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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向来觊觎近邻魏国。魏、齐交战而魏败。商鞅感到这是天赐良机，便向孝公提出趁魏新败伐魏。公元前340年，商鞅亲任秦军统帅伐魏。魏国统帅是公子卬。商鞅供职魏国时，与卬交情不错。两军对垒之际，商鞅送信给公子卬：“吾始与公子欢。今俱为两国将，不忍相攻，可与公子面相见，盟，乐饮而罢兵，以安秦、魏。”（《商君列传》）朋友关系为商鞅拉低道德底线提供了方便。利用旧谊害老友，商鞅能做到心理无障碍。公子卬却未加怀疑。盟会饮宴过程中，公子卬被商鞅伏兵虏获。魏军大败。魏国不得不割河西地献秦求和。“我不怕有人捅我一刀，可怕的是回头一看，见捅我的是兄弟。”公子卬大约有此等感觉的。割地求和之后，魏惠王叹道：“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
商鞅到达了人生巅峰。孝公兑现《求贤令》诺言：以商、於等十五邑封鞅，号为“商君”。差不多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尊荣。常常是这样：极端手段或不择手段往往是最见效手段。商鞅相信并证明了这一点。秦国作为体制亦如此。
巅峰却是一道悬崖。商君，刻薄的商君，你不知道，你生存于世的时间已不多了。仅仅两年后，你将被车裂灭族。
生存是否快乐，只有商君自己知道。商君需要一支庞大保镖队伍。每次出门，皆严密布置数以十计的车辆跟随，车上满载武士，持长矛操短戟的保镖傍车而进。“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商君列传》）司马迁说了，秦国已经山无盗贼、乡邑大治，可为何商君不安全感会如此强烈？变法成功了，生存却更危险了。得到了梦寐以求的东西，生存却一定再塞给他一些他不想要的东西。退一步不行吗？巅峰之上无退路。
变法设计师努力把人变成物，变成一块木头、一块石头、一件兵器。人越是无人的价值，对君王对国家越好用，且具备用过即扔的方便。民众无能力视商鞅为木头、石头，但有人有这样的能力。
公元前338年，一个人的死却成为商鞅灭顶之灾：商鞅想不到，小他十多岁的孝公突然死了。商鞅的最强大“保镖”其实是孝公。高呼君王万寿无疆，有些时候，有些人必定是出于真诚。
孝公儿子惠王即位。在变法中被打击的旧贵族疯狂反扑，顺手采用的就是商鞅所倡导的“告奸”策略：商鞅谋反。商鞅踏上逃亡之路。商鞅为减少民众交际活动，曾下令关闭国内大量旅店。好不容易跑到国境边，旅店店主却以无“验”（通行证之类）拒绝其入住。店主说：“商君规定，收留无验者入住，要连坐店主。”商鞅跑到魏国，魏国人把他撵了出来。魏国人忘不掉他对公子卬的欺骗。商鞅不得不返回封地，组织兵力作困兽之斗。这却只能证明“谋反”是真的。他承受的是堪称最悲惨的车裂族灭命运。
人生之悲凉，莫过于成功后又彻底失败。商鞅这一命运，与百年后法家信徒李斯命运极为相似。老是读到当代人惋惜商鞅“为变法而牺牲”，不禁纳闷。“牺牲”这词真是太易被滥用了。商鞅既无丝毫牺牲自觉，亦不具备丝毫牺牲的壮烈。眼睁睁看着到手的功名富贵化为云烟，树倒猢狲散，身与家化为草芥土石。如此而已。
