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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兰的办公室去拜访他，他的办公室位于波士顿市区的金融中心，道富银行总部大楼的10楼。他热情地欢迎我，让我觉得自己不像是跟潜在的敌人谈话，更像是在跟同行聊天。我问他为什么会放弃医生的工作，而去当医疗过失诉讼的律师，是为了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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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富兰克林是我的朋友，他也是一个医生，在位于波士顿的马萨诸塞州总医院工作了四十多年。他是治疗严重的、危及生命的过敏性疾病的专家，同时也是一位父亲。
他曾经当过23年的整形外科医生，事业相当成功，尤以儿科整形见长。他甚至担任过法庭上的专家证人。后来，他一转脸进了法学院，放弃自己的医疗工作，开展一项新的事业——控告医生。望着他，我心想，那个时候，他是不是对医生的责任萌生了与我们这些当局者不同的理解？
有一年，他的儿子彼得打电话来说自己身体不舒服。当时彼得还是波士顿大学医学院二年级的学生，他说自己一直出汗、咳嗽，而且浑身疲倦。富兰克林叫儿子到他的办公室来做检查。他没找出明显的原因能够解释儿子的症状，所以让他去拍胸部X光。当天晚些时候，放射科同事打电话来告诉富兰克林：“我们遇到大麻烦了。”X光片显示，一个肿瘤占据了彼得的胸部，从中间向外推挤他的肺部。放射科专家从未见到过如此巨大的肿瘤。
兰60岁年纪，秃头，矮个，大嗓门儿。他在庭上不停地踱步，每逢里德提出抗议就翻白眼，态度中丝毫没有尊重和礼貌。他的形象简直就是医疗事故官司中律师的典型，当然，有一点除外：巴里·兰过去是个医生。这也是我来旁听这场审判的原因。
等富兰克林从打击中回过神来，他给身在家中的彼得和他年轻的妻子打了电话，把这个可怕的消息告诉他们。彼得夫妇育有两个孩子，一家四口生活在一幢小别墅里，当时正在重新装修厨房。出了这件事，他们的正常生活一下子被打乱了。彼得住进了医院，进一步的检查结果证实他患了霍奇金淋巴瘤。医院给他实施了高剂量的放射治疗，用加宽的光柱来包围他的胸部和颈部。彼得仍然决定继续上学。即使放射治疗麻痹了他的横膈膜，并损坏了他的左肺，使他无法正常呼吸，他还是坚持把治疗都安排在课余时间。
我不清楚陪审团是否听信了兰的含沙射影。他的讯问让我毛骨悚然。我不禁想象着，假如换作是我，对一些病例的治疗结果不理想，而又没有把每次的谈话结论一一记录在案，现在站在这里被迫为自己辩护，心中一定充满了惶恐和无助。
然而肿瘤实在过于巨大，放射疗法起不到作用。肿瘤还在继续慢慢长大，扩散到彼得下腹部的两个淋巴结。医生们告诉他的父亲，这是他们见过的最严重的病例。彼得还需要做几个月的化疗，那将会让他身体更加虚弱，而且丧失生育能力，但他们都说，化疗应该能有作用。
“医生，您做了很多整形医学方面的研究，这大概是事实吧？”接着他又问。
富兰克林想不通，为什么肿瘤会在大家的眼皮底下发展到如此地步。回想彼得过去的医疗史，他记起四年前他曾经在自己所在医院拔过智齿。当时彼得的手术是在全身麻醉的情况下进行的，并且还留院观察了一夜，那时候应该拍过胸片。富兰克林让一位放射科专家找出原来的片子再看一看。那位专家告诉他，从片子上看，当时那个团块就在，而且，原先那位负责审查彼得胸片的放射科专家也看到了。四年前的那份报告上写着：“建议对此做进一步鉴定。”但从没有人通知过富兰克林一家，而且口腔外科医生和外科住院医生都在彼得的病历上写着：X光片结果一切正常。
兰扬起眉毛，站在那里惊讶地合不拢嘴足有五秒钟之久。“20年的时间，您发表了三篇文章？”
如果当时肿瘤就得到诊治，彼得只需经过普通的放射疗法就可以痊愈，对身体的损害也会大大减少。而现在，就算能保得住性命，恐怕也不能完成医学院的学习了。比尔·富兰克林都快发疯了。这一切怎么可能发生？！他是医院的“自己人”，而不是其他不相干的人！彼得的妻子和孩子今后要怎么生活下去？
“三篇。”里德说。
还有成千上万的人遭遇过类似的情形，他们通过提起医疗诉讼来寻求解决方法。比尔·富兰克林不想这么做。与儿子的案情有牵连的人都是自己的同事和朋友，而且他一点也不热衷医疗事故诉讼。他自己就吃过这样的官司。他有一个患有严重哮喘的长期病号，一次病情严重发作时，他给那个病人施用类固醇以缓解她的呼吸。她的哮喘是好转了，不过高剂量的类固醇使病人陷入长时间的精神错乱，她必须入院治疗。诉讼时对方声称，考虑到类固醇的危险性，富兰克林给病人施用这种药就是过失行为，因此要为其后果负责。富兰克林当时愤慨不已，病人有生命危险，而他已经尽力为她做了最好的治疗。
“医生，在您整个职业生涯里，一共在文献上发表过多少篇文章？”兰又从另一个角度发问。
现在，为了彼得，他决定找院长谈谈。他要求院方展开一次小型调查，查明错误的根源，并制定措施防止类似情况再次发生；他还希望医院能为彼得的妻儿提供经济资助。院长却说他不能跟富兰克林讨论此事。院长说，他应该去找个律师。富兰克林想知道，是不是没有其他解决办法了？得到的答案是没有。
“再说一遍，我的确告诉过芭芭拉·史丹利本人！”里德抗辩道，“但她拒绝了。”虽然兰竭尽全力地想激怒他，使他口不择言，但他还是在努力控制自己的愤怒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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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提高了声音：“事实是你当初应该告诉芭芭拉·史丹利才对吧？”他就差没说里德作伪证了。
这就是我们这些医学工作者做得不足的地方。当治疗过程中发生了不好的状况，患者和家属想知道这到底是必然发生的，还是由于严重错误造成的，他们可以向谁求助？大多数人当然首先想到去问当事的医生。如果医生犯的错误对患者造成了损害，出于职业道德，应该有责任将实情告知患者。但是假如他们不作回应，又如果他们担心吃官司胜过关心患者，或者倘若他们的解释不那么合理呢？人们会打电话给律师，往往只是想在律师的帮助下找出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