深层意蕴正是自然、自由这一人类根性。
真正的诗人，几乎无不怀乡——诗人是个怀乡团。放大视野看，怀乡者不只是诗人，历史上，广大士人亦普遍怀乡——士人是个怀乡团。可是，怀乡者群体还要广大得多。蚂蚁般丛集蜗居在楼群丛林里的现代都市人，如能面对一片原汁原味的田园，竟如面对一个熟悉的奇迹。那田园为何看上去如此喜悦？那田园为何恍然如我一个睽违太久的“家”？那田园为何如我的一个梦？那田园为何如我的前生？无他，只因田园正是人类的根性所在——人类是个怀乡团。
人类经历了漫长的采集、狩猎、游牧历史，始到达以耕种为特征的田园。田园让人类第一次生根。田园的根性，让人类从动荡野蛮的生存，进入相对安静质朴的生存，人类文明始进入快速创造积累时代。千百万年的积淀，已使田园成为人类文化基因。普遍的怀乡，正是这一基因的投射。田园，是人类创造的“人化自然”，或曰第二自然。田园的根系关联着大自然，关联着山河大地天空宇宙，当然亦关联着人的自然、自由本性。陶渊明汇聚升华了人类的田园情感，成为负载这一情感的符号或曰幽灵。
人类是个怀乡团。陶渊明有个田园魂。
尾声
一百七十二年前的美国，二十八岁的梭罗提着一柄斧子来到瓦尔登湖边，砍树筑室独居。两年后，又回“人间”打理他那“铅笔制造厂”去了。《瓦尔登湖》一书，记载了他这一段生活经历与感悟。与陶渊明回归之路的漫长、沉重、执着相比，梭罗的回归自然，有兴之所至浅尝辄止意味。当今稍有财力者，似乎都可那么做一下。陶渊明的精神内核远超梭罗，梭罗在当今世界的影响却似乎远超陶渊明。在中国，读《瓦尔登湖》者就可能多于读陶渊明者。我甚至恶意地认为，梭罗安排这一段生活，固然根源于自由自然这一生命本性的驱使，是不是也是为了写出《瓦尔登湖》这本书啊？梭罗即使如此，也不是什么错。现当代写作者，创作而不与名利挂钩，倒是稀罕的。陶渊明却不是这样。
今日之世界，真是一个新世界，可是却远非美丽新世界。大自然从未遇到“现代人类”这一劲敌。从溪流到海洋，从土地到天空，无不呈现出败坏之相。雾霾以幕天席地的阵容，从容不迫地围剿人类。有没有“制空权”，真是太不一样了。人类再嚣张，不如雾霾嚣张。在这样的时候，陶渊明的影子竟然会朦胧浮空，重现人间。
梭罗与陶渊明，相隔一千多年岁月，分处地球两边，文化背景迥异，深入田园程度不同，但都是人类回归田园的代表，都是对人类“诗意栖居”理想的实践。
人充满劳绩，但还
诗意地栖居于这块大地之上。
——荷尔德林《人，诗意地栖居》
“诗意地栖居”，没有比陶渊明更适合承受这句话的诗人。忧勤一生，诗意一生，痛苦一生，亦“任真”一生。这就是陶渊明。这一生，竟然亦可以是无数人的一生。为何，无数人会念叨陶渊明？为何，无数人认为自己的生命里该有一个陶渊明？
得意时想到陶渊明，那是念及人生的限度；失意时想到陶渊明，那是寻求生存的慰藉。
田园，是人类最初的诗意，也是永恒的诗意。陶渊明站在田园里，望自己，望人类，望宇宙。陶渊明站成了一个精神坐标。陶渊明是一笔能够不断生发意义的遗产。
那一团幽隐的光明，能照见我们生活的另一面。幽灵有分量有压力，以一种温柔又韧性的声音提醒着我们的生活或我们的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