司马迁习惯在文章结尾申明其根本判断。《商君列传》亦如此：“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由“行之十年，秦民大悦”，竟迅速到“卒受恶名于秦”。有人说司马迁评价商鞅前后矛盾。不是矛盾，这正是司马迁的深邃之处。前者是对变法近期效果的认可，后者是基于人性、基于历史的根本判断。司马迁踏勘过无数历史废墟，构建了一个以数千年为尺度的历史大厦。他判断的商鞅，是变法成功的商鞅，亦是秦朝废墟上的商鞅。那废墟，曾以商鞅的灵魂为灵魂。司马迁对商鞅人格与言行皆持严厉否定态度，说商鞅“文如其人”。这是否是中国古史中最早的“文如其人”判断呢？司马迁的结论是：商鞅悲惨命运根源于人格与言行的刻薄。这一看法并不孤立。商鞅“刻深寡恩”“惠王车裂之，而秦人不怜”。这话见《战国策》。后世所谓伟大改革家，在其当世、近世人眼里，却不过是个刻薄之徒、死不足惜之人。生而为人，首先是人，然后才是今人、古人、伟人、凡人、中国人、外国人等。以人性、道德来判断历史人物，理应是一种基本判断。这与把历史人物放到其生存环境里去判断并不矛盾。
秦人不怜，司马迁不怜，有人怜。
那些广大而沉默的木头
不存在对人性不抱态度的学说。要判断一种学说本质，理应理清其对人性的态度。
围绕变法核心农、战，商鞅推动实施废井田、开阡陌、行县制等一系列开天辟地措施。不能不承认商鞅变法的魄力。只是，到达目的的途径实在太血腥了。
与人性对着干，与常识对着干。商鞅大讲特讲，毫不掩饰。
商鞅有一种独特的“输毒”理论。“国贫而务战，毒输于敌，无六虱（六种虱害），必强；国富而不战，偷生于内，有六虱，必弱。”（《商君书·靳令》）国穷会生内毒，富了会生偷惰之毒，通过战争能将毒输出施加于敌人，所以不论穷富都要打。这或许与现代所谓通过战争转移国内矛盾之说有点近似。商鞅追求战争机器要纯粹再纯粹。
一切以有无军功与生产粮食多寡说话。“有军功者，各以率（标准）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奴）。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商君列传》）平民凭军功可赏以爵禄，贵族若无军功，连王室身份都难以保全。这对打击世袭贵族、促进社会重组，无疑会立竿见影。因从事工商（“事末利”）或因懒惰而导致贫困的，举家收为奴。这已相当残酷。而那军功，是以敌人头颅为计算单位的。“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父遗其子，兄遗其弟，妻遗其夫，皆曰：不得，无反。”（《商君书·画策》）不论为父、为兄、为妻，皆对出征亲人说：多砍头、多立功，否则莫回家。这令我想到侵华日军东史郎在《东史郎日记》中所写场景。东史郎踏上屠杀中国人征程之际，他母亲赠以匕首，嘱咐道：“这是一次千金难买的出征。你高高兴兴地去吧。如不幸被支那兵抓住，你就剖腹自杀。”相隔两千多年，国家主义（或曰军国主义）本质相同，对人性摧折相同。我又想到秦陵兵马俑。八千兵俑表情无一不是恭顺服从，且每人脸上皆挂着不可思议的微笑——手握冷兵器的微笑。如果说有不同，只是恭顺与恭顺的不同，微笑与微笑的不同，是刚强的顺从，是坚定的卑微——这才是秦国的军队。在专制又好战的封建统治者眼里，民众最佳存在状态就是所有个体整齐化一如兵器。
商鞅敢于突破常规抛弃常识。违抗新法者，不论贵族还是平民，商鞅都予以无情打击。这好理解。从前曾说变法不好的人中，有人转变看法说变法好。按常理，这实在可喜可贺。荒诞的一幕发生了。“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于边城。其后民莫敢议令。”（《商君列传》）任何形式的批评都绝不允许。有人还在使用自己的大脑，这本身就是不能容忍的。由说不好变为说好是错上加错，因这中间有自己的观察判断。“木头”的要义就是不思考。
商鞅斗志昂扬、信心百倍去推行的价值，我勉强称之为“普不适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