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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系卫国公室诸公子，称卫鞅或公孙鞅。曾供职于魏，入秦后变法立功，封为“商君”，史称商鞅。
商鞅学识家底是法术刑名之学，受李悝、吴起影响甚大，杂家人物尸佼是他老师。商鞅做过魏国国相公叔痤家臣，任中庶子。公叔痤病重时向魏惠王力荐商鞅，说商之才足以担任国相。公叔痤又说，若不用他就一定要杀掉他。魏惠王并未采纳公叔痤之言，对商鞅既不用亦不杀。公叔痤转而向商鞅道以实情，让他离开魏国。商鞅却有充分自信，清楚魏惠王对他只能是“不用不杀”态度。所以他仍盘桓魏国，观望天下。
《史记·商君列传》开篇这种叙述，不能不令人联想商鞅后来命运。掂量历史又义气深重的司马迁，对笔下人物善用伏笔。商鞅与李斯、韩非等文人一样，是最能令司马迁深度感慨的人物。用与不用、杀与不杀，选择权不在商鞅等“主人公”这里。去哪国卖命，卖出什么价钱，商鞅们却有相当自由的选择权。
像商鞅这类战国士人，少有祖国、家国情怀，功利在哪里，激情就在哪里。这个“邦无定交，士无定主”的国际环境，催生了大量以投机为事业的纵横家。商鞅非纵横家，却完全具备纵横家心态，甚至比一般纵横家更为彻底。
文化落后、偏处一隅、戎狄环伺的秦国，曾长期以艳羡又复杂眼神望向东方诸国。随着周王室权威一再衰落，历史进入了战国时代。公元前364年，秦、魏石门大战，秦大胜，斩敌六万。戏剧性局面出现了：天下共主周天子竟“贺”秦大捷。秦国早已明白这样一个道理：拳头大好说话。文化发达反而可能使国家陷入软懦无力状态。秦国望向天下的眼神已悄然换为“虎视眈眈”。尽快塑造“铁拳”称霸天下，被秦最高统治者视为历史使命。
秦孝公在石门大战三年后即位，他正好是一位称霸欲极强的年轻雄主，即位时二十一岁。
秦孝公即位之初，就下《求贤令》：
……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孝公首要目标是恢复两百多年前秦穆公霸业。他对所求之贤只一条标准：能出奇计强秦。承诺的奖赏规格没法再高了：尊官、分土。
轮着商鞅登场了。
历史总是呈现风云际会现象。极宝贵极罕见的百家争鸣局面依旧持续，结束争鸣的力量却亦在潜滋暗长。商鞅带着法家先驱李悝的《法经》，在其老师尸佼陪同下来到秦国。秦国的国家性格越来越鲜明有力。这一性格早就对商鞅形成强烈的诱惑。从此之后二十年，秦国国家性格与商鞅性格相映生辉。
正像后来的少年小王嬴政令初到秦国的李斯想入非非一样，年轻孝公亦令商鞅激动不已。孝公当然是国家性格的最主要体现者。在宠臣景监引荐下，商鞅迅速见到孝公。与孝公对谈，商鞅依次说之以帝道、王道、霸道。谈前两者时，孝公昏昏欲睡。谈霸道时，孝公瞪大了眼睛，不自觉地膝行靠近商鞅。他们之间从此开始了漫长的君臣相得生涯，足以将改革大剧演得淋漓尽致。商鞅知自己与孝公皆无帝道、王道之信，之所以先说之以帝道、王道，是为霸道主张作铺垫、追求说霸道效果而已。在商鞅的设计里，推动霸道的唯一途径就是采用法家路线，他的“法术”只有与霸道结合才能无敌于天下。
司马迁去商鞅二百年，《商君列传》里人物的声气口吻却如在眼前。借助创造某个场景以深化其历史判断，是司马迁经常采用的方法。司马迁追求表达的东西不在历史表象。其笔下场景，并不等于历史实有场景。“商鞅说孝公”场景，就应作如是观。
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一场被历史视为唯一成功的变法开始了。在秦孝公强力保障推动下，数年之间，商鞅两次变法。变法核心是两个字：农、战。
商鞅的强国之术堪称严厉。这是一次激进冷酷的国家主义试验。所有妨碍提升战力、增加粮食的因素，都在打击之列。“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商君列传》）司马迁充分肯定商鞅变法的效果。底层民众在付出牺牲后，亦得到了一些从前不曾得到的好处。
秦国变成了一架更加纯粹的战车。从前的“夷狄之邦”迅速被改造升级成“虎狼之国”。公元前343年，周天子送给秦一块祭肉（“致胙”），给秦孝公加以“兴兵约盟，以信义矫世”之霸名。对秦国谈之色变的各国，却不得不前来祝贺。
伴随着秦国的崛起，商鞅正在迅速接近此生巅峰。但是，到达峰顶还需一场彻底出卖灵魂的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