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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陪审团相信的是事实，而事实就是我的确告诉过芭芭拉·史丹利本人，她需要做两厘米的皮肤切除术。”
“多数人都不确定来找我是为了什么目的，”南卡罗来纳州的辩护律师弗农·格伦这样告诉我，“患者一般都是听到护士们在窃窃私语，‘这太不对劲了，绝对不该发生的。’然后才决定来找我们律师。”患者家属会请他看一看那些医疗文件。如果损失或伤害严重，他会以专家的角度审阅那些文件。“很多时候——比你想象得要多，我们会跟他们说，‘这就是发生的事实。我们认为不能立案。’他们会说，‘好吧，至少我现在了解了事实。’”
“现在，您希望陪审团相信，您告诉过史丹利本人？”
代理医疗事故官司的律师对治疗过程的评估绝对不是最公正、最专业的，但医学界也没有给予真正的转圜余地——因为我们医生一般都不愿意为自己的过错所导致的后果负上经济责任。事实上，很多医生勇于承认错误，不是因为别的，而是这么做也许会降低患者起诉的可能性。
“对。”
然而，当情况发生变化时，例如某个跟医生关系密切的人被医疗失误伤害，我们的看法似乎就转变了。在最近的一次全国调查中，医生和普通民众被要求就同一个案例作答：一位外科医生为一个手术中的70岁老人注射了一种抗生素，却没有注意到病人的病历上注明他对这种药过敏，注射之后才发现了这个错误。尽管医生尽全力抢救，病人还是死了。事情应该怎么处理？50%的普通民众认为当事医生应该被吊销执照，医生们几乎都持相反意见，不过55%的医生说他们会以医疗过失起诉当事医生。
“但您并没有告诉霍克曼医生，也就是史丹利的内科医生，她需要做两厘米的皮肤切除，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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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给史丹利夫人的建议。”
经过一系列思想斗争，比尔·富兰克林决定去找律师。律师朋友们警告他，如果事情不顺利，他可能要被迫离职。他热爱医院和自己的工作，而且彼得的口腔科医生是他的朋友。但他的儿子受到了伤害，而且儿子和他的小家庭遭受了那么多损失和痛苦，他们应当获得补偿。彼得本人却反对起诉。他担心打官司可能会使他的医生不满，那样的话他们就不会好好给他治疗。不过在父亲的劝说之下，他还是同意了。
兰开始把这些线索串联起来：“按照您当时的意见，芭芭拉·史丹利需要的恰恰就是再切除两厘米见方的皮肤，对吗？”
起初，富兰克林一家找不到律师愿意接手这个官司。实际的失误发生在四年前，超过了州法律规定的三年追诉期限。当时大多数州的法律都有规定，不允许就很久以前发生的行为提出民事索赔申请——尽管彼得获知错误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后来，他们找到一位年轻的辩护律师迈克尔·摩恩，他把这宗官司一路打到了麻省最高法院，并于1980年成功争取到法律条例的修正。富兰克林诉麻省总医院及其他人等一案开创了先例，自此之后，州法律规定起诉时限应当以发现伤害的时间为起点计算，而且这项规定一直沿袭至今。法律的修正让诉讼得以继续进行。
“对。”
1983年，这起官司在戴德镇开庭审理。60年前，就在同一幢法院大楼里，无政府主义者萨科和万泽蒂被宣判谋杀罪名成立。<a id="link-501" href="#link-502"><sup>①</sup></a>彼得的母亲贝芙·富兰克林说：“审判时的情景我都记不清了——我不敢听。但我记得那个房间，也记得迈克尔·摩恩说的那些话，‘女士们，先生们，这位年轻人的胸膛里有一枚定时炸弹，而且已经有四年了！四年！医生们却什么也没有做。’为了听到这些话，我们已经等了那么久。”官司审理了四天。陪审团最终判定彼得胜诉，并判决赔偿60万美元。
“这么说您做事非常认真，并且有把与患者之间的互动和通话记录下来的习惯，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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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样。”
比尔·富兰克林说在那之后，他并未在医院里遭遇到其他人的抵触。同事们都很理解，彼得的医生也倾尽全力为他治疗。漫长的一年里，经过整整六个周期的化疗，到了年末，彼得胸部的淋巴结里还是有残余的癌细胞存在。医生们又给他实施了一种新的化学疗法，这种疗法严重削弱了他的免疫系统，他险些死于病毒性肺部感染。他住了几个星期医院，最后不得不向学校请假。受到病毒的影响，即使只是爬半层楼梯，他也会上气不接下气，而且足部神经灼痛。他的婚姻也慢慢瓦解了。面临灾难，人们要么紧密团结，要么劳燕分飞。这场灾难没能留住彼得的妻子。
“您记录了9月6日与芭芭拉·史丹利的那通电话，当时你给她伤口的感染开了处方，是吗？”
然而彼得活下来了。他终于从医学院毕业，并决定专攻放射学。让大家意外的是，他首选的几个实习单位都拒绝了他。彼得的系主任打电话给其中一个放射科的主任，询问他们拒绝彼得的原因。对方的回答是：“这家伙跟我们不是一路人！他居然起诉医生！”系主任把彼得的详细情况告诉对方，然后又问：“假如他是你的儿子，你会怎么做？”之后彼得就被接收了。他参加了波士顿大学的实习计划，实习结束后，院方请他留院工作，很快他就当上了一个部门的主任。他再婚了，现年58岁，是一名整形外科影像学专家。他留着一把大胡子，一头浓密的灰发，由于化疗的影响，他常年被肺部和肝部的不适困扰。2000年，他创办了一个远距离放射学小组，目前为全国150个放射科解读扫描结果。他还担任了一些职业运动队，如圣地亚哥闪电队和芝加哥熊队的特别顾问。
“对。”
他说，过去的痛苦经历促使他在工作中格外谨慎。他组建了一个审查委员会，专门查明和分析错误。不过，医疗过失保险是他的医疗小组的最大一笔支出。美国的医疗过失诉讼中，最常见的一类恰恰就是指控医生遗漏诊断或是耽搁治疗，也就是彼得曾经遭遇过的那种失误。我问彼得，他那场官司让这类索赔起诉的难度有所降低，作为当事人他有何感想。他一惊，半天没说话，思考着该怎么回答。
“您记录了与克拉克医生的那通电话，对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