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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医疗过失赔偿体系已经失控，”他终于开口说道，“我那点小小的经历根本不说明任何问题。整个体系充满了弊端。不过要是患者确实受到了损害，那就是事实，我想我们应该承担它。”这难道不是自相矛盾吗？他说，并不矛盾。真正矛盾的是赔偿体系。事实上，应该得到赔偿的人很少如愿。他自己的情况很不寻常，因为他的确得到了赔偿，但那也是经过了七年的斗争，之前所有的上诉无一不被驳回。与此同时，有太多不应该得到赔偿的人提出诉讼，骗取了巨额的金钱，并给相关医生带来极大的损失。在他看来，这个系统从根本上就有悖常理。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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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助手记录了8月1日你与芭芭拉·史丹利的面谈，对不对？”
医疗的核心存在着一个悖论：它发挥的作用非常好，但又永远都不够好。它给人们带来健康的体魄，如果没有医疗，人就不能享有这样的健康。20世纪50年代以来，心脏病的死亡率已经下降了约70%，中风的死亡风险也降低了80%以上，癌症患者的存活率如今达到了70%。取得这些进展，依靠的是药品和手术，以及最重要的因素——医生的诊断。医生的诊断可以救活病人，也同样可能损害病人。恰恰是因为我们已经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所以一旦我们失败，人们就会质疑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是。”
作为一名外科医生，我在明年将要做大约350台手术，手术类型从绞窄性腹股沟斜疝修复术到甲状腺癌的切除不等。按照常理推断，大约2%，也就是6~8台手术的结果会不理想，病人可能出现大出血危及生命，或者我有可能损坏他或她的某一根重要神经，也有可能诊断错误。
“您记录了8月31日你与芭芭拉·史丹利的一通电话，是这样吗？”兰提问。
据说希波克拉底<a id="link-503" href="#link-504"><sup>②</sup></a>曾经说过，我们有时候确实会把事情搞砸。对严重并发症的研究表明，一半的并发症通常是不可避免的，了解了这一点，出现类似状况时我也许能给自己找到一些安慰。然而，我也可能犯错导致病人出现另外一半本可以避免的并发症，而且我的错误可能会永远改变某个人的一生。社会公众也在想办法以足够的宽容来理解这些事情。犯了错的医生就是恶棍吗？不，按照这种逻辑，世界上就没有好人了。但导致患者受到伤害，就是我们的污点。
这一类回答最合兰的心意了。不过，里德最大的麻烦就是他没有将9月中旬与芭芭拉·史丹利的电话通话做记录。他无法提供任何证据来证实他单方面的陈述，而且，原告没有义务排除合理的怀疑（即被告犯有医疗过失），关于这一点，兰已经多次提请陪审团注意。他只需让12位陪审员中的10位相信他所说的更具可能性即可。
我观看了很多场棒球比赛，发觉自己总是不由自主地思考三垒手的职责。一个赛季里，一名三垒手使对方出局的机会跟我要做的手术次数相当。最顶尖的球员，比如麦克·洛厄尔几乎次次都能成功，但即使是他，也有2%的概率漏球或是把球扔过一垒手的头顶。没有人能在整整一个赛季里不犯任何愚蠢的失误。球手一出现失误，球迷们就叫嚣奚落。要是他的失误使得自己的队伍输掉整场比赛，叫嚣就变成了怒吼。
“这是个假设性问题。”里德说。
但是，想象一下，假如每次麦克·洛厄尔传球失误，你在意的某个人就会丢掉性命或健康受损，一次失误让一个老人必须被切开气管才能呼吸；另一次失误使一个年轻女性只能靠轮椅生活；还有一次失误令一个孩子大脑永久性受损。他的队友们还是会对他表示同情，但作为观众，有的人可能咆哮着冲进赛场想要洛厄尔的命，其他人也许看在他以往作出的贡献份上原谅他这一次的失败。不过，没人会再用从前的眼光看待他，也没人会乐意像失误没有发生过一样继续进行。我们希望他能表现出悲伤，希望他负起责任；另一方面，我们也希望受到伤害的人得到有意义的帮助。
兰提问：“如果在扩散之前切除，黑素瘤是可以治愈的，您认不认同这个说法？”要是换了平时，病人问这个问题，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予以肯定。但现在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是律师，所以他没有把握地停顿了一下。
医疗行业的情形也是如此。事实证明，诉讼是一种特别不合理的解决方式，耗资巨大，冗长拖沓，把医患双方置于痛苦的对立局面，患者也很少能够得到实质性的帮助。因医疗过失受到伤害的美国家庭中，有98%都不会提出诉讼。律师们认为他们不是合格的原告，不愿帮这些人打官司，或者他们自己就先知难而退了。每年提出诉讼的5.5万人当中，大部分最后都败诉了。最终的结果是，平均下来，在100户应当得到赔偿的家庭里，只有不到1户真正得到了赔偿，其余的都一无所获——没有得到帮助，甚至连道歉都没有听到一声。只有受害程度最严重的才得以为人所知。
皮肤科医生仍然挺直腰杆坐在被告席上，听着兰连珠炮似的向他发问。他努力让自己不表现出慌乱。我的一个儿科整形医生朋友也曾经因为医疗过失吃过官司，他告诉我，在出庭前他的律师给过他一些有关出庭仪表的指南：绝对不能穿戴任何华丽或贵重的衣服；不要微笑、开玩笑或是皱眉；不能露出愤怒或不自然的神色，但也不能显得过于自信或不当回事。看样子，里德打定主意要面无表情。为了避免答话出现纰漏，他仔细分析每个问题里面的陷阱，可如此小心翼翼只会让他显得焦虑不安、神经兮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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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理里德案件的法庭就是当初审理我的那间。当我认出这屋子时，浑身不禁一阵战栗。我知道，不是人人都明白医生的工作体制，因此我曾尝试客观地去理解医患之间的隔阂。开庭前，在法院的走廊里，我挨着芭芭拉的儿子厄尼·布劳坐下。他告诉我，经过六年之久酷刑一般的官司拉锯，他已经身心俱疲了。他在华盛顿州一家化学实验室工作，几年来所有的假期都花在这上面，还得动用积蓄来支付旅馆和航班费用，其中还有两次刚到这里就接到通知说审理日期延后。他说：“要不是母亲要我这么做，我也不会来这里。但她临终前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她很愤怒，就是因为里德，让她失去了本应更长久的生命。”看到里德被传召上庭，厄尼感觉心里很痛快。
还有另外一种解决方式，最初是为了帮助被疫苗损伤的人而设计的。疫苗让数千万的儿童受益，但每年，平均一万名接种儿童之中，就有一名被疫苗的副作用伤害。从1980年到1986年，律师针对医生和疫苗生产商，向美国法院提出的伤害索赔金额超过35亿美元。当他们胜诉后，疫苗价格突然暴涨，一些生产商退出了这个行业。疫苗库存减少，出现短缺现象。于是国会插手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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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美国的每支疫苗价格中含有0.75美分的附加费，大约占总成本的15%，政府用这些钱成立了一项基金，专门用来赔偿受到疫苗损害的儿童。这项计划不需花费精力去分辨哪些儿童是由于医生的失误受害，哪些是运气不佳才受到伤害。已知的疫苗副作用伤害种类已经由一个专家小组罗列出来，如果患者符合其中一项症状，基金就会给付赔偿金，用于治疗及其他方面的花费。如果患者还不满意，可以向法院提出诉讼。但很少有人这么做。1988年以来，该基金已经支付了总计15亿美元给受伤害的患者。由于这些成本是可以预知并且平均分配的，疫苗生产商们不仅回到了市场，而且还研制生产出新型的疫苗，包括肝炎疫苗、水痘疫苗和子宫颈癌疫苗等。该计划还将生产商的资料公之于众，被患者诉讼的厂家名称和理由都无一遗漏，要知道，通常情况下，医疗官司的法律决议其实都是不公开的。这套体系当然也有缺陷，但相比打官司来说，它帮助的人群要大得多了。
我自己也经历过一次莫名其妙的诉讼。1990年，我还是个医学院学生，当时正站在拥挤的公车站台，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太太绊倒在我脚下，肩部骨折。我给她留了自己的宿舍电话，希望她能打电话告诉我她的情况怎么样。结果她把号码给了律师，当律师发现那电话号码是属于医学院时，就企图从医疗过失的角度指控我，说我在试着帮助老太太的时候没能诊断出她的肩部骨折。（一个法警在我上生理学课时给我发了传票。）事实很明显，我只是个入学刚一周的医学院新生，也没有对老太太采取过任何治疗措施，所以法院没有受理这宗官司。接着，律师又对我提出起诉，宣称我骑着自行车碾过他的委托人，要求赔偿50万美元。我根本没有自行车！但为了证实这一点，我花费了一年半的时间，还有1.5万美元的律师费。
